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柏杨老先生的《中国人史纲》，才发现这是一部有温度的历史，一部有人情味的历史，与以往记录时间与故事的史书不同，此书中更多的是对人，或者说对中国人创造历史的思考。随着柏老先生的史笔，我尝试着从王朝更新罔替的波澜壮阔中找寻规律，从帝王将相的兴衰沉浮中读懂落寞。

当我放下此书，想写上几行文字记录心情的时候，才发现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这个话题是在太大，也只能从多维的历史中攫取一个维度，那么就谈一谈我对中国人信仰的理解。

先说结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神而不信神的民族。

相比于被整合后系统化的希伯来神话，北欧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中国神话磅礴而嘈杂，我们可以从《诗经》《楚辞》《山海经》《左传》《国语》《庄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史典籍中看到主体相似，细节却可能大相径庭的神话故事。如果类比古希腊神话有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其实中国上古神话也可以以帝尧为分界线，之前可以称之为神话时代，主线故事是创世，造人，三皇五帝的三次神战、妖神鬼怪及其纷争；帝尧之后的英雄时代，主线故事是羿和禹等人的英雄事迹及部落纷争。

正如其他文明一样，宗教对中国神话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创造性的将神话故事进行了整合统一，提出了掌管天界的天庭、玉帝、王母娘娘体系，这与在奥利匹斯山上俯瞰人间的神王宙斯又有了几分神似。而作为舶来品的佛教，通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也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神华。

然而以上诸神之于中国人，各像是故事而非信仰，中国人的.信神拜神，更多的是出于绝望边缘上的痛苦挣扎，而非如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信仰的虔诚与纯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许才是中国人最普遍的神话观。

中华文明的神学不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的封建王朝，皇权压抑神权的原因；也有农耕民族生产力相对较高，人民生活较为富足，宗教难以发展的因素，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中华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谈起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祖先崇拜，我要先讲一个故事。假使我穿越到明代的某个田间地头，偶遇一位正在劳作的年轻人，我想我们的对话一定是这样的。

"哥们，你们明代的生活怎么样？"

"我虽是一介草民，可也有房有田，有老婆有孩子。日子还算可以。"

"那你的房子哪里来的？"

"我爹传给我的呗。"

"田呢？"

"我爹传给我的呗。"

"那种田的方法呢。"

"我爹教给我的呗。"

这虽是我杜撰的故事，却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大江南北普遍发生着。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单系亲族组织，上连于所有死去的祖先而下及于尚未出生的子孙，若失去祖先这一环，这个结构原则就被切断而无法存在。所以中国人藉祭祖与孝德来维系此一制度，诚如当代大儒冯友兰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论到孝的理论时提到『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而孝则是使家族扣紧在一起的德行』。在这样一个允满家族意识的社会中，人生价值的表现不在忠便在孝，我们可以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能，而中国人是要伦理，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亦不为过。再加上民间死后世界观的影响，祖先崇拜与伦理孝道有了更深的连系，甚至视祭祖为尽孝的表现，因不祭祖，祖先在阴间就无法享受长生福禄，而沦为饿鬼孤魂，实为大不孝，祖先也会因此降灾于家族。怪不得韦政通教授说：上古的祖先崇拜演变出儒家的孝道，而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古老的宗教。所以中国人必循例重俗，祭祖祀宗，藉此抒发缅怀先人，表达孝思的心境，进而祈求祖先佑护赐福。

在中国儒家的观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即使对已经去世的先人，也要像他们依然活着时一样的尊敬，在节日中要供奉、祭祀，在中国，对祖先的崇拜是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康熙皇帝和教皇特使之间的争执，就集中在是否允许祖先崇拜上，康熙当时的名言就是"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表现在定时扫墓、祭拜、建立祠堂，在逝者下葬时，随同准备许多日常生活应用物品纸样，一同烧毁，如同送先人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一样；并定时烧纸（送钱），甚至在不同季节送不同衣物的纸样烧毁；官宦或富贵之家要为建立祠堂，供奉祖先排位。

中国人的历史崇拜

中国人的历史崇拜可以看做是祖先崇拜的【第2句】：0升级版，如果说祖先崇拜的对象是父亲、祖父、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祖父，那么历史崇拜则是崇拜中国历史上的先贤、圣君、名将。

唐太宗李世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流传千古，除了彰显了他出色的政治智慧，更说明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借鉴历史的推崇。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家一姓的朝代，然后被另一家夺走代替。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家的基业能千秋万代，不被别家夺走。所以历朝历代、各位皇帝大臣最想的便是从历史中找寻治国的方法，避免被替换朝代的弊端，维持自己的通知。

这是这种自上而下对历史的推崇，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保持着对历史人物甚至是写历史的人物的崇拜。

中国人崇拜着孔老孟庄的文化启蒙者光辉，崇拜着秦皇汉武引八方来朝的无上威仪，崇拜着霸王武圣横扫六合的武运昌隆，崇拜着包公海瑞铁面之下的公正爱民，心中已有如此之多的"真"神，还哪有经历去崇拜故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们呢？

史海浩瀚，吾之所知不至史之万一。只有学好历史，把历史当老师，用历史做工具，才能在历史中找寻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感谢着柏老的《中国人史纲》，感动于局团委的每月一书活动。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缠足，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

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

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1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2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虽然是过去但值得研究...

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3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