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国救该童读后感
比丘国救儿童读后感
唐僧师徒四人去取经路过比丘国，发现被妖缠，身染重病。
昏庸的国王听信妖言，要用一千多个的心肝做药引。
为此传下圣旨，命百姓选送小儿，装入鹅笼，听候使用。
为了搭救孩童，孙悟空深入王宫，识破“国丈”和国王宠爱的“美后”是白鹿和白面狐精变化，于是施展神威，降伏白鹿，打死狐精。
二妖现了原形，国王羞惭难当，低头认错。
一千多个小孩的性命得救了，全城百姓感恩戴德。
比丘国降妖救童的现实意义
这一段的现实意义集中在对黑暗朝廷的描写刻画上。
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嘉靖好道，推崇道家，信奉那些炼丹的法师什么的。
类似的描写也有很多，比如车迟国（老觉得这儿说得是车臣哇哈哈哈～～）三法师斗法。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
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
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序表》称贞观元年开始西行，今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定在贞观三年。
)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十七载，经历百馀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震动中外。
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以后门徒慧立、彦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绘他突破艰险，一意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
它们虽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却启发后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有关取经的神话。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
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
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三藏西行。
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
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
我国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说如《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都写过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
而《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他的“神变奋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相近。
《取经诗话》虽然粗糙简单，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廓。
从深沙神、鬼子母国、女人国的描写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
取经故事在元代已经定型。
元时磁州窑的唐僧取经枕上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
《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条，引有一千二百馀字的“梦斩泾河龙”，标题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
可以想见，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
此外，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
注云：“详见《西游记》。
”我们虽还不能断定《永乐大典》及《朴通事谚解》所引出自一书，但从它们时代的相近与规模的相当来看，却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
《朴通事谚解》复述了“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和《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
从书中有关的八条注里，还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
一条注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子儿怪，几死仅免。
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
”可见取经故事本身已十分丰富复杂。
注中还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帘洞铁板桥下“号齐天大圣”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园蟠桃、老君丹花，又窃王母仙衣“来设庆仙衣会”。
李天王奉命“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
终赖二郎神捕获，被观音押入石缝，“饥食铁丸，渴饮铜汁”。
唐僧取经，路过此山，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
写孙悟空的来历和斗争历史已和吴氏《西游记》大体相同。
注中还提到另两名护法弟子：一个是从《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演变而成的沙和尚；一个是《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
但是他们的神通都不及孙悟空。
可见这时百回本《西游记》的重要情节早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和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
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
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注：按《录鬼簿》载：吴昌龄有《西天取经》，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又有《鬼子母揭钵记》，相当于杨本《西游记》杂剧第三卷“鬼母皈依”。
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集》载：“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
”名下有《西游记》剧目，当即今存《杨东莱批评西游记》。
)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最后完成者是吴承恩(1510?-1582?)。
(注：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将生年定为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
今按吴承恩《石鼎联句图题词》云：“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回思此对，二十馀年矣!”自署“丙午秋日”。
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距此“二十馀年”尚云“少小”，则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
)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一个从“两世相继为学官”，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多岁时，始补岁贡生；后因母老家贫，作过短期的长兴县丞。
但他长期度过的，却是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
