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读后感1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史记列传读后感2

于中国而言，忠良死节之士定如繁星一般闪亮夺目。”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的荆轲或许内心中惟念家国，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聂政在完成刺杀后为使姐姐不受牵连便将尖刀指向自己，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多次刺杀但最终失败的豫让，被重兵包围之时请求得到大王的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临死之前还喊出”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的感人之言；面对齐国国君，曹沫毅然上前挟持桓公，毫无惧色，逼迫齐归还鲁多次战败失去的土地。虽不及荆，聂二人那样失去性命，但亦不失为一位视死如归之士……

《刺客列传》中一共描写了五个刺客，“人气”最高，但业绩最低的就是荆轲了。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损失惨重，不仅丢了自己的性命，还丧失了燕国督亢地区图，樊於期的性命也白白搭了进去。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可能是他剑术不精，可能是失去了帮手，也可能是想要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一样挟持秦王。荆轲可以要挟秦王，做出对燕国有利的事，如若不成，再刺杀也来得及，可是事情连第一步都没有进展成功，他就被秦侍卫所杀。荆轲为人慷慨，临行前，燕太子，高渐离等人为他送行的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体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决心。可能荆轲的脑子里想法太多，到底是刺杀还是挟持，让他犹豫不决，最终成了遗憾。或许他“感情用事”不适合当刺客，如果他果断一点，就会成功。司马迁这样评价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使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我们听过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也曾见过辛弃疾笔下的”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呼唤英雄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声音。而今，时代变迁，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只有偶像的年代。或许只是因为时代没有给当代人一个人去抛头颅洒热血，杀身成仁、英勇就义、慷慨赴死的机会，但我想这绝不意味着是英雄的缺失，而是当代的英雄们就在我们身边默默的奉献着。指挥交通的交警，城市美化的环卫工，奔波大家小巷的外卖员，建筑城市的工人……不正是他们这些人才撑起了我们的这座城吗？或许并没有那样的光彩夺目，但着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对有无英雄的质疑，是否又像食马者与千里马那样呢？正如太史公言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列传读后感3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开篇，先写了一个李斯见过的小故事。说李斯在家乡上蔡做小吏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两群老鼠：一群生活在厕所里，以人畜粪便为生，整天还要提心吊胆；另一群生活在仓库里，个个吃得肥头大耳，见人毫不躲避。李斯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也。”李斯在“厕中鼠”身上看到了卑贱，在“仓中鼠”身上看到了高贵，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只“仓中鼠”。

于是，李斯西入秦国，到吕不韦幕府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获得了吕不韦的信任，官职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充其量也仅是个秘书的级别，与他的愿望还差很远很远。

这年，秦王突然下令逐客，李斯就给秦王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而这篇文章让李斯在秦国彻底站稳了脚跟。从此他有机会接近秦王，有机会实现他的夙愿。凭借忠心和实干，李斯很快被封为了丞相。手中有了权力后，他如在《谏逐客书》说的一样，为秦国的长治久安而废寝忘食。他废封建、统文字、焚诗书而大干特干，与此同时，他的忠诚换来了秦王的回报，封他为贤成侯，于是他彻底成为“仓中鼠”中的一员。

转折发生在始皇帝病死于沙丘。阴谋家赵高为了把胡亥推上王位，去拉拢李斯，李斯犹豫了好长时间最终答应。而打动李斯的一句话竟然是：“扶苏做了皇帝，你能确保丞相之位不会被蒙恬替代吗？”为了保住这“仓中鼠”的地位，他选择了跟随阴谋。现在我们似乎没必要骂赵高赞李斯，毕竟那是个满口道德仁义却只说不做的时代。说李斯缺少骨气，也太勉为其难了，他要的仅仅是自己额荣华富贵。

结局，李斯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临死前，李斯对儿子说：“我想跟你会上蔡溜溜狗、打打猎，看来没有机会了。”最终连“厕中鼠”也没做成。

人应该学会激流勇退的，站在悬崖边上看风景固然便利，但一不留神便会粉身碎骨。吕不韦、大夫种留恋悬崖上的权势，结果身戮人亡，如此看来，做范蠡、范雎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史记列传读后感4

