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1

作者及篇名简介：《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是二战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以下简称丹宁勋爵）的著作之一。本书作者丹宁勋爵，1899年出生于英格兰罕布什尔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24岁时当律师，45岁时被任命为法官，1982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任内退休，在其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丹宁勋爵以追求自由和进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对英国的法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的思想，尤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重视和借鉴。他的名言"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广为流传。

丹宁勋爵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法官，还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是国内外几十所著名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还是伦敦三所著名律师学院的荣誉院士。《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丹宁勋爵于198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这里的"正当程序"并不是指枯燥的诉讼条例，而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本书共七篇，其显著的特色就是以案例来说理。书中浸透着丹宁勋爵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广博的历史知识，并引用了滔滔不绝的辩论词和审判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主要通过案例来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以保证法律的公正，二是英国战后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与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进步的法律思想，笔者将结合本书内容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

【第1句】：司法公正首先应是程序公正

丹宁勋爵认为"不仅要主持公正，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公正来源于信任"，正所谓："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即为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公正。

本书开篇即讲"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所谓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笔者认为是保护日常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神圣不受侵犯。在本篇中，丹宁勋爵列举了犯人向巡回法官扔砖头、威尔士学生闯入法庭抗议、侵害证人等蔑视法庭的行为，并明确了蔑视法庭罪的界限。蔑视法庭罪，是指不需要根据陪审团控告就可以审判，并且可以由一名法官即刻审判的犯罪。之所以赋予法官这种审判权，是因为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进行的人。认定蔑视法庭罪必须严格遵守若干准则，丹宁勋爵认为蔑视法庭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性才能够以蔑视法庭罪处罚，对于一般性的侮辱法官的行为最好不予理睬，对于拒绝回答可给予告诫，对于破坏法庭、威胁证人、陪审员，则应当立即逮捕。此外，当法官受到舆论的攻击与批判时，法官不能以蔑视法庭罪用来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法官应正确区分蔑视法庭的行为与行使言论自由的界限。

作者以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开篇，突出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重要性，表明了司法工作必须保持神圣性和权威性。正义来源于信任，只有在程序上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才能取得司法信任，维护司法权威。蔑视法庭罪即是从宏观上保证法庭尊严和司法权威，培养司法信任，树立司法权威，进而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法院以及法庭作为司法场所，无论是法院的建筑、法庭的布置、天平院徽、法官袍也都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庄严性。

第三篇是关于逮捕与搜查的具体程序。在英国，执行逮捕必须基于合理判断有逮捕的需要，并出示逮捕证；对于搜查，必须持有具体指出某人所犯罪行的搜查证，扣押物品应当符合搜查证所列物品的要求，执行逮捕与搜查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

任何司法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国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就是滥用司法权，破坏司法权威，甚至侵犯民权。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法官审案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法，保证当事人庭审中的辩论权、申述权、申请回避权等权利，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第2句】：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

所谓公正，就是不让天平歪向任何一方。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实质公正的法律目的。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反映，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法律本身发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会出现维护法律并不能实现公正的情形。为此，丹宁勋爵主张法官应根据公正的原则，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释法律，而不必拘泥于法律本身。他主张，法官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办案，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公正，而公正的原则是高于法律条件和过去的判例的。他明确指出："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我总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而上议院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律，而我认为是实现公正。"丹宁勋爵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如果有任何妨碍做到公正的法律，那么法官所要做的全部本分工作就是合法地避开——甚至改变——那条法律"。

