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爆发前，里厄与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需要从头开始。”现在鼠疫过去了，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讯。

城门打开时，无数离人疯狂地拥抱亲吻彼此。人们总对重聚之后的情状浮想联翩，但当风波带来的激情远走，他们迎来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复归原状。

“真正体验爱情”的时刻或许并不存在于世。轰轰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来崭新的开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说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总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随着时间而理所当然地顺延，直到某一方离开人世，幸存的一方获得默默回忆的权利。

解放之夜，万人空巷，火树银花，狂欢一下子冲淡了故人逝去的悲伤，洗去了面对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欢呼声经久不息，好像人们只需把记录历史的职责推给一座纪念碑，自己的创口就能自动复原。记忆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永远是一个样，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

鼠疫来临时，即绝境和死亡逼近时，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意义，无法不靠反抗荒谬来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谬本身以及对荒谬的思考是令人不适的，因此，当鼠疫离去而人们被松绑后，他们立刻拒绝反思，选择遗忘，选择哲学自杀。他们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静的生活，本质上也还是荒谬的：人终有一死，就像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使人们再度罹难。

因而，在死亡的胁迫过后遗忘和美化悲痛的记忆是愚蠢的，只有复盘和记录，铭记，警觉，和思考，才能一贯保持自觉，一贯坚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谬才得以被征服。

加缪凭借《鼠疫》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获奖演说，表达了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不妨当做里厄作为幸存者写作《鼠疫》的动机。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鼠疫》读后感精选2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

终于在今天看完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鼠疫》，我看的是孙睿君翻译的版本。

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想到里边会是讲的两个单独的故事，分别是《局外人》和《鼠疫》。但是《局外人》才占篇幅的五分之一，以至于感觉还没看出个所以然，就已猝不及防地进入《鼠疫》的剧情了（哈哈，就像看川端康成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讲，因为我感觉它们在某一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第一部分《局外人》

《局外人》以主人公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开篇。在整个葬礼过程中，主人公都表现的很冷淡，之后又在守孝期内和玛丽发生了关系，然后玛丽成了她的女友。在一次和朋友去海滩玩的时候射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之后的故事就是讲他的审讯过程，在这中间还有一个神甫希望能够“救赎”他，以及他和神甫的一系列“较量”。

故事的从头到尾主人公都是一副很冷淡的样子，或者他的心里根本是空空的没有任何内容。他冷眼旁观母亲的葬礼。想到要和玛丽结婚时也是无所谓，结与不结好像没什么不同。甚至面对法官对自己最后的审讯也是一样，好像他是一个观众在分析别人案件的进程，死亡也无所谓。这就是应了文章的题目《局外人》吧。

在监狱里主人公有几次都想到了他的母亲，我以为他的心理活动终于要显露出来了，最后却还是没有，故事读完，我也没触摸到主人公心里的那个点。

而整个故事我觉得需要特别一提的就是，最后判主人公死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他在母亲葬礼上表现出的'冷漠。这一点有些讽刺。几乎养老院所有的人提供证词的人都出来指认这一点。引用文中检察官的两句话：“…这人母亲才死了两天，就乱来男女关系，更为了结束桃色事件就草菅人命…”“…我控告，此人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就有了一颗草菅人命的心…”

最后案子判下后神甫再一次来监狱里找主人公，此前他已多次拒绝见他。神甫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见自己，他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他的心里没有一线光明，活着却不停想象自己怎样死去。有人在痛苦的石头上看到上帝神圣的面容，而他的石头上什么都没有。

第二部分《鼠疫》

《鼠疫》讲的是奥兰城街上人们发现老鼠突然多了起来，到处可见老鼠的尸体，后边慢慢就爆发了《鼠疫》，大概和非典的程度差不多吧，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死去。

这篇文章让我想要和《局外人》一起讲的就是：《局外人》的主人公面对自己的死亡始终都是冷漠的，平淡的。而《鼠疫》里的人们却是每天真真实实的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并且知道自己也会死掉，那种恐惧，渐渐到麻木。

中间有一部分讲到埋葬死去的人，最开始还尽量追求体面，直到后面死去的人越来越多，多的没地埋，面对一车车尸体，就像是处理xx一样，焚烧。

也有一部分人们寻求天主教的庇护，更多的想的却是及时行乐，反正到时候主也会庇护他们。

文中有两个人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里厄医生，他说因为他不信仰所以才会救死扶伤。而另一个人是神甫，他始终拒绝看医生，直到染上鼠疫死去。

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医生真的是很伟大的，曾经被人敬仰的医生因为面对鼠疫的无能为力而让人以为他冷血无情，医生承受着这样的冷漠，依旧为鼠疫而抗争，见证一例又一例的死。老人的，年轻人的，小孩的，男的，女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还有自己的亲人。最后，塔鲁医生也死去了。

之后好像就有奇迹出现了，开始有了两个染上鼠疫却并未死去的人，在大街上又看到了猫，这是鼠疫渐渐退去的象征。

鼠疫最终好像被打败了，这次的抗争好像是胜利了，但是文章的结尾却这样写道：鼠疫的病菌永远无法消灭，它会几十年如一日地沉睡在家具及衣物中，它会潜伏在屋子、地窖、箱子、帕子以及废纸里，可能某一天，厄运会再度降临，或者瘟神再作乱一次，显示出它的功力，让所有的幸福在一座城市中死去。