这固然销磨了他“少年人谩比终军”的锐气和壮志，却也激发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的愤慨和狂傲，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
而他的“善谐剧”的风趣，酷爱野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满情绪结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继承“志怪”传统，讽刺社会黑暗的创作动机。
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鉴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说。
他的诗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愿望。
所谓“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正是通过歌颂二郎神的搜山除妖来寄寓自己的理想的。
它的浪漫主义风格，不仅可以和小说《西游记》互相印证，而且也流露了他创作《西游记》的旨趣。
吴承恩虽处在前后七子“驰鹜天下”的时代，而他的诗文创作却能独出胸臆，不入藩篱。
这种追求艺术独创的精神，在小说《西游记》中，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拿《西游记》与以前一切取经故事相比，吴承恩再创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主题思想上，冲淡了取经故事固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把一个以宣扬佛教精神、歌颂虔诚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
(二)在人物处理上，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受到某些严格的批判，退居次要地位；而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却成为全书最突出的中心人物。
(三)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提到卷首来开宗明义。
又把许多人所熟知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有机地组织到取经题材之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这些人物、故事，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不仅有一般民间传说，也有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启示下的新创。
因此故事内容也越加丰富多采。
(四)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渲染有关取经故事的神话传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就使《西游记》成为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
吴承恩《西游记》以整整七回“大闹天宫”的故事开始，突出了全书战斗性的主题，同时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孙悟空原系破石而生的美猴王，无父无母。
他纵身一跳，在那水帘洞中、铁板桥下发现了一个“洞天福地”，领着群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在生活。
这就在社会关系上“绝对自由”。
他只身泛海，访师求道，学得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这才向龙宫强索得宝盔金箍捧，去冥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终于也超越自然规律的局限，而“绝对自由”。
这一美妙的遐想，不消说，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早在前七回就已经奠定了。
而历史上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则构成这一幻想情节的现实基础。
孙猴子打乱了“三界”的秩序，龙王、阎王上告天廷。
玉帝“遣将擒拿”不成，又来“降旨招安”，进行欺骗，反被孙悟空识破诡计，一叛再叛，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定要玉帝让出天宫，“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的“妖界”英雄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神权统治以镇压来维持秩序。
这正是封建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话中的再现。
孙悟空生气勃勃的反抗斗争，在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朝代，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人们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憎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参看《秦玺》)。
但是，宗教势力维护着封建统治，如来的掌心保全了玉帝的皇位，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它寓言般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表现了“佛法无边”和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还不能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
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代取经的缘起。
从十三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怪，到西天成了“正果”。
作品也转入了另一个主题。
唐僧取经本来是《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的本事。
作者在小说中利用它来作为描写克服八十一难的一条引线。
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取经这个目的，远不如达到这一目的而表现出的顽强斗争精神来得重要。
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和妖魔的斗争不只是为了保护唐僧，而且也是为民除害。
这些妖魔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是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祸害与灾难。
它们与神佛的关系十分微妙：神下凡可以为魔，魔升天仍能作神。
如黄袍怪是“二十八宿”之一，金角、银角大王是李老君的守炉二童，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的司磬童子，九头狮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它们的法宝又都是从神佛那儿来的。
它们得以私自逃入人间，正说明神佛统治的腐朽和天界秩序的紊乱。
有时，神佛也有意无意地驱遣妖魔下界，其目的固然为了考验取经四众的虔心，强调“正果”的来之不易；同时却也常包含着不少自私的目的：或为报私仇、逞私欲，得血食，或者通过一纵一擒赢得下界人民的虔信。
神佛之所以要帮助除妖，一来因为取经事业在根本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二来也是为了在悟空棒喝之际庇护各种家妖，免得这些侍从爪牙既丧失性命，又丢掉各种法宝。
值得注意的是，死在棒下的只是些没有后台的野怪。
而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大战牛魔王，即将得胜，各种神佛却一反前例，不请自来，以唾手之劳将牛魔王收上天去，扩充自己的力量。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神佛对妖魔的需要。
《西游记》里的多数妖魔都和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孙悟空的抗魔斗争，也可以看作是对神佛的间接斗争。
