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1

作者及篇名简介：《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是二战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以下简称丹宁勋爵）的著作之一。本书作者丹宁勋爵，1899年出生于英格兰罕布什尔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24岁时当律师，45岁时被任命为法官，1982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任内退休，在其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丹宁勋爵以追求自由和进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对英国的法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的思想，尤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重视和借鉴。他的名言"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广为流传。

丹宁勋爵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法官，还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是国内外几十所著名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还是伦敦三所著名律师学院的荣誉院士。《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丹宁勋爵于198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这里的"正当程序"并不是指枯燥的诉讼条例，而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本书共七篇，其显著的特色就是以案例来说理。书中浸透着丹宁勋爵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广博的历史知识，并引用了滔滔不绝的辩论词和审判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主要通过案例来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以保证法律的公正，二是英国战后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与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进步的法律思想，笔者将结合本书内容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

一、司法公正首先应是程序公正

丹宁勋爵认为"不仅要主持公正，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公正来源于信任"，正所谓："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即为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公正。

本书开篇即讲"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所谓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笔者认为是保护日常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神圣不受侵犯。在本篇中，丹宁勋爵列举了犯人向巡回法官扔砖头、威尔士学生闯入法庭抗议、侵害证人等蔑视法庭的行为，并明确了蔑视法庭罪的界限。蔑视法庭罪，是指不需要根据陪审团控告就可以审判，并且可以由一名法官即刻审判的犯罪。之所以赋予法官这种审判权，是因为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进行的人。认定蔑视法庭罪必须严格遵守若干准则，丹宁勋爵认为蔑视法庭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性才能够以蔑视法庭罪处罚，对于一般性的侮辱法官的行为最好不予理睬，对于拒绝回答可给予告诫，对于破坏法庭、威胁证人、陪审员，则应当立即逮捕。此外，当法官受到舆论的攻击与批判时，法官不能以蔑视法庭罪用来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法官应正确区分蔑视法庭的行为与行使言论自由的界限。

作者以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开篇，突出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重要性，表明了司法工作必须保持神圣性和权威性。正义来源于信任，只有在程序上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才能取得司法信任，维护司法权威。蔑视法庭罪即是从宏观上保证法庭尊严和司法权威，培养司法信任，树立司法权威，进而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法院以及法庭作为司法场所，无论是法院的建筑、法庭的布置、天平院徽、法官袍也都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庄严性。

第三篇是关于逮捕与搜查的具体程序。在英国，执行逮捕必须基于合理判断有逮捕的需要，并出示逮捕证；对于搜查，必须持有具体指出某人所犯罪行的搜查证，扣押物品应当符合搜查证所列物品的要求，执行逮捕与搜查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

任何司法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国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就是滥用司法权，破坏司法权威，甚至侵犯民权。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法官审案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法，保证当事人庭审中的辩论权、申述权、申请回避权等权利，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二、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

所谓公正，就是不让天平歪向任何一方。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实质公正的法律目的。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反映，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法律本身发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会出现维护法律并不能实现公正的情形。为此，丹宁勋爵主张法官应根据公正的原则，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释法律，而不必拘泥于法律本身。他主张，法官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办案，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公正，而公正的原则是高于法律条件和过去的判例的。他明确指出："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我总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而上议院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律，而我认为是实现公正。"丹宁勋爵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如果有任何妨碍做到公正的法律，那么法官所要做的全部本分工作就是合法地避开——甚至改变——那条法律"。

体现丹宁勋爵这一思想的包括本书第四篇所讲玛利瓦禁令的确立。玛利瓦禁令即为冻结禁令，意指在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被告有可能将其财产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处理或者转移到法院管辖区域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处理其财产，以确保法院判决或者裁定顺利执行。在1975年5月的"日本邮船会案"中，丹宁勋爵便提出法院在判决前可以应原告申请，发出禁止被告处理其财产的禁令。而在一个月后的"玛利瓦诉国际散装货船公司案"中丹宁勋爵再次提出签发禁令，自此该禁令就被命名为"玛利瓦禁令"。按照英国的惯例法，在判决之前不能发布这种禁令，但玛利瓦禁令确实有助于原告权益的实现，丹宁勋爵正是基于实现公正发布了这种禁令，随着法律的发展并得到了广泛认可。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极大促进了贸易与航运的顺利进行，有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并扩展适用于英国的民事、商事案件的诉讼保全中。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思想的典型，并推动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另外本书最后三篇关于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也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思想的体现，丹宁勋爵采取改革措施，从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开始了向妻子在家庭法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改革，从被遗弃的妻子在结婚住房中的居住权一直发展到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的平等权利，最终促成了国会以立法的方式对这一法律领域的改革。丹宁勋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不仅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履行了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丈夫的外出劳动与妻子的家务劳动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夫妻离婚时，他们各自的劳动都应该是家庭财产占有权的基础，妇女应该和男子一样，平等地拥有自己的份额，这样对被遗弃的妻子才是公正的。丹宁勋爵评价道"没有我们的努力，被遗弃的妻子要想获得保护恐怕非得再等40多年不可"。正是丹宁勋爵基于实现公正的追求才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维护了妇女的权益。

