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尚编写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14岁入清华读书8年，留美3年，退休后又居美七八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获得成功。

祖父是前清秀才，家境优裕，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祖母育子女12人，2夭折。存5子5女。父亲是次子，但长子早逝，所以在家庭中实际是长子，最为祖父钟爱。旧式瓦房的3间东厢房，是祖父的书房。设一床，午睡。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进这书房的，父亲是唯一的例外。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四五岁。我记得父亲老是坐在祖父书房里，不知谈些什么。

父亲并不治小学”，祖父的那些书，我想父亲也未曾读过。但书的存在，即是一种教育。父亲小时候上公立小学，然而祖父仍延请了一位周老师来家作塾师，授古文。我七八岁时，在父亲书房里曾发现过父亲小时候的作文簿，之乎者也，我看不懂。父亲考清华时，先初试入围，然后由一个督军之类的大官堂试。一列小孩，长衫飘飘，由马

父亲晚年，倒是穿西装。而教书10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30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27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

总的来说，父亲虽然数十年手不释编，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广泛。也许习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吧。 父亲喜欢书画。中国的历代书法家，他最推崇右军，常常叹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父亲写过不少条幅，中年以前写稿写信都是用毛笔，晚年才改用钢笔、圆株笔。大

父亲爱看体育竞技。但体育运动是父亲之所短。在清华读书时，马约翰先生主管体育，督导甚严。父亲的游泳课不及格。补考，横渡游泳池即可。据父亲说，砰然一声落水，头几下是扑腾，紧跟着就喝水，最后是在池底爬，几乎淹死。老师把他捞起来，只好给他及格。父亲玩过的球类运动，有乒乓球、棒球两种。我见过父亲打乒乓球，彼时腹围已可观，手握横拍立定不动，专等球来找他。打棒球，我未及见。但直至辞世，父亲对棒球情有独钟。每逢电视有棒球赛，父亲必是热心观众。

父亲写过谈吃数十文。在吃的方面，父亲无疑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自

父亲不信鬼神。但于佛教颇有兴趣。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外文系主任(林xx)笃奉密宗，常在家中设坛行法。画符、诵咒、

父亲之晚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切都淡薄了，一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往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父亲逝世后，台视李惠惠女士打电话来：“几次要去访问令尊，都被令尊拒绝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令尊家在何处。现在令尊已经去世，是否可去令尊家访问了呢”这一次的访问，终于实现。父亲已不复能拒绝。父亲在赠琦君女士的金缕曲结尾云“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这正是他晚年之心声。

父亲的最后几分钟，乃以缺氧致死。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索笔，手

引导语：我们一起来用心倾听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讲解他父亲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一、梁家家事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儿，八旗，生下来就有皇粮。四品官儿也不算小，收入比较多，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这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好象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家里抱来的，刚出生就抱我们家了，我爷爷的亲身父亲、母亲不是满族，是汉人。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6个男的、6个女的，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我大爷去世早，死于肺病，他儿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节。我大妈殉节以后，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贞烈可封”，大石头牌坊，树立在双榆树。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给了13亩地立了一个祠堂，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一杀，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变成双榆树商场。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么也没上大学，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钻研，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们吃打卤面，我妈做的特别好。我妈包的饺子，我也觉得特别好吃。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的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我妈死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为什么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二、一生翻译莎士比亚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20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65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别的都是副业，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他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当然莎士比亚是在西洋文学里是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40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学文字上的秀美，要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70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20岁开始翻，翻到70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以外，翻莎士比亚，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滩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一个大棉垫，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属于工具书，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他发动了200多人，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收集资料，编了一套英汉字典，然后分类出版，有医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有30多个版本。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文字典就是梁实秋主编的这本字典，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了去美国探亲，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他问我：“你是梁实秋的女儿？梁实秋是我老师。”我说：“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他就从他一抽一屉里拿出一个黄本的英汉字典，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我说：“不行，我在中国当律师，我这儿有工作，我去探亲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他说：“那好。”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另外，他还翻译了10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著，比如现在热销的《随想录》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译之外，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风一靡一全世界。

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么普及了。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各种大沙燕，有瘦长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锅底，还有龙顶鱼，那个眼睛能翻的，还有孙悟空。我们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还有上面带琴，一拉风一兜，琴就响，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那个线不结实，放远了就会断了，都使用的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特别的结实。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拿手一拨就转。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放远了以后，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一夜，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因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多了，会打架的，有时候把线缠在一起了，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风筝拉人家去。我父亲喜欢玩儿这些东西。

平常他是逛书摊，上琉璃厂、荣宝斋、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人家那儿老板都认得他。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逛厂甸。在北京过年好象习惯都去逛厂甸，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在新华街上搭上棚。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甚至金银珠宝翡翠，现在都差很多了，那会儿卖羊头肉、奶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又吃又喝，又买玩意儿。他带着我们去，那会儿厂甸，喝豆汁，吃灌肠、驴打滚、艾窝窝，大糖葫芦，特别长，有好几尺长。他喜欢玩儿什么呢？爱抖空竹。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中间像个葫芦似的。还有一种是单头的，这边有圆的，那边没有，这样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里有很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一到厂甸就买空竹。

三、老友

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支笔，他没有一槍一，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欢下围棋，当时摆的有围棋盘，有围棋子。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缝，他一拍那个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抠不出来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问冰心：你学什么。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么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在北碚的时候，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现在都开辟成立梁实秋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我爸爸担任翻译英文的编辑委员会的主任，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聊天。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他们俩说相声，两人都一口北京话。说相声有一个习惯，一人拿一把扇子，作为一个道具，有时候说到哪儿，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说咱俩拿这个扇子可以当道具，他说：你不要敲我脑袋，你不要打我。他说我不打你。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个大眼镜，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赶紧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镜兜住了，眼镜没有掉地上，省得摔碎。但是底下就哄堂大笑，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的动作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临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胡絜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心里特别感触。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徐志摩、青岛大学的校长、《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去了，跟这些人联系少了。像季羡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季羡林在犹豫学什么好呢，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好，越少数越好，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季羡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后来他当然推广了，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所以季羡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那时候他还年轻，觉得他将来特别有出息。

中国人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作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也好都有流派，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那就不好比。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一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500年或者5000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那时候行礼，不是鞠躬就是磕头。我父亲他对于中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所以对于说吃也好，北京一些玩儿的东西也好，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都好些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其实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