就在这无数充满斗争的幻想情节中，意味深长地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相当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
至于如何对待妖魔，取经人也各持不同态度：孙悟空要求针锋相对、彻底剿灭；唐僧总想避开锋芒、妥协苟安；猪八戒后顾之忧最多，事到临头才勉强背城一战。
作者既肯定他们目的的基本一致，却也明白地揭示了彼此的尖锐矛盾。
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具体描绘中，表现出鲜明的与恶势力斗争的倾向，其鉴戒意味是很深的。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下九个人间国度，明显地针对时事进行嘲讽。
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权，“干挠政事，牵引群邪”(张翀《论时政疏》)。
他们已成为无恶不作的特权阶层，因而在《西游记》中也就没有好道士。
例如写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但作者也和明代一般士大夫一样，仅仅把锋芒直接指向道士，对皇帝，则旨在规劝；所以书中的那些昏君暴帝一经事实教训，便都能翻然悔悟。
这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
“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品格。
“西天取经”表彰他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
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
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的英雄。
作者在承认这种处境变化的前提下，从另一方面，即抗魔斗争中，歌颂了他的战斗精神。
在重重困难之前顽强不屈，随机应变，就是镇魔者孙悟空的主要特征。
红孩儿捏紧拳头，口吐“三昧真火”，烧得他九死一生；他依然抖擞精神，强行索战。
小雷音群神被擒，孙悟空却孤军深入，仍旧与恶魔相斗。
他又善于变化，以假为真，把妖精愚弄得不知所以。
他经常变作蟭蟟虫、小蝇子钻到妖洞里去摸底，或者化为妖精的母亲、丈夫去欺骗它们。
他好几次运用钻肠入肚的方法反败为胜。
例如狮魔张口来吞，他立时顺水推舟，在它肚子里“跌四平、踢飞脚”，“打秋千、竖晴蜓”，疼得狮魔满地打滚，满口求饶。
等他决定钻出来时，知道妖精乘机要咬，便机警地先用金箍棒探路，反叫它迸碎了门牙。
他跟妖精纠缠得越久，经验也越丰富，斗志也越昂扬。
比起八戒、沙僧来，孙悟空是最得力的护法弟子。
然而孙悟空的性格仍有其前后一致的地方。
这除了抗魔的英勇顽强外，还表现在他对神佛的桀骜不驯上。
参加取经，他先讲条件，观音菩萨才答应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
取经途中，他经常驱遣山神土地、四海龙王、值日功曹前来效劳，稍有拂逆，那就要“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仅仅为欺骗两个小妖，他便要玉帝闭天，“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所以连玉帝也无可奈何地“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终于答应他“犯上”的要挟。
对慈悲的观音，孙悟空敢骂她“惫懒”，咒她“一世无夫”；对庄严的佛祖，他敢说是“娇精的外甥”。
而他那种斩尽杀绝的斗争风度，更直接抵触了佛教的戒律。
这位“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还屡屡以“大闹天宫”的历史为荣，但最忌讳别人提起“弼马温”的旧名。
因此可以认为，孙悟空前后的命运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性格上却自有一致之处。
《西游记》中的唐僧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
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仍毅然束装前进。
女人国逼配，灭法国受阻，地灵县斋僧……九九八十一难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动摇他西行的决心。
惟其如此，那三个桀骜不驯的徒弟才能一意同行，没有拆散这小小的取经队伍。
但是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比历来取经故事中的形象更有创造性的发展。
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
他一碰上妖魔，就吓得滚下马鞍，涕泪交流；离开徒弟，连一餐素饭也无法捞到，以致悟空时时称他是“脓包”。
遇到大小神佛，他一概顶礼膜拜，不问真假；朝见各国君王，他统统山呼万岁，无论贤否。
八戒在天竺国好心好意高声唱喏，惊了王子；唐僧就板起面孔教训：“‘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如何不分个贵贱!”对那些口口声声要吃唐僧肉的妖魔，他也想慈悲相待。
可是保护他的孙悟空，只要主动寻妖除怪，就被他骂作“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
原来他自己害怕妖精，又怕别人去斗，去杀，会惹出祸来。
为了阻挠孙悟空抗魔，他动辄闭起眼睛大念紧箍咒，结果使悟空受尽痛苦，自己也反而招来灾殃。
然而这位对“顽徒”很有办法的高僧，在妖精面前却总是毫无办法。
“玄英洞唐僧供状”一回写他在妖精威逼下，被諕得“战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饶命，饶命’”!他有问必答，毫不迟延，大泄悟空的底。
为了讨好妖精，他甚至当场骂悟空“不知好歹”。
正是通过这种性格对比，作者大大肯定了孙悟空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唐僧向恶势力屈服的软弱态度。
这一思想高度，是以前任何取经故事所无法企及的。
猪八戒是全书最重要的陪衬人物，他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引人发笑的东西。
这一夯汉，保存着不少小私有者的特色。
他的优365kUaIle.cN缺点都在粗鲁憨直的形态下暴露无遗。
取经途中的重活、脏活都由他干。
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衕没他不行。
这一切，却正是那位“秉性高傲”的哥哥不屑一顾的。
对妖精，他从不求情，即使挂在牛皮袋里等死，也照样骂不绝口。
这一点，又胜过唐僧。
然而猪八戒身上的缺点还是十分明显的。
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多次因此几误取经大事。
甚至在路上，他还攒私房，央银匠煎块四钱六分重的银子，塞在耳朵眼里，到底被行者化成勾命鬼诈了出来。
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因此在许多场合，总是弄巧成拙。
他有时也爱弄玄虚，耍耍鬼，扯扯谎；但那种猪八戒式的聪明，却往往一下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
像“三藏不忘本，少圣试禅心”一回便是典型的例子：猪八戒女婿没作成，反被“绷巴吊拷”在大树上。
正因孙悟空经常使他当众出丑，所以他心怀不满，几次不顾大局，挑唆师父驱逐“泼猴子”。
可是一遇到妖精逞威，唐僧被擒，自己对付不了时，他又只得请求悟空回来。
这种种严重缺点不使他成为取经四众中最不坚定的人。
他可以在激烈的战斗里，假借出恭，逃避斗争；然而战局将定的时候，他又怕孙悟空独占头功，连忙赶来筑上几耙；一旦形势险恶，闹着分行李散伙的是他，要回高老庄找浑家的也是他。
但因他生性憨直，作者在大力批判之后，仍让他走完取经的路，成了“正果”。
《西游记》除了这几个主要形象之外，还用大笔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一片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和一批各具体态的神魔形象。
像玉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明显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统治者的某些特点：色厉内荏、暴虐诡谲，千方百计地镇压、欺骗反抗自己的人。