没有永恒。

阿尔伯特·加缪，法籍阿尔及利亚人，作为迄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其立传者无数。相比之下，掺杂了过多个人情感的《加缪，一个浪漫传奇》或许算不上认识加缪的首选。

不过正因如此，书中塑造的加缪有着学术性传记所没有的亲切感。作者伊丽莎白·豪斯是加缪的忠实读者和热忱的研究者，曾追随着他的足迹去往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探访过许多与加缪关系密切的人，她对加缪所怀有的不仅仅是崇敬与赞叹，还有如伴侣般的亲密感。从这位追随者的角度出发，读者看到的加缪既有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的过人之处，也有作为一位普通人的复杂性。基于作者本人深厚的学养和真挚强烈的情感，传记并没有拘泥于单一线索与简单记述，加缪的成长、肺结核于他的困扰、事业的起伏、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作者本人的经历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加缪人生的进程，将一位性格复杂的抗争者推至幕前。

作者于书中记叙了加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他关心世事且积极参与，甚至众叛亲离也要坚持政治信仰，种种做法让我深怀敬意。知识分子固然要精于学术，不过躲在象牙塔里钻进脱离现实的学术，抛弃社会责任，将手头的工作当成是精神避难所，似乎都很不妥。虽然现实的复杂性早已让许多文人疲于应对，寄情山水以抒怀的、另寻一块园地种蔷薇与地丁的大有人在，但是雨果、加缪、闻一多这样奋起抗争的人却也不占少数。正是他们，迎着巨大的阻力，背负着创伤，如过客般前行，使正义与变革之火常燃。然而被民众仰望的文人又常是悲哀的，身不由己地被钉上十字架，做人民的精神领袖，担当社会的救世主，一番标榜后形势已然脱离控制，未得满足的世人又判他为阶下囚。那些深受其苦却始终不忘责任，最终还能找回真我的文人会让人看到比货真价实的学识更宝贵的东西，即坚韧的品格和宽容的胸怀。始终被注视着的加缪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外界的赞誉与批评都曾令他不安，将他逼入绝境。即便如此，加缪还是坚持着一贯的立场和道德标准，关心着民族的未来，从自我怀疑中找到前进的方向，以新的著作和新的自己去挑战生活。

加缪软弱天真的一面是让他陷于困境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加缪是个软弱的人。伊丽莎白将加缪的性格归结于“沉默克制”，这无疑是精辟的。他始终有意识的保持私密感与独立性，习惯于一个人去战斗，与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抗生）、与伤害、与低迷状态、与曾经的友人，甚至与伪装的自我。这样持久而浩大的反抗，没有冷静的头脑与坚毅的内心无法办到。年轻时加缪的

在读本书之前，我曾读过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这两部小说中有自传性质的部分带给我的不解在《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中也得到了解答。比如书中写到了加缪的母亲，她愚昧且无助，遭受着无尽的压迫，耳聋与目不识丁将这个温顺异常的人与世界隔绝，也使她在加缪病情危急时“表现得就像一个拥有正常理智的人对待家人普通的头痛一样”，这对加缪日后形成强烈的戒备心和自觉树立起与他人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便是对待最亲密的卡萨雷斯，有着深远影响。然而加缪却将最高的赞誉献给了母亲，说她是“唯一需要忠诚对待的对象”，承认自己对母亲的爱永远无法令隔离在方寸世界中的母亲明白。这些感情，都被放在《鼠疫》里曾令我惊讶的里厄医生的母亲身上。里厄老太太是个有着清澈的棕色眼睛、充满善意与慈爱的母亲，是唯一一位让里厄明显表露出持久温情的人，连妻子也未获此殊荣。就算和奥兰的其他居民一样，因鼠疫被禁锢在城中，里厄老太太却像是有意被作者与鼠疫隔开，不仅与儿子的关系丝毫未受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影响，在照顾鼠疫患者时也表现如常，用几乎不变的表情将自己安置在屋角里。看得出来，与慈善一起,令年轻患病的加缪一度困惑甚至怀疑母亲对自己的爱的沉静，也被里厄老太太完整的承接。我不能理解的隔离于世的生活状态找到了原型，那是令加缪始终以自己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精神动力，是他于雄辩中时常陷入沉默的原因。母亲对加缪的影响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加缪在美国的影响力一度远超他在法国本土的，更有将阅读《鼠疫》视为理所因当的医科学生。不论加缪的影响力如何改变，法、美、英等国家的文化氛围始终浓郁，伊丽莎白无意中的描写让人感受到这种中西差距。或许我们曾在上个世纪前叶短暂地有过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氛围，那种知识精英与知识群众共同创造一齐享有的文化氛围，然而却夭折了。如今我们看似有着广博的包容性，好像是在博采众长，却改变不了始终原地踌躇着的事实,当然也有梦想凭着几个”加缪”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从此证明了民族文化复兴的人，他们是否还盼着“加缪”充当文化大局的弄潮儿我就不得而知了。难保读了这本书，发现加缪不过是个常人，破碎了一颗枕于黄粱边上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