体现丹宁勋爵这一思想的包括本书第四篇所讲玛利瓦禁令的确立。玛利瓦禁令即为冻结禁令，意指在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被告有可能将其财产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处理或者转移到法院管辖区域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处理其财产，以确保法院判决或者裁定顺利执行。在1975年5月的"日本邮船会案"中，丹宁勋爵便提出法院在判决前可以应原告申请，发出禁止被告处理其财产的禁令。而在一个月后的"玛利瓦诉国际散装货船公司案"中丹宁勋爵再次提出签发禁令，自此该禁令就被命名为"玛利瓦禁令"。按照英国的惯例法，在判决之前不能发布这种禁令，但玛利瓦禁令确实有助于原告权益的实现，丹宁勋爵正是基于实现公正发布了这种禁令，随着法律的发展并得到了广泛认可。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极大促进了贸易与航运的顺利进行，有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并扩展适用于英国的民事、商事案件的诉讼保全中。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思想的典型，并推动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另外本书最后三篇关于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也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思想的体现，丹宁勋爵采取改革措施，从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开始了向妻子在家庭法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改革，从被遗弃的妻子在结婚住房中的居住权一直发展到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的平等权利，最终促成了国会以立法的方式对这一法律领域的改革。丹宁勋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不仅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履行了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丈夫的外出劳动与妻子的家务劳动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夫妻离婚时，他们各自的劳动都应该是家庭财产占有权的基础，妇女应该和男子一样，平等地拥有自己的份额，这样对被遗弃的妻子才是公正的。丹宁勋爵评价道"没有我们的努力，被遗弃的妻子要想获得保护恐怕非得再等40多年不可"。正是丹宁勋爵基于实现公正的追求才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维护了妇女的权益。

理论上，立法就是为了实现公正，从而实现利益的二次公平分配。法律本身应当是公正的，但立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难免会出现法律漏洞，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会导致不公正的现象出现，这就要求司法部门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推动立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官作为法律的适用者，应当遵守法律，同时根据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合理公正的解释适用法律，法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题或者法律滞后性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以推动立法的发展，使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无限趋近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第3句】：法官应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呢？丹宁勋爵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广博的知识、过硬的法律基础，还有当机立断、敢于以正义之剑去揭开和审判现实的罪恶的信心和勇气。在本书第二篇行为调查中，丹宁勋爵用两个案例表达了法官应当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第一个案例是喋喋不休的`法官，讲的是哈利特法官在法庭上既向证人席上的证人提问，也向律师提问，结果统计下来，他问的问题比人家双方的辩护人说的加起来还要多，导致两造律师都以该法官问的问题太多妨碍了双方的辩护效果纷纷上诉。最终上议院支持上诉成立，以哈利特法官辞职而告终。或许哈利特法官是基于最佳动机提出了那些问题，但却对庭审双方行使辩护权利造成了干扰。在法官审案制度中，法官是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法官的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然后再根据法律进行公正裁判，律师对查清案件事实发挥着可敬和必要的作用，法官应让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天平上加码——精确地计算利弊得失——但最终还是由法官决定天平倾斜地方向。法官要想做到公正，应当保守的听讼，不介入双方的争论。法官应当听取证词，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律师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地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估价时，以及最后在需要断定真情所在时，法官才能亲自讯问证人。作者在书中非常巧妙的运用了培根大法官的一句话：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表明了法官在法庭上应当耐心听讼，在律师的作用下查清案件事实，而不是介入双方的争论，我们应以哈利特法官为戒。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犯错误的法官。土耳其人西罗斯到英国旅游超过了规定期限，地方法官建议将其驱逐同时指示勿将其拘留。西罗斯向大法官法院上诉要求驳回驱逐失败，但在被驱逐之前，其并未被拘留，仍然有权自由离开，但大法官误认为西罗斯在监管之中，因此下令拘留了西罗斯，出现了差错。针对这个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法官是否要为如果加以适当注意就不会出现的差错承担赔偿责任？丹宁勋爵认为，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官的言论受一种绝对特权的保护，法官发布的命令、作出的判决，不能成为对其民事诉讼的理由。无论法官是严重失误，还是极为无知，或受嫉妒、仇恨、恶意或其他种种不良动机的驱使审理案件，都不应受到起诉。对受害一方的补救是向上议院上诉或者申请人身保护状，要不就申请再审令或者调卷令，或者采取此类步骤以撤销法官的判决。此项免予个人诉讼和质询的自由是法律赋予法官的，给予法官这一自由并不是为了法官个人，而是为了公众，为了促进司法的实施，只有这样法官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无需赡前顾后。虽然法官不会对庭审中因行使审判权而发生的小差错负赔偿责任，但作为一名法官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审判技能，避免错误的出现……

丹宁勋爵除了以上法律思想外，还有诸多见解依然有现实意义，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丹宁勋爵认为法律虽然与道德、宗教是可以分开的，但它们不是互不搭界的。通过提高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可以使人们将承当责任和义务当成出自内心的本能，自觉的少钻法律漏洞的空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仰，坚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以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人民司法事业，更好地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人民法院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2