对西天的诸佛菩萨，作者的基本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卷末对佛教的一片赞颂声中，特意安排下阿傩、迦叶“要人事”的场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祖写成一个创业守成、传子传孙的老财主。
在一个宗教题材的故事里，居然讽刺教主，这又是作者相当大胆的尝试。
至于妖魔鬼怪虽只有几笔漫画，依然轮廓鲜明：青狮怪的愚蠢凶狠、大鹏怪的阴险狡猾、九头虫的残忍粗暴都各具特色。
这些形形色色的“大王”、“将军”，或潜伏水府，或盘踞山洞，或幻化人形，大都称霸一方，残害生灵。
红孩儿把一批穷神剥削得“裩无裆，裤无口”，手下的小妖还要“常例钱”。
通天河的金鱼怪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又须猪羊供醴，否则就给村民降祸生灾。
它们固然给取经事业增添许多障碍，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封建社会中土豪恶霸的种种罪恶。
唐僧取经原是宣扬佛教功德的讲经故事，虽在民间流传与作家创作过程中逐步加入了很多进步内容。
然而在《西游记》里仍有不少赞颂佛祖功德无量，法力无边，宣扬宿命论的思想内容。
一难方除，几乎总有个神佛下来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
九九八十一难的定数，少了还得补。
至于作者在明代三教并峙的现实影响下，为调和教派冲突而提出的“三教合一”的主张，只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
由于这种思想起了消极作用，艺术上也出现了财笔：在八十一难中已有强拼硬凑的情节。
到西天日近之时，连孙悟空的性格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信口谈禅，甚至在凤仙郡求雨之际，还大肆宣传“人有善念，天必从之”的教条，对玉帝表现了反常的虔敬。
《西游记》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作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作家与人民的某些美好愿望。
八十一难、七十二变、各种神魔的本领都充满幻想色彩，他们使用的武器法宝都具有超自然的惊人威力：孙悟空的金箍捧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芭蕉扇”能灭火焰山上的火，缩小了能够噙在口里。
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宝都有厉害的对手：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变千条、飞蛇走蟒一般打向敌人；可是青牛怪却能用白森森的“金钢琢”一古脑儿套去。
“芭蕉扇”能将人搧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噙了“定风丹”，就能在漫天盖地的阴风前面巍然不动。
这些五花八门、奇光异彩的宝贝，显然是人们为了征服自然或战胜敌人才假想出来的。
在这些美丽绚烂的幻想背后，既隐现着朦胧的现实目的；而为了证明这些神物的确凿可信，又相应地神化了使用它们的人物和环境。
花果山水帘洞里有孙猴子，枯松涧火云洞里有红孩儿，罗刹女住在风光秀丽的翠云山芭蕉洞，老鼠精却伏在黑气氲氲的陷空山无底洞。
这就使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都显得和谐自然。
从而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游记》这一艺术特征也反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各色神魔身上，既有社会化的个性，又有超自然的神性，甚至被赋予了某些动物的特性。
孙悟空的乐观大胆、敢于战斗的叛逆性格，与神的变幻不测、猴的急躁敏捷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
猪八戒原是天蓬元帅，因酒醉调戏仙女获谴，错投猪胎；所以他的粗夯莽撞、好吃懒做具有猪的特色，他的贪图美色又似有“前世”渊源。
狮魔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象精能用鼻卷人，老鼠精刁钻狡猾，牛魔王蛮横好斗……作者结合了原形动物的各种特点，把这些妖魔的凶恶本性写得姿态不同，面目各异。
而这些神话人物间的战斗也往往真幻参半，奇正相生。
仅以“二调芭蕉扇”为例，孙悟空一调不成，就趁着牛魔王别宠新欢，罗刹女思夫心切的空隙，摇身变作牛魔王，将“芭蕉扇”轻易地骗到手中。
而牛魔王却又反对来钻了孙悟空得扇后胜利冲昏头脑、毫不警惕的空子，变作猪八戒，更为轻易地将扇子骗了回来。
这种知己知彼的战术完全有社会的心理依据；同时又在变化不测的“神通”中达到了胜利的目的。
就这样，作者把奇特的神话题材和生动的现实内容熔铸在一起，使作品既充满浪漫主义的奇思遐想，又具有细节的合理真实。
《西游记》不仅集取经故事之大成，而且有不少加工创造：如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车迟国斗法、大战红孩儿、三调芭蕉扇、误入小雷音等精彩章回，有些沿自传统的取经故事，有些则是取经故事以外的民间传说，但经作者精妙的艺术加工，就使它们面目一新，精神迥异。
“平话”中的“车迟国斗圣”之于小说中的“外道弄强欺正法”；杂剧中的“过火焰山”之于小说“三调芭蕉扇”都是明显不过的例子。
“观音大士收善财童子”本来是一段民间佛教传说，杂剧中的“鬼母皈依”和小说中的“大战红孩儿”都以它为创作基础，然而小说则更见工力。
杂剧把主要矛盾放在鬼母与神佛之间，而且与全剧缺乏前后照应；小说则把红孩儿与取经人的冲突当作主线，又将红孩儿改成牛魔王、罗刹女之子，如意真仙之侄，为后来借扇、取水之事安下伏笔。
因而情节内容更丰富，结构也更谨严。
杂剧中的红孩儿没有写出个性，本领也不大；小说中的红孩儿却能说会道、凶恶急躁，以“三昧真火”惨败大圣。
这就在增加取经困难的同时，突出了孙悟空顽强不屈的性格。
杂剧里也写了唐僧以“仁者爱之本”的教条逼迫悟空背负红孩儿，但没有将矛盾展开；小说则照应了前面“尸魔三戏”的师徒冲突，进一步揭示了取经人的内部矛盾和孙悟空的内心冲突，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
因而这段情节就更为生色。
《西游记》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起来，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完满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爱憎。
猪八戒的塑造，就此而论，最为典型。
他那些明显的缺点：好吃懒作，贪财爱色，弄巧进谗，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嘲讽。
同为说谎，一牵涉到取经的根本利害，作者的态度就由善意的嘲笑急转为严峻的批判。
所以就连他那过分的“老实”，也没有被轻易放过：好几回，他死在临头却按捺不住那股天生的傻劲儿，一声大笑，就泄了悟空的机密；结果耽误了救师父，还自讨苦吃。
猪八戒“邪心”最多，如意算盘也最多，作者越是夸张地描写他那种愚蠢的想法，他的事与愿违也越发引人发笑。
对唐僧的无能，作者只是讥笑；但当他无情地诵念紧箍咒时，作者却通过行者的无辜受苦，八戒的幸灾乐祸，妖精的逞威行暴，以及唐僧本人的自罹险难，毫不容情地进行尖锐的批判。
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中心人物，是诙谐、幽默和乐观主义的化身；但对他“秉性高傲”的缺点，作者也不时安排一些局部的失败，给予善意的嘲讽。
例如“二借芭蕉扇”时，作者故意让他没学到缩小扇子的口诀，结果就出现这样一副姿态：一个身长不满三尺的汉子，竟趾高气扬地扛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
这种不成比例的形体对比，艺术地讥讽了孙猴子的自满。
但是对那些在生活中原本就是丑恶、畸形的东西，作者却只有一片强烈的憎恨。
龙婿九头虫身为恶贼，害人不浅，作者就为龙子龙父安排下斩尽杀绝的下场。
杨老儿宽厚好善，并不能抵消强盗儿子人头落地的厄运；铜台府地灵县的一场官司，讽刺和揭发了刺史、禁子的贪婪凶暴；取经“要人事”则暴露了庄严法相后面隐藏着的丑恶世俗。
类似这许多含意深刻的讽刺，使人很自然地在
<比丘国降妖救群童>的现实意义
打破封建束缚
西游记比丘国降妖主要内容
《西游记》中有比丘国的故事。
在第七十八，七十九两回，情节梗概：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过比丘国，发现国王被妖魔所缠，身染重病。
昏庸的国王听信妖言，要用一千多个男孩的心肝做药引。
为此传下圣旨，命百姓选送小儿，装入鹅笼，听候使用。
为了搭救孩童，孙悟空深入王宫，识破“国丈”和国王宠爱的“美后”是白鹿和白面狐精变化，于是施展神威，降伏白鹿，打死狐精。
二妖现了原形，国王羞惭难当，低头认错。
一千多个小孩的性命得救了，全城百姓感恩戴德。
动画片西游记每一集的名字??