理论上，立法就是为了实现公正，从而实现利益的二次公平分配。法律本身应当是公正的，但立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难免会出现法律漏洞，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会导致不公正的现象出现，这就要求司法部门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推动立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官作为法律的适用者，应当遵守法律，同时根据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合理公正的解释适用法律，法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题或者法律滞后性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以推动立法的发展，使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无限趋近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三、法官应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呢？丹宁勋爵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广博的知识、过硬的法律基础，还有当机立断、敢于以正义之剑去揭开和审判现实的罪恶的信心和勇气。在本书第二篇行为调查中，丹宁勋爵用两个案例表达了法官应当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第一个案例是喋喋不休的`法官，讲的是哈利特法官在法庭上既向证人席上的证人提问，也向律师提问，结果统计下来，他问的问题比人家双方的辩护人说的加起来还要多，导致两造律师都以该法官问的问题太多妨碍了双方的辩护效果纷纷上诉。最终上议院支持上诉成立，以哈利特法官辞职而告终。或许哈利特法官是基于最佳动机提出了那些问题，但却对庭审双方行使辩护权利造成了干扰。在法官审案制度中，法官是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法官的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然后再根据法律进行公正裁判，律师对查清案件事实发挥着可敬和必要的作用，法官应让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天平上加码——精确地计算利弊得失——但最终还是由法官决定天平倾斜地方向。法官要想做到公正，应当保守的听讼，不介入双方的争论。法官应当听取证词，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律师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地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估价时，以及最后在需要断定真情所在时，法官才能亲自讯问证人。作者在书中非常巧妙的运用了培根大法官的一句话：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表明了法官在法庭上应当耐心听讼，在律师的作用下查清案件事实，而不是介入双方的争论，我们应以哈利特法官为戒。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犯错误的法官。土耳其人西罗斯到英国旅游超过了规定期限，地方法官建议将其驱逐同时指示勿将其拘留。西罗斯向大法官法院上诉要求驳回驱逐失败，但在被驱逐之前，其并未被拘留，仍然有权自由离开，但大法官误认为西罗斯在监管之中，因此下令拘留了西罗斯，出现了差错。针对这个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法官是否要为如果加以适当注意就不会出现的差错承担赔偿责任？丹宁勋爵认为，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官的言论受一种绝对特权的保护，法官发布的命令、作出的判决，不能成为对其民事诉讼的理由。无论法官是严重失误，还是极为无知，或受嫉妒、仇恨、恶意或其他种种不良动机的驱使审理案件，都不应受到起诉。对受害一方的补救是向上议院上诉或者申请人身保护状，要不就申请再审令或者调卷令，或者采取此类步骤以撤销法官的判决。此项免予个人诉讼和质询的自由是法律赋予法官的，给予法官这一自由并不是为了法官个人，而是为了公众，为了促进司法的实施，只有这样法官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无需赡前顾后。虽然法官不会对庭审中因行使审判权而发生的小差错负赔偿责任，但作为一名法官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审判技能，避免错误的出现……

丹宁勋爵除了以上法律思想外，还有诸多见解依然有现实意义，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丹宁勋爵认为法律虽然与道德、宗教是可以分开的，但它们不是互不搭界的。通过提高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可以使人们将承当责任和义务当成出自内心的本能，自觉的少钻法律漏洞的空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仰，坚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以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人民司法事业，更好地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人民法院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2

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之一。在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出版了多本法学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就是其中之一。

丹宁勋爵在该书的前言中首先阐明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的涵义，即“法律的正当程序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丹宁勋爵认为，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首先要对妨碍司法运用或扰乱司法施行的行为用“蔑视法庭”这一独特的罪名加以惩罚。对于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从破坏法庭纪律、侵害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污辱法庭、违抗法庭命令、损害公平审判等六个侧面列举了生动的案例，说明了蔑视法庭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对蔑视法庭罪提出起诉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程序，法庭可以以此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法庭可以用事前发布禁制令或事后进行惩罚的方法来限制这种行为。这种起诉应该由检察总长来进行，但法院也应该根据与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任何人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解决。

为了维护和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遇到许多问题，除了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还选择了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一些具体问题加以介绍，并阐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行为调查”一篇中，主要针对由调查机关、监督机关、许可证发放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受理解决的问题。因为此类问题不能向法院上诉，也就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但是，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又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法院制定了一些程序用以控制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关，特别是当这些机关作出的裁决或得出的结论非常不利于个人时。丹宁勋爵具体介绍了调查法官的行为、大臣的行为、公司董事的行为、外国人的行为、律师的拖延行为的调查程序。在“逮捕与搜查”一篇中，丹宁勋爵论证了如何摆正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他认为，倘若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分文不值了。每一个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些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人身安全必定是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的。在“玛利瓦禁制令”一篇中，丹宁勋爵介绍了为解决债务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履行问题而进行的一项司法改革，通过颁布“玛利瓦禁制令”，使债权人在赢得对债务人胜诉判决以前可以在诉讼开始时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丹宁勋爵还用三篇阐述了婚姻家庭问题，他相信平等是我们时代的秩序。因此他主张男女在法律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他认为，尽管男女之间存在许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一条可以作为妇女屈从男子的理由。“她们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和男人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是同样的。她们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去争取自由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女子结婚时，她不是成了丈夫的仆人，而是丈夫平等的配偶。如果丈夫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重要，那么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更加重要，谁也离开不了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另一方之上，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根据英国的一些传统判例，被遗弃的妻子往往得不到她们应该得到的家庭财产。丹宁勋爵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坚持摈弃了那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陈旧惯例，纠正了很多不利于妇女的离婚判决，创立出一些新的判例，维护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虽然《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介绍的是英国法律的历史和现状，但其中体现的丹宁勋爵的法学思想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每一名法官应该意识到程序对于司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公认的正当程序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基础；公认的正当程序是法院裁判合法有效的前提。

《法律是什么》读书笔记篇1

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但在读完刘星教授《法律是什么》后，，对法律是什么这个朦胧概念有了更深的认识，作者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深入地对西方法理学进行批判解读，用语平实，例证简洁，在此基础上，作者亦意在抒发自己对法理学的视角：我们对法律的看法往往是由我们的姿态决定的。以下是我的几点感受：

