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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读后感集合86条-经典语录

正如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马基雅维利确实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在《君主论》一书中都奉献了出来。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就像人们爱戴李世民,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有人把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后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的代名词。我虽然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很不赞同,但我还是认为做君主毕竟不是做一般的人,还是需要一些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吝啬,狠毒的品质去管理国家和人民的。

以上就是是我对《君主论》这本书一些浅薄的想法。

记得很小的时候,在爸爸给我买的4本一套的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第一次认识了马基雅维利这个名字。书中是这样介绍他的:既被恩格斯称赞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又长期被人误解,蒙受恶名,甚至有人称他为“罪恶的导师”.....

我是一向对这种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感兴趣的,从韩非子、曹操到罗博斯庇尔、圣鞠斯特和拿破仑。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充满争议的原由是因为所谓彼时社会或者正统思想与其思想或作法的不兼容,而往往后世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却持肯定看法,可以看出:这些人,总是出身在不合适宜的时代,被压制和不被理解。但他们的锋芒是掩饰不住的。他们的思想,既符合历史的大潮,又恰恰天才的预言出未来的历史走向。当然,我也无意为他们辩护,因为世界上没有十足完美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宏观的历史中客观的评价其历史作用。

马基雅维利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意大利四分五裂之际,以一个历史理论家的身份提出了政治学的现实内容。虽然他不是首创者,早他1900年前的雅典人色诺芬在他那本《居鲁士的教育》中,通过居鲁士的父王和其对话中就揭示了完美的君主应该知道如何完美的伪装自己,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作为这一理论的延伸,从《君主论》中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一章中马氏就以此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善是形式,是一般情况下的伪装。恶是实质,但这个恶,却是有别于道德伦理上的恶的。因为完美的君主行恶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道德是个人的善,而政治是大众的善。那么为了大众的利益,君主就必然舍弃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采取“恶”行确是相对的,也确是避免危害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社会动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又能从《君主论》中学习到什么呢?马氏在文中告诉我们,现实中的人们和理想往往相反:骗子小偷背叛者充斥着整个社会。当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不适用于现世的某种准则,那么我们有必要恪守传统的道德而拒绝面对残酷的现实吗?

马基雅维利摇弋在基督教道德和政治现实性之间,然而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意识到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就必须采取强权和高度的专制。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没能实现,甚至死后两三百年之间意大利都处于分裂、受人奴役之中,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学说指导着后人的行动。他的后人并未从他的学说中受益许多,相反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之一普鲁士却将这一学说贯彻在德国统一的道路上(铁血政策,国家军队,以及联合容克地主),从而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马氏的思想从而得到了发扬广大。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悲情的人,他生不逢时且缺乏一个能认识到他才能的明主;虽然身故但是后世依旧对他毁多于赞,贬过于褒。可他的思想所散发的光辉却足以照明整个佛罗伦萨,即而照亮整个世界。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以后,你有什么总结呢?是时候写一篇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1

先秦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这一时期,白舸争流,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据《汉书·艺文志》,先秦学说有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就是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他把老子,庄子,申子,韩非子合为一传,是后人研究先秦道家法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早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直接对本文所传的其他三人有较大影响,被太史公列在文章之首。文章中记载了老子的生平轶事及其后代的状况。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点是“天道”,“道”是天地万物之先,是本源。“道”没有意识的作用,只是自然如此,即万物皆生于自然,万物的生灭有其自然的道理。“道”就是宇宙的最高原理。从“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可以看出老子的人生哲学态度,他认为人贵能知道宇宙间的不变的通则,物极必反,所以才以“去且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无益于子之身”来规劝孔子。

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诚如太史公所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是老子之后到家学派的最主要代表。司马迁认为“其学无所不窥,然要其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家哲学作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认为庄子善于行文措辞,但空设语言,还喜欢攻击当时的其他的学者,只是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一些解释。事实上,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有较大的不同。老子从“道”悟出“常”,庄子却悟出“变”。他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天道的运行,自然的演变。所以庄子主张人应当超脱一切欲望的束缚和情感的纠缠,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在政治上,庄子主张极端无为,社会上的各种制度都是给人的天性带来痛苦。楚威王想让庄子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子的回答“子及去,无污我”,“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念。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学派。因为他们在与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主张变法,实行“法治”,所以被称为法家。

法家有势,术,法三派,申不害是法家术派的代表。他的思想学说本源于黄老,讲究循名责实,名实相合。他出为韩相,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国情想结合,取得了很大成效。“终申子之身,国治兵疆,无侵韩者。”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法家重势,重术,重法三派中,韩非可谓集三家之说,而能成一家之言者。司马迁认为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在韩非子的书中有《解老》、《喻老》等诸篇,其思想中的“因自然,图难于易,适应时变”都直接源于黄老思想。他批判地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