清宣统3年（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获中国各省响应，最终致清宣统皇帝溥仪逊位成功，中,华,民,国肇建，中国政,治,制,度由维持两千多年的帝制走向民,主,共,和。
20世纪初，李叔同身处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年代。
李曾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如演出《黑,奴,吁,天,录》)，歌唱“民,国,肇,造”。
但李自离开《太平洋报》时起，很明显地是从时代风涛中退却了下来。
面对孙,中,山,让,权、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卖,国、张,勋,复,辟，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幻，以及个人家庭的突然变故(李家的百万资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金,融,风,暴,中荡然无存)，李叔同感到对社会情势越来越不能适应。
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确有看破了红尘的意味。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中，佛,教和佛,学思潮盛行。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只将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作为个人奉献的精神力量，也把佛,教的彼岸说作为改造社会的参照。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李叔同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反,动,统,治不满，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只能通过艺术作品抒发个人内心矛盾。
从而出现了《送别》中的“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充满了感伤色彩和苦闷失望情绪的歌词。
可以说《送别》的背后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象征。
这股思潮，对少年时代就推崇康、梁的李叔同，是会有影响的。
在他的意念里，自己无力它顾，只有一心念佛，多多行善，才能使社会美好起来，已使天下苍生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彼岸。
在艺术领域，李叔同极富创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缺乏实践尤其是社会实践能力的人。
他所钟情执著的艺术门类，又都比较抽象空灵，易于远离现实而接近宗,教。
从小就有佛化倾向、在艺术上又进入了较高层次的李叔同，当他在现实中看不到人生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时，是很容易到非现实中去探寻究竟的。
1914年5月9日23时，北,洋,政,府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
5月25日，完成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
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
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
天,津,南,开,学,校的十七岁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
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决定，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
从总体结构看，《送别》很像一首古词(类小令)，共三段，其中一、三两段文字相同。
第一节，着重写送别的环境。
作者选取了“长亭”、“古道”、“芳草”、“晚风”、“暮色”、“弱柳”、“残笛”“夕阳”八个典型的意象，渲染离别的场景。
第二节，着重写送别人的心境，是全曲的高潮。
通过“天涯”、“地角”、“知交”、“零落”、“浊酒”、“夜别”、“离梦”，诉诸感官，触动心弦。
第三节，是第一节的重叠，进一步烘托别离的气氛，是意象上的强化和音韵上的反复。
其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两句周而复始，与回环往复的旋律相配合，形成一种回环美，加深了魂牵梦绕的离情别意。
其实，李叔同出家为僧的真正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的身体疾病息息相关的。
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交叉和反复，使得一向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讴歌唱“民国肇造”的李叔同，感到难以适应。
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产生了看破了红尘的观念。
十九世纪美,国,音,乐,家J·P·奥德威作有一首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这首歌流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以原歌的曲调（可能作过略微的改动），填上日文的新词，作成《旅愁》这首日,文,歌。
1904年《旅愁》发表后，在,日,本被广泛流传。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故接触到了《旅愁》，他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所打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后于191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便以J·P·奥德威的曲调配上中文歌词，作成了在中国传颂至今的《送别》一歌。
《送别》用的是J·P·奥德威作的曲调，但李叔同本人在作词时对曲子作过少量修改，故《送别》与《梦见家和母亲》的曲子并不完全相同。
在歌词上，《梦见家和母亲》、《旅愁》、《送别》则分别是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是三个独立的作品，之间无直接联系；当然由于曲调的一致基础，或许在艺术神韵和表现感情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送别》的歌词类似中国诗词中的长短句，有古典诗词的文雅，但意思却能平白易懂；整个中文歌词与曲调结合得十分完美，几乎不能发现是谱曲后重填词的歌曲。