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之一。在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出版了多本法学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就是其中之一。

丹宁勋爵在该书的前言中首先阐明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的涵义，即“法律的正当程序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丹宁勋爵认为，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首先要对妨碍司法运用或扰乱司法施行的行为用“蔑视法庭”这一独特的罪名加以惩罚。对于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从破坏法庭纪律、侵害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污辱法庭、违抗法庭命令、损害公平审判等六个侧面列举了生动的案例，说明了蔑视法庭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对蔑视法庭罪提出起诉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程序，法庭可以以此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法庭可以用事前发布禁制令或事后进行惩罚的方法来限制这种行为。这种起诉应该由检察总长来进行，但法院也应该根据与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任何人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解决。

为了维护和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遇到许多问题，除了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还选择了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一些具体问题加以介绍，并阐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行为调查”一篇中，主要针对由调查机关、监督机关、许可证发放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受理解决的问题。因为此类问题不能向法院上诉，也就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但是，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又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法院制定了一些程序用以控制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关，特别是当这些机关作出的裁决或得出的结论非常不利于个人时。丹宁勋爵具体介绍了调查法官的行为、大臣的行为、公司董事的行为、外国人的行为、律师的拖延行为的调查程序。在“逮捕与搜查”一篇中，丹宁勋爵论证了如何摆正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他认为，倘若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分文不值了。每一个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些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人身安全必定是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的。在“玛利瓦禁制令”一篇中，丹宁勋爵介绍了为解决债务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履行问题而进行的一项司法改革，通过颁布“玛利瓦禁制令”，使债权人在赢得对债务人胜诉判决以前可以在诉讼开始时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丹宁勋爵还用三篇阐述了婚姻家庭问题，他相信平等是我们时代的秩序。因此他主张男女在法律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他认为，尽管男女之间存在许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一条可以作为妇女屈从男子的理由。“她们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和男人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是同样的。她们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去争取自由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女子结婚时，她不是成了丈夫的仆人，而是丈夫平等的配偶。如果丈夫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重要，那么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更加重要，谁也离开不了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另一方之上，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根据英国的一些传统判例，被遗弃的妻子往往得不到她们应该得到的家庭财产。丹宁勋爵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坚持摈弃了那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陈旧惯例，纠正了很多不利于妇女的离婚判决，创立出一些新的判例，维护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虽然《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介绍的是英国法律的历史和现状，但其中体现的丹宁勋爵的法学思想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每一名法官应该意识到程序对于司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公认的正当程序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基础；公认的正当程序是法院裁判合法有效的前提。

当初在选择阅读与介绍法律有关的书籍时，《木腿正义》这个名字最先吸引我的眼球。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极大的新颖，有难以言语的魅力。为了满足不断萌发的好奇心，我毅然选择了阅读这本书。

下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作者以及作品内容。

作者冯象，0年代生。获北大英美学硕士，耶鲁法律博士。曾经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主要研究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伦理、法律与学、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代表作有《政法笔记》、《木腿正义》和《创世纪：传说与译注》。而《木腿正义》一书，共有1篇，分上下编。上编16篇谈法律，带有学术性；下编1篇谈学，有较强的学术性。整本书作者运用法律和学的个体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法律与学、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刚开始欣赏该书时，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作者要以“木腿正义”定名该书。幸运的是我在书中第一篇就找到了答案。故事是这样说的：马丹在儿子出生后不久突然离家出走，但是八年其妻子以及双亲未能得到任何消息。苦于疾病缠绕，临终前两位老人选择宽恕马丹并决定把全部家产继承给他，暂时拖由其叔叔皮埃尔照管。16年夏一个自称马丹的人与他们相认。但不久这个新马丹因遗产问题与皮埃尔发生争执并把皮埃尔告上法院。皮埃尔因没得到田产而认定新马丹是骗子。最终皮埃尔找到了证据把新马丹告上法院，虽然新马丹沉着冷静，口才了得，但一个木腿人——真正的马丹闯进了法院，彻底破灭了假马丹的诈骗梦，假马丹最终受到应有制裁。这我才明白“木腿”原指的是故事主人公马丹，而“正义”正如书中所说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矛盾。而读完这个故事，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邪恶可维持一时，不能够维持一世，邪恶终究会被正义所吞噬。

