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

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文学与人生选修课问题

【第1句】：。

是“表现”的诗作，诗中的等，都是的“自我表现”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强烈的反抗、叛逆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

郭沫若诗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诗歌研究无定法，一般而言，评　　论一位诗人，应抓住最能体现其思想艺术追求的独创的方面。

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便是的特色。

对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时代内涵的分析，可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开　　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如　　中的凤凰，象征民族的新生)。

所谓“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　　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还体现为对自　　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种“天马行空”　　的心灵世界(可以为析例)。

其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应当理解为同时是诗　　人的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

“大我”与“我”是统一的。

从郭沫若诗中也会听到不和谐的　　声音，展现其骚动、矛盾的内心，在表达进取时可能又有颓唐厌世。

这也可以从“五四”时　　代心理情绪的复杂多样性方面去理解。

惟其如此，更真实地立体地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　　感。

【第2句】：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

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第1句】：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

（）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

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

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

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

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

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

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

”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

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

对此，林徽因后来在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

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胡适在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

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

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

”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

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

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

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

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

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

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

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

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

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

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

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

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

（陆耀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

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

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

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

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

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

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

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

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

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第2句】：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

\\\/\\\/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

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

以及翻译诗数首。

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

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

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

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

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

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

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

【第4句】：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

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

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

……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

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

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

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

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

求人格之确立。

求灵魂之救度耳。

”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

（《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

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

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

”。

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

但实际不然。

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

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

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

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

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

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

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

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

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

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

”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

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

”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

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

“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

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

他于1922年

【第5句】：

【第6句】：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

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

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

《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

（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

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

\\\/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

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

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

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

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

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

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

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

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

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

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

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

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

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

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第3句】：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

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

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

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

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

如今失去了。

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

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

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

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

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

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

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

认真解读。

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

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

”（《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

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

”（《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

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

《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

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

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

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

《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

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

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

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第4句】：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

（《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

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

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

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第5句】：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

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

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

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

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

两处“风”所指当相同。

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

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

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第3句】：《四世同堂》里的韵梅是老舍女　　性形象中贤妻良母的典型,也是老舍理想女性的化　　身。

她纯朴贤惠,温柔善良;她懂规矩,守礼节;她　　反对自由,厌恶轻薄,是一个传统道德伦理下的一　　个女性范本。

她爱自己的丈夫,关心瑞宣,替瑞宣　　分担忧愁和烦恼,忠实谨慎但在关键时刻又表现出　　坚强冷静和沉着。

韵梅便是老舍努力塑造的一位　　具有传统光辉的女性形象。

作为“新时代的旧派女　　人”,韵梅没有享受到恋爱的自由,没有获得心心相印的爱情。

她从瑞宣那里得到的不是爱情的偎依　　而是丈夫对妻子所尽的责任,但这些并不能阻碍韵　　梅对整个家庭的爱、奉献和宽容。

韵梅没有远见卓　　识,认识不到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她是那种　　一根草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

她最懂礼数,但当　　自己的孩子受了欺侮,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　　那个欺负小顺子的日本孩子推倒在地。

对韵梅来　　讲“, 母性”成了她美好品质的最好概括。

在老舍笔　　下,即使沦为娼妓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　　《微神》中的“她”,她们更多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小福子为了养家糊口、照顾年幼的弟弟,她承担了　　“母亲”的角色《; 月牙儿》中的“母亲”为了养活女儿　　被迫改嫁、卖身,而“我”为了养活母亲和自己竟也　　不惜出卖肉体;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伟大　　的、甘愿牺牲的“母性”品质。

“母亲”、韵梅、小福　　子、“我”等是作家描摹的女性个体,中国传统女性　　的“母性”温柔、坚韧性格、善良品性等美德在她们　　身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老舍最欣赏的女　　性形象.

你见过哪些好听的名字

民国时期的名字都好听且有内涵个人喜欢邵洵美，陈意映，徐志摩，陶，宋清如，杨绛，林徽因，盛爱颐，张幼仪，杜月笙，唐瑛，卞之琳，唐蕴玉，傅斯年，林语堂，林风眠……明星里特别喜欢江疏影的名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白敬亭的名字也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有个同学的名字叫李沅芷芷澧兰。

还有叫惠兰心，蕙质兰心。

以前有个同学姓娄，叫娄心月，觉得意境特别美。

舞低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