《送别》这首歌的歌名常被误作为“《骊歌》”，虽然《送别》是一首骊歌，但“骊歌”并不是它的歌曲名字。
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送别》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深爱。
1970和1980年代，《送别》作为插曲或主题曲分别出现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中，更使其脍炙人口，传唱不息。
有论者认为李叔同的作词是浓缩了元杂剧王实甫《西厢记》中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意境。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古人离别重送行，文学描写极多。
送行处所的景物环境，往往成为借以抒情的载体，其中便有“亭”。
早在秦汉时代，交通驿道上就设置“亭”，以为邮驿之所，亦供行旅之人休息食宿等多种用途。
后代沿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可谓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中。
所谓长、短者，亭之大小而已。
行人初征途上的 “亭”，无疑是“挥手长劳劳”的首选场所，以其可以遮蔽风雨酷日而进行握别、饯行、吟诗作赋等活动，因之便最是“天下伤心处”了。
“离亭’’的意蕴产生了。
如三国时吴地之“劳劳亭”，即为送别之所。
一般说来，普通送别，送至五里，即短亭处，已不为近。
情谊深挚者，往往送至十里。
那十里长亭的别意，竟是何其浓至!如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送张生，便有那催人泪下的“长亭送别”。
送行者，被送者，都不免一种深深的离伤。
倘是诗人词人，至情至性，举目所及，唯有别意，乃是移情于物，长亭及其周围之景物环境，便都染上了人的主观色彩，如唐司马扎《送归客》：“寂寞长亭外，依然空落辉。
”以长亭为视角中心，向外望去，落日笼被，犹似离情，表达的是送走友人之后的落寞惆怅。
元魏初《沁园春·留别》：“长亭外，望野烟春草，不尽离情!”也是以长亭为视角点，广袤的空间中，野烟春草凄迷，充溢着远行者无穷的愁绪。
道，是行旅经由之路。
“古道”之“古”字，极其沉重，贯穿着古今，演绎着人情。
多少人离家别亲，衷情忉忉；行役奔劳，忧心孔疚；飘泊浪游，凄凉孤独……宋代林逋《途中回寄阊丘秀才》：“行人古道上，落日破村西。
”张耒《将至都下》：“弊裘疲马古道长。
”元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古道西风瘦马。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路上行人欲断魂，历来“古道”刻录着多少人生旅途况味。
多情自古伤离别，别意总是凄然，何况在积淀着那旷古之情的古道边。
所以在古道边为即将前去经历“古道”的艰难行旅生活的行人送别，别是一番滋味。
宋张蝗《拟苏少卿寄内》：“话别河梁上，踟蹰古道边。
”古道边的踟蹰，演漾着难分难舍的情谊。
又离亭、古道，乃相连属，如明杨慎《阳关图引》：“行程征马短亭前，弱柳垂杨古道边。
”意象叠加，意蕴厚重。
对于离别、游子，见无边芳草，则往往感物伤怀。
如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宋唐仲友《迟日春遍丽》：“芳草连天生。
游人自适意，客子偏伤情。
”元无名氏《集贤宾·伤春》：“人生今古别离难，芳草连天望眼。
”所以，无边芳草的景象，一旦与离情别意相系，便多有伤感意蕴。
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意蕴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春草与离别最早相联系的，是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在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已经作为思远怀人的比兴意象：“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后人更是生发无穷。
表达送人意，如南朝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宋汪莘《玉楼春·赠别孟仓使》：“问君离恨几多长，芳草连天犹觉短。
”清朱彝尊《山阴道歌送沈十二进》：“客舍高歌一送君，江南愁思盈芳草。
芳草碧迢迢，离人千里遥。
”表达怀思远人意，如欧阳修《虞美人》：“楼高不及烟霄半，望尽相思眼。
艳阳刚爱挫愁人，故生芳草碧连云，怨王孙。
”宋媛无名氏《踏莎行》：“断肠芳草连天长。
”元王娇红《记怀》：“断肠芳草连天碧。
”表达客子愁情，如宋蒲 寿成（宝盖头）《用翁雪舟送春韵》：“芳草连天起客愁。
”元叶yóng（大头；仰望 禺页）《清明有感》：“芳草连天野客悲。
” 芳草与其他意象连用，如晏殊《踏沙行》中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句，便是关乎离别的几个意象叠加，意蕴非常深厚了。
亭、道、春草三者乃相连属，如李白《灞陵行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而李叔同歌词前三句，也正是三者连属的。
此句亦是多重离别意象组合。
“晚”字意，显然用唐人傍晚送别的惯例；杨柳、笛声，均甚得离别传统意蕴。
杨柳作为送别或思归意象，古诗词中最具典型，那是自《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来就奠定下的。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道：“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作为离别意象使用的情况，不胜枚举。
“晚风拂柳”，乃所谓“杨柳晚风嗟客路”，离情何极；“笛声残”，乃所谓“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14l，友情难舍，别意悠悠。
此情此境，借用《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称赞王维《渭城曲》之言，可谓“情味俱深，意境两尽”。
吹笛送别，或闻笛悲离，传统诗词写之甚多。
笛曲往往是《折杨柳》、《杨柳枝》，或倚《渭城曲》。
北朝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李白《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吴绮《九日次书云韵》：“千古伤心杨柳笛。
”又清褚人获《坚瓠集》说：“唐人饯别多唱《渭城》。
”《渭城曲》源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时人谱为曲，又称《阳关曲》，用于送别。