法律是一种命令。第一，这种命令实质是表达制定者的意志，这种意志必须为他人接受，否者制定者讲给以暴力式的制裁。这种观念来自对法律现象的思考。法律是义务性执行的规定，这一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均有体现，例如，不得盗窃他人财物，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及安全，不得破坏国家安全和利益等等，这些要求都被权威机关规定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订立买卖契约，可以编写作品，可以订立遗嘱等。也就是说，当某人自愿订立遗嘱时，他人便不得干涉。第二，法律是一种命令还表现为刑事处罚问题。如当A为阻止B出版作品而将其作品藏匿，便会立即触及刑事问题，权威机关将会做出决定强行A将作品归还，如果A反抗执行机关的执法行为，则会最终触及刑事处罚。第三，法律是一种命令还表现为某些法律规定不直接说明权利义务，而是直接说明何者行为是否有效，如A趁B之危签订合约，则权威机关将直接宣布其合约为无效，并对A做出相应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性。最后，法律是一种命令是应以权威机构的强制义务的意愿和刑事处罚为依托，没有这种实质有效的暴力制裁，法律作为一种命令便会失去意义。

法律可以分为常识观点中的法律和实质上的法律。常识观点中的法律是一种白纸黑字式的观念：法律就是立法机关或法院这些权威机构宣布的正式文件。法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法律本文本身没有意义，法律的存在依赖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习惯服从。行动中的法律则更应该注重灵活性。由于法律的地方性，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在地方性法律的概念中，一切法律知识，不论是一般性质的还是具体性质，都是当下的知识，无一是可以永恒的`，于是，没有一个法律知识可以站在他者之上自称唯一正确，没有一个法律知识可以作为唯一标准。在美国纽约州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玛案件中，A是B所立遗产的唯一指定继承人，A为防止B改变遗嘱，从而将B杀害。在当时，纽约州法律并没有规定如果继承人为谋遗产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则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但是A的确是违反故意杀人罪。经过慎重思考，法院最终并没有执行法律字面上等方面的有关规定，而是从众多的前案例中，推演出一个法律原则，即不容许以欺诈行为或犯罪行为从而获得利益，并判决A不能获得B的财产。面对这种规定，人们似乎可以向常识观念提出问题，在里格斯诉帕尔玛一案中，法院中的做法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法律的义务是在于严格按照法律条文中的明确规定解释来解决纷争，如果法院另行其道，那是因为法院自己抱有不正确的法律观念。但是，在此案中，法院则认为自己行为并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他们的判决非但没有受到谴责而且成为新的先例，一是因为A的故意杀人罪的确成立，二是法院虽然没用按照法律条文来判决，但是其灵活的运用与此案法律规定明确相关的立法资料，同样是运用法律。法律条文是死的，灵活的使用法律才能更好的让法律保护人民的利益，这给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恶法”和“邪恶要求”等观点。法律完善是一个长远哥过程，法律条文也是不可能具体到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无法保证法律适用者一定会给出一个确证性的解释，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实践困境。这就意味着，有时法律理解而产生的“法律是什么”，更多的是一个纲领，一个大的方面，而不是“具体需求”式的。

《法律是什么》读书笔记篇2

对长谷部恭男这本《法律是什么？》中提到几位法哲学家的观点在此做小小的整理和辑录。

一、霍布斯

社会契约论：霍布斯认为国家在建立之前，人类是处于群居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是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大致相当，为获得他人的尊敬并且满足自身欲望，从而彼此竞争互不信任。这样的战争状态使得人们活在对于暴力而产生的死亡的恐惧中，人们拥有生而有之的生命、健康、自由等自然权，为保护自己自然权的实现，人们通过理性的认知得出自然律（人们对于和平的期许）。为实现社会的和平，更好的实现自己的自然权，人们愿意缔结条约，放弃自然权。但是，人类本身又是非理性的动物，极易通过感性来认知，这时就需要建立起依然共同的权力体制即合议制，于是国家就顺应而生。

制定统一规范的主权者，在霍布斯看来拥有着普遍的权威。人们的思想、宗教和行为表现等等都受到主权者制定法律的拘束。

除此，霍布斯还是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人类无法认知其死后的知识，认为神职人员也是人，神职人员也无预知后事的能力，主权者对于人们的内心也同样无法认知而进行支配，从而希望人们能脱离神职人员或者长老的支配。

二、洛克

洛克与霍布斯不同，洛克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他思想论述的前提是：人类都是神的创造物。神赋予了人类理性，从而使得人类可以认识自然律。关于自然状态，洛克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所有物，这些所有物为人类所共有，而由神创造的人类自身通过劳动等活动并且利用世界（全人类共有物）创造出属于自己所有的的所有物，对次拥有所有权。但是，在自然状态下对人的行为有各种障碍，人们违背自然律的行为也等于向全世界宣战，因为世界是全人类共有，自然律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法则。所以，任何人都有权力惩罚这些违背自然律的罪犯，而被害人独有的被侵犯的权利只能由加害人进行赔偿。

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下，自然律由每个人自己行使。这种自己行使的状态使得人们的生命、自由及财产的保障不确实，就应该将个人对自然律的执行权及判断全部集中由政治权力行使，这时，社会契约订立。社会契约建构起一个政治社会，而政治社会将权力信托于政府。这点与霍布斯不同，霍布斯认为政府权力由人们集中而直接取得。洛克观点中基于社会契约而取得权力的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信托。当政府逾越权力的范围时，信托于政府的权力便消失而回到人民的手中。