读史使人睿智，读史使我学会隐忍。我读了《史记·淮阴侯列传》这部分中的“胯下之辱”，内容大致如下：

一个恶少年看韩信不顺眼，在市集上向他挑衅，叫他要么刺自己一剑，要么从自己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盯着这个人半天，一语未发，弯下腰从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众人大笑。若是当时他因一时之气，把那个恶少年杀了，日后也要应付官府的追捕，就不会有后来的功成名就了。

这部分虽然不是很长，却告诉我们做人要隐忍。

《史记淮·淮阴侯列传》让我想起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了复国，他在睡觉时不铺褥子而铺上柴草，在房间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就这样卧薪尝胆，隐忍了十几年，最终成功击败了吴王夫差。

还有西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惨遭宫刑后，还能忍辱负重编修《史记》，终使这文学巨著横空出世。

这些事和韩信胯下之辱道理一样，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想起了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他们一点挫折也承受不了，常会为一点小事而冲动从而毁了自己的前途，真是标准的“愤青”。这些反面教材以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还使我想起了那年寒假……

傍晚，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还泛着红霞，夕阳的余晖照在我的脸上，和风吹拂着我的两鬓。在我的跟前站着一个头发凌乱，身穿红色外衣和灰色牛仔裤的貌似不良少年的人。

“小子，你刚才骂我什么来着？”那不良少年道。

一听这话，我顿时气血上涌，脸上青筋暴现。

“小子，快过来给老子道歉！”那个不良少年接着喝道。

正当我准备卷起袖子，大打一架的时，突然脑海浮现出韩信胯下之辱的那一幕，火气登时消了，反倒吓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打，我刚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点也没想过此事的严重后果，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于是，我低下头，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更使我对隐忍坚信不疑。当然，当国家、民族的尊严被侮辱时，我们就要奋起反抗，不能隐忍。

我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提醒着告诫着我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列传读后感5

这一篇写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刑轲。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

史记列传读后感6

汉初著名军事家韩信前202年，垓下，刘邦的一位大将布下十面埋伏，将号称战无不胜的项羽逼上了绝路。这位楚汉战争时期著名的军事天才，就是韩信。但是，这位有名的将军的一生却跌宕起伏。忍辱负重勤学上进韩信是忍辱负重的典范。

韩信少有大志，当一个少年侮辱韩信，让韩信在杀死他和从他胯下爬过去中选一样，韩信的做法《史记》中描写得很清楚：“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跨下，匍匐。”韩信真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从那天开始，韩信便勤学上进，终于成长为一个大军事家。人微言轻不得重用韩信出身不好，家境贫寒，他首先跟随项梁和项羽，跟随项梁时，韩信的处境是“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死后，韩信投靠项羽，这时的处境是“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可怜一位军事天才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到了刘邦那里后，韩信处境更不好，还差一点被杀了，最后韩信又从刘邦那里逃走，但是萧何看出韩信是一个军事天才，于是月下追韩信，并让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转变。居功自傲不听人言韩信的加入使楚汉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扭转。汉四年，韩信大败楚兵，杀死楚国大将龙且，项羽害怕了，于是派辩士武涉去说韩信，武涉的话《史记》里也记载了：“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但是韩信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小，而且高祖对他很好，于是拒绝了武涉的说言。儿女情长再拒良言武涉走后，又一个辩士来说韩信，这个辩士处处为韩信着想，告诉韩信应该三分天下，但是韩信说道：“汉王与我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韩信在军事上运筹帷幄，但是在政治上却儿女情长，十分糊涂，这也造成了韩信的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是刘邦早期的谋士之一，为建立汉王朝贡献巨大，是开国功臣之一。这个成语说的就是韩信和萧何的故事。韩信的起家就是靠着萧何，没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天下就没有韩信的用武之地。但是韩信是怎么死的呢？是被萧何的计谋杀死的。西汉建国以后，汉高祖想除掉功臣，其中刘邦最忧虑的就是韩信。刘邦心里清楚，要是打起仗来，刘邦必败无疑。于是萧何设计把韩信骗进宫，然后将韩信杀害。可怜一代军事家就这样死于吕后之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一代军事家，最后死于自己的主公之手，实在可悲！看过《史记·淮阴候列传》之后，我得到了两点启示：懂得隐忍才能成就大事生活本是充满波折的，在人生之中我们总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所以学会隐忍才是最重要的。隐忍并不代表着屈服，相反，它是一个人坚强的表现。当初如果韩信受不了欺凌而杀掉了那个人，那么他还会有未来的成就吗？不会！所以，懂得隐忍方能成就大事。兔死狗烹乃是必然韩信之死是十分可悲的。被自己的主公杀死，看起来死得十分窝囊，十分冤枉。但是韩信之死难道不是必然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直在验证着这样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靠打天下成功的开国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稳定百姓的生活，而是屠杀功臣。诸如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的“胡蓝之狱”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功高震主之人必死无疑，所以，为人臣者必须知道进退，该离开时就要果断地离开。