《唐音审体》云：“刘梦得诗云‘更对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听唱《阳关》第四声’，皆谓此曲也。
相传其调最高，倚歌者笛为之裂。
”笛，成为一种抒情的道具，笛声及其所表达的情意，在行者、送行者的心中，都会不绝如缕，如唐钱起《送张将军西征》：“玉笛声悲离酌晚，金方路极行人远。
”韩愈《韶州留别张使君》：“鸣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缓送感行人。
”清吴伟业《送林衡者归闽》：“五月关山树影圆，送君吹笛柳阴船。
”宋人戴复古《世事》诗：“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
”成为诗评家谈说的名句。
元人任昱将“夕阳”句用到了自己的散曲[南吕·金字经)《湖上僧寺》中：“凭栏看，夕阳山外山。
”从这两篇作品中的原句意蕴看，本与离别无关。
既然有论者指出李叔同《送别》中用了戴复古此句，则本论不妨说个明白。
明人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七说：“宋人诗话称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以为奇句，余观唐韩君平‘夕阳山向背，春草水东西’，意同而语尤工。
”按，“夕阳山向背”二句实际是刘长卿的诗句(《中兴间气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全唐诗》等均作刘长卿诗。
)凭心而论，戴诗“夕阳山外山”与刘诗“夕阳山向背”并不“意同”。
倒是戴诗之后，诗家爱之，模仿或意取翻新者，不乏其人。
如宋人方岳，在他的《次韵行甫小集平山》和《四用韵》两首诗中，拆用“夕阳山外山”：“骑鹤重寻烟雨句，征鸿欲没夕阳山”、“茫无措手句中句，悔已噬脐山外山”。
宋释文垧《随寓》：“微茫春水渡，平远夕阳山。
”元仇远《题王师尹宜晚楼诗》：“去天一握屋上屋，斜日几重山外山。
”明文征明《题溪山秋霁图》：“凉风数点雨余雨，落日千重山外山。
”其实，“……ABA，……山外山”，这一诗句结构，也并非是戴复古的发明。
复古之前，有北宋会稽法云长老重喜诗句：“行到寺中寺，坐看山外山。
”又北宋郭祥正《次韵元舆临汀书事》：“城池影浸水边水，鼓角声传山外山。
”戴复古似乎很喜欢这一语言结构以及表现的阔大之境，他在《李计使领客游白云景泰》诗中也用了这一形式：“沧波万顷海南海，翠碧几重山外山。
”又在《世事》中用这一结构，于“山外山”前笼罩以“夕阳”意象，成就了“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的名句。
而后人在离别、怀远等环境中，用“夕阳山外山”句，意蕴生新，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
这得从构成其浑融意境的几个意象“夕阳”、“夕阳山色”、“山外山”来说。
夕阳，落日景象，就别情的语境而言，它通常是唐人在傍晚时分送别的一种气象环境，所谓“行人挥袂日西时”，故常常被借景抒情。
如李白《送友人》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后世送别，虽多不在傍晚了，但常用唐诗写法。
夕阳又是最易引起行客游子或怀人念远者心境落寞的景物，如宋晏几道《鹧鸪天》：“年年陌上生春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元无名氏[商调·集贤宾]：“吃紧的唱《阳关》不肯消停，西风南北路，落日短长亭。
”夕阳山色，在不同语境和意脉中有许多意蕴。
宋人张炎说“好诗尽在夕阳山”，是从景美诗好来说的；清人厉鹗说“诗愁都在夕阳山””，是从牵愁惹恨、伤感来说的。
也就是说，同是夕阳山色的物象，心境、语境的不同，意蕴就不一样。
而离别、游子心境及语境中的夕阳山色，便属于后者。
如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元贡师泰《送国子掌仪魏居仁还山东》：“夜雨溪声连客枕，夕阳山色满归船。
”明徐烟《舟行》：“空山驻夕阳，山色更苍茫……此际溪行者，能无思故乡?”“山外山”的意象，既表示山的重叠起伏、连绵逶迤，还包含方位、处所、距离等。
从离别的语境来看，万山修阻，便有离隔之意；因其方位、处所、距离感，因山觉遥，便有飘泊之意；同时，山牵别恨，离人可能因它的视觉效果而触目生情。
无论亲友送别、相思、盼望，或是行客游子表达这类对应的情感，都可能把视觉、情思指向了“山外山”。
诗词中颇多这类描写，如宋欧阳修《踏莎行》：“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元张翥《菩萨蛮》：“何处望归鞍，暮云山外山。
”明陈大声(陈铎)《蝶恋花》：“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
”明嫒王风娴《长相思》：“忆乡关，盼乡关，迭迭南云山外山。
”因此，当这些意象组合为“夕阳山外山”，用以表达离情别绪、旅情时，是极其自然、恰切的。
前人与此写景取意类似的颇多见，如唐权德舆《岭上逢久别者又别》：“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
”明文嘉《自题小画》：“夕阳西下山千叠，木落空江生远情。
”清王士祯《将至桐城》：“几行红叶树，无数夕阳山。
”天涯、地角，古人以形容“远”或行域广大。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陈徐陵《为陈武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
”唐骆宾王《畴昔篇》：“地角天涯眇难测。
”唐杨凭《湘江泛舟》：“湘川洛浦三千里，地角天涯南北遥。
”宋曾糙编《类说》卷四十六“李太保家青衣”条：“妇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见子，子只在此也!’。
”元王礼《槎轩记》：“穷天之涯，极地之角……”由“远”或行域广大意，古人常以言离别、阻隔、飘泊诸意。
“天涯”、“地角”二词常连用，亦可单独用。
若单独用，则“天涯”意象用得最多。
言阻隔，如韩愈《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宋孔平仲《别友人》：“离筵劝我一杯酒，送我万里天之涯。
”言离愁相思，如唐独孤遐叔妻白氏《梦中歌》：“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
”宋晏殊《踏莎行》：“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言飘泊，云萍踪迹，如宋苏轼《老人行》：“浪迹常如不系舟，地角天涯知自跳。
”郭祥正《游子吟》：“远游如飞蓬，飘泊天之涯。
”宗泽《上郑龙图求船书》：“全家百指如飘蓬断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言时空交变，会合之难，生命无常，如宋胡寅《祭杨殉》：“眷地角兮徘徊，忘天涯兮悲辛。
予旧交兮日疏，尔既久兮弥寅。
”赵汝鲢《题下阳怀沈叔忱》：“故人不可见，回首天之涯。