关于宗教，洛克认为信仰宗教是人们的自由。因为信仰是一种内心的活动，而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护世俗的利益，内心的活动并不经政府的调整。如果政府强迫人民信教，人民信托于政府的权力同样也会消失。就会出现人民和政府的战争状态。洛克还认为世上的各种行为须来世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纷争可以通过神明来进行裁判，即起身叛乱。这样一来，认知到人民拥有抵抗权的政府会更好的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

三、卢梭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是人们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为保护生命或者财产权会产生障碍，就要基于社会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及国家制定法律并基于法律而行为。但法律的制定依据又是什么呢？法律制定要使在国家层面下生活的人民能如自然状态下一般拥有自由，所以，法律应有人民自己制定，这样才能保护在国家层面下生活的人民的自由不减少。但是，人民人数众多，制定法律时，自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时，以多数决的办法，而多数人的意思往往与普遍意志趋同。我们也可以理解，子信息越充分，参与的人数越多的情形下，多数决做出判断的正确性就会越高。

在卢梭的思想中，有一个天才的“立法者”来引导大众。为什么基于共同意志作出的判断还需要一个“立法者”呢？是由于，普遍意志大部分正确，但不会总是正确，仍会有出错的时候，这时就需要一个借用神的权威的立法者来使人民信服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由此，卢梭认为宗教是政治的工具。天才的“立法者”作为一个人，他也无法使得一个国家永远存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为集体利益而牺牲，宗教成为政府统治者的一个高贵的“诈术”，借由其权威而建立起正当化的理想型政府。

四、康德

康德在自然状态的观点与洛克相似。康德认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是妥适的。环境也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所有物，在共有的环境中劳动便会获取固有的财产。但人类本身就不是非常的理性的动物，每个人都只愿意进行自己认为良善的事情而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这种认知的差异，就会导致冲突，从而引发社会的不安全性。这点与霍布斯相类似。人们要舍弃自然状态下这种不清楚的权利的关系，在政治权利保障的秩序下和平的共存。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真诚的探究正确的道德律，仍然会因为认知的不同而引发冲突。客观的法秩序的确立使自由和不同的认知判断得以并存。这点与休谟的协调的观点类似。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法律类型，但是只要你所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这种现行的法律，你就要去遵守，如果不遵守将难以进行社会生活，不能以有其他法律类型为由，而不遵守你所居住的地方的法律。

康德认为所有人都有加入社会契约的义务，只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够切实的分配何种事物属于何人所有，才能够确定每个人得以自由行动以及选择自由的范围。但是，立法者也是人，不可能实现分配及划分范围的理想状态，所以，必须永远持续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论自由》读后感 篇1

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所著的《论自由》，完成于1859年。该作品所论述的自由主要是公民自由和社会自由以及他们的权界关系。我国思想家严复把该书翻译书名为《群己权界论》。该书语句生涩很难读懂，我认真读了两遍，理出点头绪，理解感受如下：

密尔说：“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人的利益，他就不必要向社会承担职责。其他人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认为有必要时，向他提出忠告、指教、劝说以致回避，这些是社会向他的行为正当的表示不喜欢或责难时所能采取的唯一举措。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职责，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利益时，个人还应当承当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这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权线界限。

密尔首先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个人自由务必是出自本人本能的行动：包括一是意识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在科学、道德、神学和信仰方面，在发表和表达意见方面的自由。二是自由制定个人生活计划，自由按照所喜欢的去做，实现个性的充分发展。三是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

同时，他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人性的本质要求。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最了解自身需求和内心想要的，只有自己最了解最清楚。如果用千篇一律的一个模子和传统习俗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则使天下的人都变成相同的人或相似的人，个人没有了特点和棱角，丢失了独立思考的潜力，各种欲望和冲动也将失去，天才将被泯灭，社会日益同化，就会造就了碌碌无为的凡俗之辈，社会缺乏进取精神，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社会就会走向衰弱的命运。

相反，社会尊重每个人的特点和个性，个人自由的选取自己生活的方案，为了到达自己的目标，他就会使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决定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材料，使用思辨力去做决定，还要事前事后周密思考，对于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会想法设法加以克服，以激发个性的充分发展，施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和价值，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需要天才，因为天才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来源。但是天才只有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才会发挥作用，并且天才本身就更具个性和特点。因此，社会在干涉个人自由时务必格外慎重，务必有严格的一个限度。因为那些决定在法律惩罚或者舆论支持之下大家遵守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社会的好恶，或者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人的好恶，制约人们行为的原则就是按照他们所愿意做的那样去做。社会和政府就应把能交给个人做的事情交给个人去做。这样不仅仅能发挥个人的活力，而且还能培养人们更多地社会实践经验和潜力，更加融入社会和政府之中，学会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潜力，不是永远依附于社会和政府。

我觉得读书不能就读书而读书，就应学以致用，把书中的智慧多与现实联系起来并加以思考融通，以在现实中得到借鉴。透过读该书我有如下启迪：

一、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家长生育孩子后，不仅仅满足孩子成长所务必的物质条件，还要把孩子培养成心智健康的社会人才。

因此需要家长做到，不要给孩子很多条条框框，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应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成长发展空间，让孩子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环境中快乐成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让孩子按照你所认为正确的轨迹发展。更为甚者，以为了孩子好为借口，强迫孩子务必听你的话，按照你的思维和思路教育孩子。这样做最后结果是好心办坏事。不要以为孩子十分听话就是好事，要学会让孩子有独立思考决定的习惯和潜力，不要怕孩子吃苦和失败，要让孩子能自己做的事情大胆的放手让他去做。千万不要做越俎代庖的事情。同时要鼓励孩子敢想敢做，敢于尝试新鲜东西，并且勇于担当的精神。不要做循规蹈矩、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辈。更不要做被世俗和习惯行为所禁锢的好好人。同时对孩子所犯的错误，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培养孩子建立一颗独立思考，勤于实践，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由精神，富有激情创新的新一代。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活法，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活法。