当一个人的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当的把目光放远大一些，不要过多地留恋荣华富贵，这样才可能在人生路上继续创造辉煌。所以，韩信之死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我们必须引以为鉴，学会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智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史记列传读后感7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列传读后感8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单“货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现在，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史记列传读后感9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后人如此评价韩信的一生，精辟而独到。早就听闻有关韩信的故事，不过那是道听途说，以及通过影视剧得来的，最近才去翻开了那篇《淮阴侯列传》，一窥淮阴侯之功过。

淮阴侯一生在太史公笔下徐徐拉开。韩信早年贫困而不得志，甚至无赖都欺负他，他忍了。投奔项羽，不受重用；投奔刘邦，仍不受重用。在他离开刘邦之际，萧何把他追了回来，上演了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于是，他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一生，战绩卓著。然而天下平定后他却“谋反”了。于是，一代兵神就这样离世，不知他去世前的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是他的一生？还是……

太史公认为他若不矜功伐能，那么他是可与吕尚等人比肩的，可惜他“谋反”了，掩卷而思，韩信之死所谓何故？

韩信之死首先与其性格有关，他很有才，也正因为有才，才有些心高气傲。刘邦问韩信自己可统多少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多多益善”。也许他在半开玩笑，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说这话的人面前说了这话。太史公评价其矜功伐能，可谓一针见血。韩信知道刘邦不善统兵却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却做不到啊！

如果韩信性格收敛，那么他能锦衣玉食地过下去吗？很难。韩信的军事才能刘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没了兵权，军中仍有许多旧部。连樊哙见了韩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将领可想而知。大汉家的天下姓刘，有了这种人物在，那“刘”字大纛还能安稳地在风中飘扬吗？即使韩信性格收敛，他的下场应该也可以预见。功高震主，军心所归。可惜伴君如伴虎。

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我觉得值得推敲。

太史公曾载，蒯通曾向韩信建议趁刘项对峙之时另立门户。而且从记载中蒯通的分析来看，如果韩信拉出队伍单干，是很有可能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的。到时凭借韩信的能力，许多事还很难说。然而韩信拒绝了。如果说韩信真有反意，那时不反到天下太平再反，他的智商突然出问题了？

当然，对于太史公治史的态度，我们不该怀疑。太史公吃的是汉禄，而且经过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怕也只能让韩信谋反了。从太史公叙述蒯通事件来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让后人发现什么呢？也许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处。

韩信的被杀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将军。

中国古代的将军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解甲归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种理由杀害，最多的是谋反。

唐中兴名将郭子仪，晚年妻妾成群。一日，御史中丞卢杞来拜访他，他让身边的妻妾退下。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卢杞长得太丑，妻妾会笑他。万一将来他不在了，卢杞可能因此会害他的后人。试问一个对人心洞悉得如此透彻的人，晚年左拥右抱的是红妆美姬的如花笑靥，这背后的目的还用说吗？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荡，抗金名将岳飞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于风波亭。有人说这是秦桧干的，但若无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他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下手吗？岳飞太直了，过刚易折。不贪财不好色，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当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韩世忠们则聪明得多。广置田产，兴修豪宅，与美姬欢乐，这种将领才让皇帝放心。

古代的将军是一把无柄之剑。皇帝用权力为柄，运掌此剑。青锋所指，敌军闻讯而逃。但毕竟此剑无柄，权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为了不让这把无柄之剑到时伤了自己，他们要么把剑折断，要么用财色让剑生锈。有的将领聪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锈，而有的将领，却等着皇帝将其折断。

“待归来，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岳飞的心愿，然而在那个制度下，又有多少将军能了此夙愿呢？

史记列传读后感10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一场胜战不会只是一个将军的奋战，还有千万士兵的团结；一个强国也不能只是一个国王的自我领导，还要有贤士的理智与筹谋。魏国离不开魏公子这样的贤士，魏公子也离不开侯嬴和朱亥这样的后盾。