”明朱同《横洲书堂记》：“老成凋谢，霜木晨星，朋友旧游，天涯地角。
” “地角天涯总别离”，由送别而用“天涯”、“地角”意象，将上述诸意均涵容、蕴藉其中。
古人全面聚合别离意绪下的长亭、道路、春草、天空、杨柳、风、夕阳、天涯、地角等意象，为一篇之咏，宋人万俟咏《春草碧》可为代表：“又随芳绪生，看翠连霁空，愁遍征路。
东风里，谁望断西塞，恨迷南浦?天涯地角，意不尽、消沉万古。
曾是送别长亭下，细绿暗烟雨。
何处，乱红铺绣茵，有醉眠荡子，拾翠游女。
王孙远，柳外共残照，断云无语。
池塘梦生，谢公后、还能继否?独上画楼，春山暝、雁飞去。
”则李叔同《送别》之作，非有以乎?零落，乃生命的飘零、衰残。
本由草木的凋谢、脱落而比兴人事。
《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零落伤逝，人之常情。
吊挽情境中伤逝，由此及彼，连类伤悲，如宋 韩维《谢师厚挽词》：“交亲半零落，衰泪下沾衣。
”元马复初《挽诗》：“交游半零落，挥泪独伤神。
”明刘嵩《悼严焕》：“交游半零落，梦寐增惨凄。
”感事感物中伤逝、哀残，常有深沉之思。
晋 陆机《们刁有车马客》：“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
”唐孟郊《溧阳秋霁》：“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
”白居易《再到襄阳访问旧居》：“故知多零落，闾井亦迁移。
”宋王安石《次韵张子野竹林寺》：“十年亲友半零落，回首旧游成古今。
”离散飘泊，常会使人感到生命之无常。
故言别情境中伤逝、哀残，有生离死别之悲。
宋张宋《送孙志康赴高阳》：“三觞草草岂足饮，聊具数刻留君欢。
年来故友半零落，每念及此伤肺肝。
”明韩邦奇《浙上送邃谷无涯白石……》：“知已半零落，生离几怆神。
”酒为饯别之物，饮酒是饯别必有的仪式。
宋李若水《别向德深》：“旗亭有浊酒，挥泪与君倾。
”杜范《又送汤国正五十六字》：“一尊浊酒送君行。
”元许有壬《和大别石壁禅师韵》：“物外寻常清浊酒，人间多少短长亭。
”清吴绮《周屺公澄山堂词序》：“别后相思，又送君于劳劳亭上。
哀弦浊酒，把离袂于河梁。
”离别饮酒，有其重要的功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宋赵蕃《送王汝之江西》：“一杯浊酒慰飘零。
”酒尽馀欢，宋叶梦得《临江仙》：“肠断陇头他日恨，江南几驿征鞍。
一杯聊与尽馀欢。
”明石瑶《答侍御宋先生次韵》：“回首故山应怅望，一尊新酒尽馀欢。
”畲翔《赠别驾陈观甫之金陵》：“沽来浊酒且为欢，后会不知复何所。
”分别在即，强为欢饮，分手之后，不复有欢乐也。
故“一觚浊酒尽馀欢”，有万不能已之情在焉。
梦暖或暖梦，如宋释惠洪《闻龚德庄入山先一日作诗迎之》：“梦暖不知窗雾白，眼寒初爱毅罗轻。
”彭止《题辛稼轩斋中》：“午窗诗梦暖于春。
”元刘将孙《题谭梅屋所藏杨妃上马图》：“芙蓉暖梦醒来晚。
”总之是甜梦好梦吧，且不去说它。
古人言梦寒，往往与离别、独处有关，而借身边的景物、情事，描写别梦“寒”的况味：元刘秉忠《秋怀》：“归心又落宾鸿后，别梦还随夜雨多。
”李昱《七月辞》：“别梦茕茕冷秋烛。
”明徐烦《怀高凉李大》：“别梦萦千里，愁心隔五湖。
乱山风雨里，相忆一灯孤。
”此数例为未用“寒”字，而寒意逼人者。
直接用“寒”字，传递离别后的孤独凄清之意，无论是梦境，如宋郑刚中《宿长安闸口》：“一夜魂梦寒，乡国劳远想”、元尹廷高《桐江舟中》：“敲篷雪霰和愁碎，拍枕江声人梦寒”，还是梦醒后的境况，如宋满执中《次逢原秋夜见寄》：“霜苦乱虫清叫夜，梦寒孤竹冷敲风”、明胡应麟《清源道中别裕卿》：“浮云万里幽期隔，明月千峰旅梦寒”，用“寒”字言别梦，看似抽象，实则由于传统诗词中往往因了一些具体景物意象的展示，其意蕴积淀得甚为丰厚，故极令人寻味，而“寒”砭肌骨。
清人吴绮《再次前韵送愚山》：“作客如君未易安，离觞虽满不成欢。
云飞弁岭诗人去，叶落樵溪别梦寒。
”该诗言离别、饮酒、别梦，李叔同《送别》之作 的结尾，其构思、诗境，与之比较，等无差别。
李叔同《送别》歌词所荟萃的意象，是经过千百年来诗词作家长期锤炼、并深为人们所接受的，其意蕴积淀丰厚，诗味浓郁，很容易引起共鸣。
李叔同本人的古典诗词修养极深，他熟谙这些意象，在“送别”这一情思意兴的统照下，精心采撷，进行组合配置，一意贯注，和谐完美，意境浑融。
语言自然畅达，毫无拼凑之痕。
《送别》情意醇厚，深婉绵邈，诗意凄美，令人回味无穷。
为什么会有此效果?人类的性情，是千古相通的。
傅庚生先生曾说：“人类之思想，固与时俱进，向之所以为新奇者，旋已变为陈腐；而人类之感情则今古终无大异，枝节之处虽小有变迁，其大本大源，未见歧背也。
”
【13】此言甚确。
意象是性灵、情感的结晶，鲜活的灵魂就存在于意象语汇中。
后人在使用这些意象的时候，既是与古人发生共鸣，也是在开发、激活其意蕴。
李叔同的这首《送别》，实际上并没有写到具体的人和事，可以说是对人间送别情景的高度提炼和概括，以表现在送别这一场景中人对生命和人情本身的认识、体验。
甚至可以说，人生之旅，作者通过送别这一场景来表现，其象征意义巨大，言近旨远，它的暗示性适合了种种人生经历的 人，从多角度去解读。
“送”与“被送”，这一主、客角色，人人都可以扮演，或者曾经历过。
因为人是有血性的，“送别”，人生之旅的这一情与思，永远不会过时，对以往而言，它是一种旷古之怀；就将来看，它也是万世长在的。
李叔同这首歌词，善于取境，凭己心裁，传统、典型的离别意象叠加、整合，意蕴辐衍，意脉潜通，肌理细密，显示出整篇作品绪密而思清、内涵丰富的特点。
同时，作者采用近似于词的格式，声韵谐婉，极具抒情性，真正称得上情韵俱佳，从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送别》歌词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于应有的思索，即古典诗词优秀遗产在当代的继承问题。
传统的意象意蕴非常具有感发人心、熏染情怀、丰富语汇、惠人以锦心绣口的价值。
当今流行歌曲的歌词，有许多是不令人满意的，原因何在?一是作者掌握的意象语汇贫乏，仅有的词汇表象达意不足，意蕴短缺，干瘪、断源，有如白水，寡淡无味。
二是不知取意的一致，关键不懂意象语汇所蕴藉的深微意蕴，整首歌词的意象语汇在达意上，散乱而缺乏整体性，不能形成合力，造不成叠加、渲染的意象语境，难以形成意境。
李叔同的《送别》对今天的歌词创作具有启示意义，歌词作者需加强古典诗词修养，得其沾溉滋润；创作中根据需要，适当汲取传统诗词意象意蕴，“菁华时揽撷，珠玉散辉光”。
但要注意防止堆砌豆丁（均为食字边）、符号化和类型化等倾向，真正做到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创造新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
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草碧色，水绿波，南浦伤如何。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
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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