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一个国家只要政治、法律与社会持续对多元化个性的宽容，社会就会充满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

如果一个群体是由有个性、有生命、有活力的个人组成，这个群体就会充满活力和生命。社会就应宽容那些有强烈欲望、激情、活力乃至冲动的人，欲望与冲突是制造英雄的材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源泉。19世纪欧洲的成功在于自由、在于个性和多样性。中国衰落的原因是缺乏自由、个性与多样性。欧洲的个人、阶级、民族之间，彼此都极不相像。他们都追求自我，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成功。而中国的衰落在于国民的极为相似。在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成了人们头上的一项枷锁，以一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把祖宗的东西变成永恒不变的法宝，墨守成规，夜郎自大，不思进取，在一片静止中走向没落。这不能不让我们痛心疾首。改革开放的实行，就是松绑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才有这三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就。其实个人和国家一样。没有个性，没有追求，没有紧迫感，就会落伍，就会淘汰。

《论自由》读后感 篇2

《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它将自由问题的探讨从国家与个人延伸到社会领域，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论述，成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它对个人自由的强有力的热情辩护，使之成为英文世界里捍卫自由的经典。

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现在看来，密尔的这句话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如此强调“自己对自己负责，他人无权干涉”的人，怎么会觉得用专制来“对付”一个民族是正当的呢？原来，在密尔看来，野蛮人的种族就好像人类中的未成年人，他们无法对自己负责，需要成年人的照管。可是，如果密尔的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种族是怎么长大的呢？在人类刚出现的时候，可没有其他人来帮助、照管这些“野蛮人”啊。

对于某些意见，因我们自己的判断裁定其错误就拒绝倾听，为了更充分说明这种做法的危害性，看来有必要把讨论付诸具体的案例；而且最好我首先选择那些最不利于我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反对言论自由的论点，无论是从正确性上还是从有用性上来说都被视为是最强有力的。

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包括：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思想和感想的自由、意见和情操的自由、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第二，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相应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孤独判断之缺乏信心，他就常不免带着毫不置疑的信托投靠在一般“世界”的不可能错误性。而所谓世界，就每个个人说来，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如他的党、他的派、他的教会、他的社会阶级。我们所谓的世界，只是我们接触的那小小的一群人。虽然网络时代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然而作为一个个体，能够接触到的人和观点终究还是少而又少的。在世界这只庞大的大象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所以，我们盲目相信“世界”的看法，和盲目相信自己的看法没什么两样。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如果在当今社会有完全的自由，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阶段。本书中提出最中心的就我们在不影响到别人的生活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绝对自由。但是现在的社会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吗？

《论自由》读后感 篇3

把一本叫《论自由》的小册子看完了，作者是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一句《马哲》教科书中的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论自由是向真理接近的方法论。

人类对自身有多不满，就意味着人类所掌握的真理有多残缺。同时，人类没有出现比现实更糟糕的状况，意味着人类某种程度上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或快或慢，有时甚至曲曲折折。

真理可能是碎片化存在，而人类则透过海量的探索，将这些碎片拼在一齐，并透过传播、共享。这就有了主流与边缘（异端）的分界，自由意味着让主流之外的边缘（异端）存在。这能够算作是一种宽容，但其实际上是对真理的维护。穆勒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异端可能是一种谬误，可能是一种邪说，也可能是尚未被人们感知的真理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它要么刺激着现有的主流真理使其尽量不被教条化、概念化，它要么将在未来补充现有主流真理身上藏有的缺陷。

人类对自身的前途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很多时候又似乎一无所知。如果70亿的人类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真理就会收缩；如果这是70亿充满个性、首创精神的鲜活的人，真理才会扩张。人类才有可能迈向终极目的地，如果有的话。

思想上的自由，放到生活中，就是一种彰显个性的态度与行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它的原则是，如果不伤害到他人，能够为所欲为；如果伤害到了别人，就需要遭受处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那些看似囚禁人们自由的监狱，如果被正当使用，实际上也是维护自由的设施。

这就引出了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教育。如果一种教育体系，它的存在是为了统治官僚机制输送人才，它就是一种反自由的，其结果是，最聪明的人被聚集在一齐去控制其余人的自由。

比如科举制度，哪怕我承认它是一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它的结果必然造成官僚体系之外的，其余国民在自由领域探索活动的萎缩，如此，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个性，不会再有首创精神，真理因此教条化，社会停滞。如果没有英国的坚船利炮，这天的中国或许与过去两千年的中国没什么差别，当然好与不好，大家自己会有想法。

这本书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英国土地上，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或有许多共鸣。听我乱说，不如自己去看，很短，才10万余字。

《论自由》读后感 篇4

很薄的一本书，晦涩的长句，让我如同咀嚼一块生硬的糟饼，咽不下吐不出。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能够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理解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当我看到严复先生所翻译的这个标题，似乎这更是密尔所要表达的主旨。

整本书的建构清晰易懂，完全与其行文资料不同，开章引论，于后三章分述，末章叙述其应用。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谓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也是他所论自由区别于前人如自然法学派，把自由看作是不依靠于社会，而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天赋权利。在老师在指定书目之前，我便有意地去尝试着去读这本论著，原因在于一次在网络上搜索，《论自由》是新闻传播学必读的课外读物，事实如此，密尔本书的重点也在于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在第二章的末尾总结论证了思想言论自由在认识上的好处，那里有必要摘抄下来，因为这一系列的论证对推动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使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论证如下：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不可能错误性的提出是密尔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论据，没有什么不可能错误，故而，任意意见都可能去发布。第二，纵使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内含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充。密尔在这第二点上确定了错误意见的存在的好处，它之所以存在是对既存真理的一种补充，它有利于真理的完备性。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理解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这一点简直是太有说服力，反对意见的提出，就会逼迫持有者去说服反对者，而一旦持有者没有从根本上体会真理，那么只会被反对者所识破，只因为有反对者的存在才能使真理更好的被人理解。再者，第四点，教义的好处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少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