文章中其实已经将魏王和魏公子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北境传举烽”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却止王而复博如故，若不是胸有成竹，他也不能流露出这般自然。只是此刻魏王的焦躁，“畏公子之贤能”也情有可原，作为国王，身边有这样一个比你还了解敌方的人，你敢不承认他不比你逊色？你能不感到威胁？大胆假设，如果只有魏王的自我领导，或者说从未出现过魏公子这样的贤士冷静处事，魏国能走多远？魏国是幸运的。魏公子和魏王似乎是互补的，足够的筹谋和足够的理智让魏公子一次次把悬崖边的魏王拉回正轨，也一次次为黑暗中的魏国捎去光明。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个强国，终会因昏庸的君主和人才的废弃而消沉。

当然，信陵君留下的佳话离不开这样两个人的造就：身处市井心怀魏国的侯赢，贤能而被埋没的朱亥。魏公子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他以自己年老体弱，不能从征，同时为激励从行诸人，自刎而死，以报信陵君多年知遇之恩，这样有坚毅和知恩图报之心的人，于信陵君肯定是良师益友的。文中朱亥与公子的联系其实也是侯赢牵线的，后来也的确证明朱亥是个忠心耿耿，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遭妒的信陵君力量其实是很薄弱的，但他礼贤下士的博大胸怀为他自己铺了前路，其他人是辅助，真正功德的起源是他自己。

《魏公子列传》究根结底是赞颂信陵君的，作者选择了“窃符救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事的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将其一生诸多方面的活动凝聚起来，突出了信陵君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从大局考虑，不计个人生死的品格，知人善用，礼贤下士的胸怀，，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使人们在人物的活动中看到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了解人物，把人物、历史都写活了。作者洋溢出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和惋惜的感情在后世读者心中塑造了信陵君高大的形象，也感染了读者的心怀。

《商君列传》读后感1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商君列传》读后感2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第1句】：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第2句】：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第3句】：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商君列传》读后感3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诚信是一个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

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接着向下看吧。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实在叫人猜不透！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我也更加差异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有一次，他没有买票，也没被发现。他惊喜万分，于是经常逃票，只被发现过一次。毕业后，大学生去找工作。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经理说：“你很有才华，可不诚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商君列传》读后感4

商鞅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先锋，改革可以说获得了成功，但他并没有脱俗其结局应该说也是很惨的。他的内心本质应是一个爱慕虚荣、对权利极度追逐的人。为了获得成功和目的不择手段。这在他为了推进改革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上可见一斑。比如城门立木予十金和太子犯罪责罚其师的行为，行为上标新立异，作为一个改革家应该说是成功的。而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成功的人，他又是失败的。

赵良与商鞅的谈话非常值得人回味。当一个人获得所谓成功的时候往往沾沾自喜，忘记了他成功的本源是什么。我们并不否认一个人在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赏识和信任，我们还能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叫商鞅的人吗？

一个人往往在胜利的喜悦下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认为如果没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和国家是个损失。但是他忘掉了人的渺小，忘掉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只是长河中的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河流的流向，有的仅仅是泛起的一漪波澜。越是所谓的伟人和成功人士，越是容易失去自我，越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最后的结果往往跌得越重。

鸟尽弓藏，兽尽狗亡。一个人只有真正的认清自我，学会隐退才是重要的，往往它比治国齐民之术还要重要。功利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克制本欲比为了本欲而不择手段要重要得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没有道德、没有礼法、没有法律、没有制度和规矩是不可想象的，但去执行这些东西的人又往往是受到责难的，因为这些都是让人觉得活着不自由、不舒服的东西。治民之术历来为帝王把持，所以官道讲大官小当，小官大当不是没有道理的。

商鞅当初为了获得秦孝公的赏识，不惜贿赂孝公的宠臣景监来达到目的。商鞅为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我们不否认他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和他本人的才华。但是当一个人内心世界是自私狂妄的时候，他的结局只有失败。

《商君列传》读后感5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变法之初，孝公心有顾虑，商鞅用“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说辞为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他和守旧派代表甘龙、杜挚激烈辩论，辩论中引经据典，最终力排众议，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紧接着，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了……

【第1句】：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第2句】：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第3句】：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