书中有一个故事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在这本书看到的故事中最喜欢的一个。这让我生发一个疑问：法律、法治要怎样尽可能做到完美？故事引自一部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秋菊的男人和村长吵了架并骂村长“断子绝孙”，由于村长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听后大怒并踢了对方“要命的地方”。秋菊要村长认错但他坚决不肯，她就一级一级往上搞去讨她的“说法”。后秋菊难产，但是村长救了她的命，她百般感恩，决定邀请村长出席儿子的满月酒席，但就在酒席的那一天村长就因被上级查到了秋菊男人的伤处而被政府抓走，秋菊无比难堪。诚然，法律有权对伤人事进行制止并对伤人者进行制裁，(fsir)但是我觉得法律并不能像机器那样呆板。既然秋菊、秋菊的男人以及村长之间已经达成和解，那为什么还要有村长被抓走这样的结局发生呢。法也是要合理变通的，正如书中所说：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压制民间法及其他传统规范。民间法、传统规范也是有合理的一面，况且中国法律是从西方引入，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过分呆板地强调法律呢？为什么不结合自身实际，而盲目把别人的客观实际所制造的产物运用到自身实际呢。我想，中国的法律及法治要尽可能做到完美，必须注重自身客观实际，懂得与自身的合理的传统规范相结合，避免法律成为呆板机器人。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要避免成为第二个秋菊，因为秋菊严格说是一个“法盲”，这正是推进法治所忌讳的。秋菊只想到法律保障的是个人权利，保障她那所谓的“说法”，但是却没想到法律要制止违法事。案例中村长踢中秋菊的男人的“要命的地方”显然是侵犯了别人的生命健康权，如果秋菊有较强法律意识，就算其与村长已达成和解，她也不会觉得村长被抓走是一个令她难堪的结果。

愚以为，此书一个较大的'亮点是增加了漫画，这有助于增加读者的兴趣，提升读者欣赏漫画的能力。通过欣赏漫画，读者可以加深对故事的印象，甚至可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另一方面，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法学与学功底，使得故事讲述极为流畅严谨，在加深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更能提升读者的写作表达能力。

总之，我觉得此书最觉得关注的就是那个讲述秋菊的故事了。因为它对于现代法律、法治化进程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而且，在法制观念越越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秋菊这个形象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反面教材，那就是避免“法盲”，积极做法律的学习者。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一】

刘星的《西窗法雨》一书，由一篇篇简短的小文章构成，多数以一个事例讲述一个个与法律有关的观点。全书都在表达着西方人眼中的与法律这一主题有关的不同的观点，这不难从书名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中看出。

书中观点很多，其中的“‘上下关系’还是‘契约关系’”一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节开篇即“颠覆”了我对契约的认知。最初接触契约一词，是在高中历史书上中卢梭的一个观点中，那时老师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简单的告诉我可以认为就是签订了合同。而在我看来合同就只是两家公司为达成合作而签订的文件，并无它意。事实却不然，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契约不仅存在于私领域，也存在于公领域。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在管理国家的时候，是与民众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古代故事：认为远古时期人们处在自然状态中，后来大家为了共同生存便签订契约组成社会，再后来又与政府签订契约授予政府权力。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政府在行事时必须按照与民众订立的契约行事，维护民众利益。而一旦政府所做之事违背契约时，民众也有权推翻这一政府，与新的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组织重新订立契约。从这一点出发，西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契约关系。

但在我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更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不难从最近的热点事件中一探究竟。还记得上个月的一篇“小伙为办护照返乡六次多跑3000公里”的报导。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经历过的，排了长长的一条办证队伍，到自己办证时工作人员一句材料不齐，然后让你备齐材料再来，一番折腾后你又得排长长的队伍去办证。这不免让人觉得办证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维护我们的利益，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更有甚者会认为其有凭一己权力玩弄民众之嫌。

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法治发展起步比我们早，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许多制度比我们完善，许多研究比我们透彻。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前文中的这一观念，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法治发展进程，深化依法治国，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还有很多。相信这也是作者刘星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二】