密尔所宣称的自由毕竟是离不开社会的，人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任其随自己喜好的态度去生活。但是，他也务必区分自己自由的权利界限，在密尔的自由论中，自由，也就是不能损害到他人的利益。这也是我所能读懂的层次，在不干涉他人权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状况下，你是能够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的。当然，政府也不能干涉人们的这种自由，密尔理论中，政府过多干涉人们自由，会增加政府的权力，必须程度上会使人们陷入崇拜权力的状况，从而丧失自己的自由观念，依附于政府，而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干涉，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如前面密尔所述，意见就算有其真理性，但反对的或者不同的意见在必须程度上对其真理性是有所帮忙的。我是这样体会的。

密尔的理论就先谈到那里，本篇读书笔记，我用了“读不懂”来形容我所认识的自由，当然既是形容这部著作，也是形容我所看不懂的当今中国社会所谓的自由与民主，以及一些为人师所传授的民主自由。是的，中国的民主自由是与当今世界所谓的民主自由有必须的距离，正如韩寒所讲，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会有一个审批的过程，会有一些字会变成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这都是在西方国家不能所遇见的状况，这完全是政府干涉个人言论自由的铁证。或许，是有太多人只看社会的这一面，在我看来，整个社会是前进的，总有一些手段是务必要实行的，一些人总是在试想如果中国政府按照西方政府那样做，该多好，我想问，多好是哪里多好？体制要变，民俗要变，人们要被强迫地去理解所谓的民主自由，时髦的说也就是突然“被民主”“被自由”，一个人总要被周围的环境所感染，会慢慢适应，会逐渐去放下自己这方面的畅想，逐渐同化，不横向比，纵向比，这种变化是很客观的，横向比，我们只能兴叹，有时候，我反而感觉西方国家安全感不是很强，一切都放开，在适当法律下，谁明白谁哪天会情绪变化，对他人怎样样？

自由，感性来讲，只要是简简单单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能够，必须要与自己过不去，那也没办法，有一批人在争取西方式的自由，需要这样的人，正如密尔在《论自由》里所说的的另外一个层次，每样东西都有存在的理由，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的。

《论自由》读后感 篇5

自由，乃吾心向往之，而不能久得。逛卓越网时偶然看得《论自由》一书，介绍说此书主要解决个人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遂买下并决意静心读之。然至今，只读了引论，有一点浅想，记之成陋文，望通读后看到此文不会成笑话。

穆勒云，“虽有民主，而操纵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此话乃针对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言。理论上的民主乃掌权者与被治者是一体的，因此国家的好恶就是人民的好恶，然而，实际中的掌权者与被管者不可能是一体，“人民的好恶”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好恶，只是其中多数人的好恶，况且多数人的好恶也不是最多数人的好恶，或者实际上所谓的“多数人”只是少数人，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容易造成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劫持。

穆勒感叹道：“太白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其实，如斯统治较专制更残暴。因为专制是让人民明白地看到它的武断专权，而这样的统治是在暗地里施加百姓于“暴力”，表面却打着民主的旗帜。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后就流为了斯大林式的少数人专制：政治上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人民却没有监督党和政府的权力；经济上它可以“卫星上天”，却不能满足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思想文化上进行高度垄断，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作家经常遭意识形态恫吓。

据索尔尼仁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沙皇1876——1905年的30年间共处死486人，被斯大林在1930——1953年所谓23年中处以极刑的人是沙皇的一千多倍。此种“专制”无人民自由的国家，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将国囚禁起来，里面的溃烂终会蔓延至表面的浮华。因而为国治理者，应当为民之权益谋事，万不可将自己当做人民代表，却把为自己谋权当成是在为人民谋权。

自由之初义乃不为外物所拘牵，无胜义也无劣义。有个性的人大多事上不为外物所牵，正如穆勒所说，个性就是个人具有独立意志，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物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社会、传统和习俗作出判断。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活得自由个性，他们特立独行、不怕孤立、敢说老实话、敢向社会大多数的专制权威挑战，他们比其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准备下的模子。自由个性之人是理想主义者，是孩子也是老者，是推动社会不断完善的先驱力量，这样的力量要影响他人，必得将思想观点形成舆论，要形成舆论就得有发言权。但是社会暴虐的目的就是要摧折人的个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首先禁绝的即言论自由。

《礼记》中说“情欲信，词欲巧”，便是要提醒人们说话时态度要坚定，但是说话的方式则要非常客气、非常婉转，自由个性之人当这样才能让当权者听得进去。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言论自由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时，又认为我们认为“真理”的，我们认为“是”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正因为人类不是“不可能错误的”，因此需要容忍异己才能实现自由。比如，岳飞抗金之时自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然而对于金人而言岳飞是灭国者是自己的敌人，金人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那么，到底谁才是对的、是正义的？我们无从判断。社会中也常常有人认为自己的正确的，因此带着“正义的火气”残酷地摧毁了另一个可能是正确的思想或事物，这样也摧毁了别人的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 篇6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在现今这个“自由”泛滥的时期，自由已经被高度的抽象化，然而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而且还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关于这个话题，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也表达了他的独特的观点。在此书里，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仍有绝大部分的内容至今仍会对我们产生启迪。