韩非看到自己的国家渐渐衰弱,想用自己的政治思想来治理国家,屡次上书却不得重用。后沦落秦国,被李斯等诬陷,死于秦国。“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太史公深为之叹,并在此传中记载《说难》全文。

太史公把属于不同思想学派的四人置于一传,可以说是以其独到的眼光看到了他们内在的强大的联系,气势恢弘。

从历史上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大变革时代。在生产力发展和奴隶起义、奴隶斗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展开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解放生产力,还是维护和挽救腐朽没落的奴隶制。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尖锐问题摆在每个阶层面前,迫使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于是出现了纷繁的、对立的思潮和流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道家是这其中反映没落奴隶主阶级仪式形态的一个唯心主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旧奴隶主阶层选择了消极应对,发展唯心主义思想,幻想回到过去。这种与生产力进步,社会历史发展相违背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得到实现。但是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久远,后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多少吸收了老子的思想,有的还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大。

法家是这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学派,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申不害在韩国,慎到在齐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为法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非顺应历史潮流,进一步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变法经验,把“法”,“术”,“势”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提供了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虽说战火频繁,但各国为了取得胜利而努力增强国力,生产力迅猛发展。农业科技的进步带来意识形态的进步,他们的思想中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可是说是我国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实际世界上最早出现朴素唯物主义的时代。

再从司马迁写这篇文章的历史时期来看,汉武帝时期,汉朝刚步入中期。

汉初,因为承春秋战国以来四百多年混乱,社会残破,民生凋敝,人民的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都需要喘息的机会。汉朝国家初定,深感秦因暴政而失国,所以力求清静无为。老庄思想的“无为而治”恰好适合当时情势的需要,于是汉初统治者实行“予民休息”的政策,文、景两帝都提倡黄老精神,一直到武帝时的名臣汲黯,都是黄老的信徒。在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对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武帝以后,渐崇儒家,但由于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重视养性修身,道家思想中的返本归真又受到重视。

司马迁生活在黄老盛行的环境中,当然也受到了很好的黄老思想的教育,对他完成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道家和法家作为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被太史公合为一传,表现了他非凡的历史功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之一。

但是从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太史公之言也有写偏颇之处。

庄子虽然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他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宣告了一系列曾被认为是永恒真理的东西不过是相对的、处于变化之中的东西。这对于中国哲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庄子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等合理因素多为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所吸收,也曾成为后来一些进步社会力量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来源之一。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在当时有积极的作用。但他始终还是一个维护剥削阶级和巩固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政治家。对于劳动人民,他主张“严刑重罚”,过分强调暴力、斗争和对立,为了统治而极端残酷地对待百姓。他的思想给中国这么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带去了多少痛苦。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司马迁能比较精要地纪录到家和法家的思想,看到他们中间存在的联系,点出其思想本源,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如此珍贵的研究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2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老子与韩非子,这两位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大放光华,身为一个时代的领袖级人物,身先士卒,带领着那个时代的人们走向辉煌。

韩非子的《说难》,表面看是臣子进言的把握,实为君臣之间心理学大典,君王用势,臣下用术,否则,臣子无术危险,君王无势霸业无成;此理论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同出一辙,但早于千年,韩非应是太祖师爷辈分的了。

理论性强,实践性差,此乃历史上诸多理论家的命运;韩非子研究的如此精透,却深受之祸,本国君王没有欣赏,在秦国却受囹圄,最终命丧黄泉,进言的巧妙药方在自身上贻笑大方,可悲!可叹!司马迁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为李陵事件辩护,遭到武帝宫刑惩处,进言的《说难》别有一番滋味,大篇幅放在后面,实在是不幸呀!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3

今天值班,在做完各种琐事后,坐下来看了一篇:列传第三篇—老子韩非列传。

这一篇写了老子李耳、庄子庄周、申子申不害和韩非子。属于老子学派。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除了申不害不大熟悉外。

老子不用说了,著名的虚无飘渺的道家学说创始人,有著名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古往今来有无数人想要理解他,或者自以为理解了他,但是他从不出来作出权威解释,所以大概至今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不过他的很多名言成为人们处世的指南。刚才把《道德经》调出来快速浏览了一遍,有的看懂了,有的看不懂,感觉很玄,充满思辩的味道。

庄子最有名的故事是庄周梦蝶,因为小时候经常写

申不害比较入世,曾在韩昭侯时期在韩国为相,令韩国当时“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韩非是韩国王子,有口吃,不善言谈,但特别能写。他写的《说难》写尽了游说的难处,全面实用具操作性,涉及很多心理分析。只是,可悲的是,正如作者所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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