《西窗法雨》耳闻已久。似乎在校长推荐书单，又似乎还未踏入大学校门，就被推荐为法学入门书籍。加上著者便是法大的教授，说不得，更要去捧个人场。似乎是趁着双十一的时候入手的?因为是随笔杂感一类的书籍，前后没什么直接关联，然后书籍本身装帧的很有文青的感觉，薄薄的一本也方便携带。手头没书看了，就信手翻几页。是以最后整理摘抄之时才发觉竟有两个书签共存。似乎每次都是扯一通有的没的才切入正题。依旧按着外貌协会的`审美标准说一下第一印象。封面很独特，是布料的触感，纹路清晰分明，非常有阅读的欲望。大概属于摆在书架上，但凡看到了，不论买不买、借不借、在不在书单、赶不赶时间，总要抽出来翻几页的感觉吧。

于是乎，这基础分瞬间就八分起跳了。再来说点内容。窃以为，法学入门之类的评价有些过誉。不可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普法的初衷，若是凝练成一篇论文的篇幅，估计我会没啥顾虑的打上九分。但抻成一本书的厚度，就未免有些脆弱。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做了点文字游戏。所以会兴趣索然，翻几页就又搁在一旁。总感觉，作为法律方面的书， 逻辑链不是很强，没有以理服人的无懈可击的感觉。更像是在摆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可能和我个人的口味不是很吻合。最后，说一下推荐指数。书的内容打在【第7句】：6，配合装帧大概8分左右吧。买了也不后悔，也没有捡到宝的惊喜。不过封面手感真心非常赞!!!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三】

相信每个法学院学生在刚刚踏入这座大门、对“法律”这个字眼如饥似渴的时候，你的书单上都会出现“《西窗法雨》(刘星)”的身影。就算你当初在浩如拾贝的书籍沙滩上，遗漏了这颗珍珠——像我一样——也不怕，它随时准备好，润物细无声。

不要小看这短小精湛的十六开本，当真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正文部分收录了73篇连载于《南方周末》专栏的短文，短文把每个英美法判例作为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结合中国的世情民风，引出人们对法理的思考，将西方的法律文化洒进每个中国读者的心中。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8年，在当年国民的法律意识尚且朦胧的时代，当真是一场甘霖。

篇篇讲法，却远胜那些厚重的只能放在图书馆架子上的法学典籍。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游历归来的老友，拉着你的手，在三杯两盏淡酒间，讲述一个个取意盎然的故事，正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开题第一篇从苏格拉底之死讲起，我想，这也是作者从西方法律文明的开端时期讲起的一种隐喻，也是作者在敬告读者，想要了解法律了，首先，你要敬畏法律。漫谈开来，从戏剧《安提戈涅》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到1801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违宪审查权的确立，从对法官的作用的思考到辛普森案中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结果迥异的考量，每一个小故事都像星星点点的火种，点燃人们对法理、对中国社会的法律现状的无尽思考。

比如，我在《官司的成本计算》这篇，获得的启发很大。“法治”的精义到底是什么?这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提倡法治，要依法治国，增强公民的法治理念，最好事事都翻开法条，找一找“该怎么办”?怎么维护我们那点权利。我想，这种提倡是在过去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法治意识尚很淡薄的时期谈的，经历了十余载的发展，在法治初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凡是必讼”真的是好事吗?“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各种治理手段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因此，法律的使用必须追究社会治理的效益，而非本末倒置，为了“法治”而“法治”，最后导致刻板地追求“事事必讼”。相反，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在承认法律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中的最高地位的同时，不可否认甚至应大力提倡多管齐下，积极运用其他社会成本较小的手段。这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简直是一种零成本的“低碳、环保”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会效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为了使社会收入大于等于社会支出，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为了一根头发起诉，那么这场官司的时间、人力、财力、物力成本综合起来的消耗、付出，将远远大于一根头发的价值，那么这场官司的价值是零，甚至负。结论就是完全不应启动这场官司。因此，书中告诉我们，有许多西方人认为，“法律解决纠纷的功能最好不要无限膨胀，否则官司越多，不仅个人的收入少于支出，而且社会的收入也会少于支出”，越来越穷，显然违背了“法治”的初衷。这时，就该及时运用到道德、习惯等调节杠杆，“凡事必讼”既伤和气又浪费资源。

《西窗法雨》就是这样带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引领我们进行更深度的思考，把高高在上的法律揉进家长里短，将僵硬的法律技术打碎，交由我们细细品味，化百炼钢为绕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