说到自由，让人不禁会想到这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公民在国家中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引论中，密尔有一个生动的比方：“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政府统治下人们的政治自由，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含义，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或者几个字就把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概括出来，因此只能用一种现象来表述，密尔将自由分成“自然的自由”与“规则性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或者也可以称为“最原始的自由”，这种自由i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中，以强力为后盾，充满血腥与残暴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不是平等的享有的，由强力的大小决定，只要你拥有绝对的强力，凌驾于其它强力之上，你将拥有绝对的自由。而所谓的“规则性自由”也可以称为“制度下的自由”这里的“规则”包括了“法律、道德”等等，人们的自由首先就是必须符合规则，是一种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思想，同时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应该是平等享有的，并且相互不能侵犯的。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从遵守法律中获得自由。”而密尔所赞成的，正是“规则性自由”，并坚决反对的是“原始的自由”。

在这里我想讨论几组相互对立的词组：个人与社会，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自由与权威。

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人们总是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让自己的意志得以表达，从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密尔说：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保护，每个人对于社会也就应该有一种报答，那么这种报答要以何种方式？或者还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要遵守何种行为准绳？在密尔看来，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那么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个人的行为要有一定界限，当一个人都行为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就对他有了裁判权。

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那时国家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些权利对于被统治者施以压迫，剥夺他们的自由，当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因此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权威被建立在选举、授权的基础上，他们不敢随意施设自己的淫威，被统治者就以为统治者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但事实上，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密尔认为，这种情形会产生侵害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属于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所谓的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的一直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财政生活中已经显露出苗头的“多数的暴虐”忧心忡忡：：“普选制度事实上使穷人管理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38—239页。）这就表现出，民主做真正表达出的只不过是大部分人，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教育力量之下，使一些不愿意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终究不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

前文提到，社会总是在某种限度上干预到个人的生活，那么正确处理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也正是密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密尔把个人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权威对自由最小的干预，社会对个人施以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二，法律与社会舆论，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准则，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

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与密尔所处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对于一个人的自己的利益（这里所指的是合法的利益），本人是关切最深的，社会对于个人所怀有的关切只是部分的，并且是间接地，因此社会权威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对社会成员施以所谓的“保护”为理由，如果不被当事人允许或认同，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自由都是一种压迫与威胁，需要加以阻止，以社会成员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意见自由，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的是，完完全全的思想自由，讨论自由与个性自由，这样才会明清真理，纠正谬误，因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 篇7

《论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尓的代表作，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书中完善和发展了英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想，大力为个人自由鼓与呼，同时清晰地划定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干涉之间的界限，为国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支持。

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密尓自由论证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密尔似乎与康德“人是目的”的哲学观点一致。上天赋予每个人的禀赋，理应通过个性得到充分发扬，这是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密尓坚决反对对个性的束缚。一方面，他认为每个人的禀赋不同，痛苦的感受和快乐的来源也不同，怎样才是最好最适宜的生活方式，只有个人最清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应该交给个人自由决定。可以看出，密尓的论述中隐含着价值多元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另一方面，对人民个性的束缚，将会限制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其陷于停顿（很不幸中国成了密尓所举的反面例子）。他认为德国思想家洪堡提出的“首创性”概念，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进步必须有人第一个开创新的做法。而“首创性”有赖于人民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和境地的多样化，才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源泉。顺便说一句，这一观点与进化论的理论倒很相符，物种单一性发展在环境巨变时很容易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整体灭绝。

密尓认为，任何压制个性的制度，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都是专制。专制有两种，一种是权力专制，一种是习俗专制。权力专制用武力压制人性中的突出部分，强迫个人屈服，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突破平凡的人被迫消失，反而是那些顺服和平庸之人得到鼓励，久而久之形成习俗专制。习俗专制更加可怕，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当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习俗，无人想到抗拒和变革，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平庸的沉寂，失去发展进步的可能。

密尓对思想和言论自由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个性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因为人类的精神福祉是其他一切福祉的基础。密尓在论证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时，提出了四条依据。

第一，非主流的异端思想有可能是正确的，这在历史上一再被证明，密尔列举了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例子。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就是“冒领不可能错误性”（假冒上帝）。

第二，假如异端思想有很多错误，但是不可轻易否认其中也存在着部分真理。得势意见很难或者从来都不是全部真理，借助于异端思想中的部分真理，可以让自己得到补充和完善。

第三，即便我们假设公认的意见就是全部真理，但它仍然需要不断地接受质疑与争议的冲击，以保持其活力与生动。一旦其开始拒绝讨论，就会沦为教条，接受者就如同持有一个偏见一样，很少领会并真正认同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知行不能合一。

第四，教条只能导致人心的硬化和僵化，拒绝任何新的思想观念进入人心，妨碍了人的精神发展，同时导致社会僵化。

因此，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发表十分必要。前提是在方式上要有所节制，不能越过公平讨论的界限。其一是不能夸大和歪曲事实，不能对对方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压制，或者故意扭曲对方的意见表述。其二是不能实施人身攻击，不能以武力、法律、道德为武器对对方进行威胁。

当然，如果所有人任由个性自由发展，必将相互影响和争斗，因此社会的干预在所难免。密尔在划定个人自由与社会干涉之间的界限时，给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及交代。这条原则是关于涉己的行为，也就是个人自由所应具有的最低限度。第二，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当负责及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

密尓对政府干涉问题特别谨慎，对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问题，坚决反对政府干涉。他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如果事情由个人来办比政府办更胜一筹，自然应该由个人来办，比如自由生产和贸易问题。

第二，有些事即使政府办比个人办效果好，仍有必要交给个人办，因为这样可以锻炼公民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从长远来看，个人的`发展必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三，不必要的增加政府权力，将会在今后带来更大的祸患，一方面造就难以根除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使人们逐渐依附于政府，政府将会越来越为所欲为。可以看出，密尓希望的政府是“守夜人”的角色。

概言之，能够合理干涉个人自由的，只能是为了自我防卫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必要责任。当然，密尓没有忘记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家长和社会的义务，适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自由是必要的，这点可以理解。

但是，密尓将所谓落后种族或者野蛮人也排除在外，却是犯了一个歧视性的错误，并为殖民统治和专制压迫留下了空间。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定，难道有所谓客观标准吗？如果没有，岂不是又成为强者的借口？这不能不说是密尓思想中的一大遗憾。

《论自由》读后感 篇8

本月的博客是密尔《论自由》的读后感，本人并不是偷懒，而是在读完这本书后，就已经决定以它作为本月的博客，原因就是本人99%的认同再认同密尔的观点，在自由方面，我无耻的说一句，我和密尔不谋而合！

读完这本书，我更多的不是激动与欣喜，而是认同再认同。该书所有的文字都围绕本书的核心，即密尔在书中所说的“本文的目的”，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或防卫队他人的危害。（这段话不是我复制的，而是一字一字的打出来的）。

我认为该书的核心与我本人之前的一个观点极其相似，即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不可以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读完这本书，我并不是感到受很大的启发，而是百分百的认同。

其实，谈到自由就要谈到集体（所谓的集体）。一些集体的存在并没有很好的为集体里的个人带来福祉与利益，跟多的是为了这个集体中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力，里面的大多数人是“被”加入的，他们的自由和福祉收到了“名正言顺”的侵犯。我不太喜欢集体里的“多数的暴虐”，即密尔所说的，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货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当中的少数人在数量上并不是少数，而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就这样被“少数服从多数了”。而服从的结果并不一定给集体带来很多好处。时间久了，可能就会产生“奴性服从”。这都是自由的悲哀！

其实，很多时候，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那个意见可却可能是真确的。有时候，一项任务没有被授予一个人而是另一个人，前一个人却可能是最合适的。比起“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更讨厌资源被错误配置。

其实，小政府往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最好是世界各国都是小政府时最好，大政府的国家往往会侵犯小政府的国家。而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利，会有很大的祸患，不仅对内部，而且也会对外部产生祸患。

其实，进步与自由是有很大正相关性的。密尔说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当然我不赞同其“唯一”的字眼，但这个观点仍然可以很好的解释我们国家在创新上出现问题的原因。

自由的含义有宽容。的确，如果没有宽容或宽容度不够，那么自由也会受到压制，我们有时会对那些与自己本身、自己民族、自己家乡乃至自己国家不相符的行为举止或做事方式等表现出异样的眼光甚至憎恶等等，这其实是对自由的冒犯。

最后，我想说，去走自己的路吧，但也不妨碍他人走其自己的路！

《论自由》读后感 篇9

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情绪仍在激动之中。约翰。弥尔顿的博才多学，激情慷慨深深的感染了我。一遍阅读下来，弥尔顿的思想的精髓未完全的消化，但仍颇有感想。

《论出版自由》的产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164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过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在著作横空出世之前，弥尔顿的一些关于离婚的小册子多次被检查人员打回，并对他做出了处罚。这激起了他的愤怒，并痛切陈词。他指出这项法令的订立时诸位不属于承认的。此外，他还强烈的说明这项法令会使人们的日趋愚钝，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的发展也会受到妨碍。它的存在的唯一的作用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

他提倡说：书籍不应该在出版之前就被秘密的扼杀，而是在出版之后再对其审查。对此，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坏书同坏肉做比较。坏肉，即使使用最合卫生标准的烹饪方法，他也不能产生什么营养。而坏书在这一点上就有所不同：他对于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这样把一切检查员认为不可以出版的书籍扼杀，这着实是一项重大的损失。被禁止出版的书往往是关于渎神、无神论的，这样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与其将它扼杀在摇篮中，还不如拿出来杀一儆百。雅典普罗塔哥的实例就是很好证明。普罗塔哥在他的《论神》一书中开头便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的存在”。于是此书便被阿留坡阁下令焚烧了。烧掉的不仅仅是他的书，一些蠢蠢欲动的无神论者铤而走险的思想也被禁绝。

他还说明了书籍的重要性。他认为书不是死的，他非但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而且还跟作者一样的活耀。他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一不小心，误杀一个好人跟误杀一本好书会一样的容易。但是，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一本好书是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的熏制珍藏，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扼杀一本后果是失去一个真理，而把这种扼杀放在出版界，就会造成一场大屠杀。真理不能在恢复。因此，对于书籍的出版得万分的小心。

在提出观点的同时，弥尔顿还对严格的审批制和检查员们进行了猛烈的讽刺攻击。当时的出版物出版必定在文章旁标注某某某批准，一连大串。看去十分的滑稽可笑。作者虽然作品得到了出版但是毫无尊严可言。弥尔顿在与出版商的谈话中层这样问到：“试问谁可以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出版商答道：“国家可以，先生。”然而，国家真的可以么？国家之限于把检查员挑选出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被选出来的检查员可能比一般的人更贤明，可是面对每天那么多待审查的书籍，他能保证在特定的时间内阅读完制定的书籍吗？若是洋洋洒洒几千页的手稿，那就更加难了。错误的批注也在这个时候产生。单纯的让几个有学识的人去评定，还不如放手让雪亮眼镜的群众来下定论。这些都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立下了不朽功绩。

还有很多的精辟分析辩解不能一一罗列。弥尔顿在书中淋淋尽致的展现了自己清教徒的虔诚，时不时的引用宗教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样。他的中心论点：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虽然立场不是代表他所谓的一切人民，但是丰富了文章的生动性。全书的语言尖锐，但不是幽默，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