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中国北魏统一读后感

北魏（386年—557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385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386年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

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北齐建立。

西魏恭帝三年（557年）禅位于宇文觉，北周建立，北魏历史宣告结束。

从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至534年分裂为止，共历20帝，享国148年。

　　北魏时期，佛教兴起，佛教得到空前发展，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

　　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黄帝发源地为战国时魏国所在，又“魏”有美好之意，故以此名国号，同时含有延续曹魏，对抗东晋政权。

为别于此前的曹魏政权，某些史书因此别称为“后魏”，但由于史学界不称曹魏为“前魏”，故“后魏”之称很少使用。

又以其王室姓拓跋，后改姓元，故又别称拓跋魏、元魏。

有没有关于北魏的小说

龙人的 乱世猎人 风格近似黄易 是以北魏和南方梁朝对峙时期为背景的 情节很不错 推荐楼主阅读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 北魏建国后明显保留了鲜卑的历史传统，继续沿用村社土地分配原则

北魏崔浩　　　　崔浩，北魏杰出家、军事家、战略家、经学家、史学家、历学家、书法其先后仕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

　　　　据史书记载，崔浩的生平事迹主要有：反对迁都、出计伐夏、排议征柔然、驳谬灭北凉。

而他的另一功绩为撰写《国书》，但也就是这一事件，让崔浩遭到了灭门之祸。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下诏让崔浩修国史。

崔浩不负所托，用10年时间完成，并刊石立衢。

由于《国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且石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于是，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崔浩被诛，浩之僮吏以上128人皆身死，清河崔氏无论远近，尽夷其族。

　　　　北魏名僧昙曜　　　　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据史书记载，北凉沮渠牧犍时昙曜即以禅业见称。

　　　　兴安二年（453年），昙曜自中山返平城，适值文成帝车驾出行，御马前衔昙曜之衣，演绎了一场“马识善人”的故事。

后来文成帝把昙曜迎入宫中，奉以师礼并常请昙曜宣讲佛法。

昙曜向文成帝建议，于京城西武州山北崖西开窟5所，镌建佛像，意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祈福，文成帝欣然同意。

在昙曜的主持下，开始了石窟寺的建造，即今云冈第16-20窟的高大佛像。

此外，昙曜还组织了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这些做法使得寺院经济迅速发展。

而他的这些兴佛措施，不仅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再度兴盛，对当时及后来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道教改革家寇谦之　　　　寇谦之，北魏著名道士，南北朝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的改革者和代表人物。

其对新天师道进行的较为彻底的改革，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

　　　　始光初（424年），寇谦之来到平城，在崔浩的极力推荐下，得到太武帝的器重。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将决定向天下宣布，结果道业大行。

太延六年（440年），太武帝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应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

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

　　　　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卒于平城道坛，享年83岁。

　　　　地理学家郦道元　　　　郦道元，北魏水文地理学家、散文家。

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进行记载，但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说清楚。

而且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

于是，他决心为《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郦道元阅读有关书籍达437种，查阅了许多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水经注》这一名著。

在《水经注》中，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还把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其他自然现象如物产民俗、城邑兴衰等做了全面描述。

此外，书中的文章生动传神，使人有“片语只字，妙绝仿古”之叹。

因此，《水经注》不仅是6世纪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

望采纳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北魏建国后明显保留了鲜卑的历史传统，继续沿用村社土地分配原

[《魏书》读后感]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做出的很多事也和汉政权不同，《魏书》读后感。

第一，汉政权一般把开国皇帝称作祖。

只有明时第三任皇帝朱棣称作祖，表示他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

而北魏有好几个祖，有世祖、烈祖、高祖等，读后感《《魏书》读后感》。

第二，多次把宫女配给没妻子的农民。

第三，王子大多贪婪、残暴、胡作非为、草芥人命、富有野心，但很少有受到惩罚的。

第四，和南方政权一样，对叛徒礼貌有加。

甚至有的愿回去，还派人护送，有时还交换俘虏。

第五，皇帝都是短命鬼，多数在三十岁左右就死了。

可能与淫欲过度、又不善保养有关。

　　〔《魏书》读后感〕随文赠言：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作者高荣伟读后感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

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

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

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

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

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

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

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

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

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

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

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

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

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

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

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

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

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

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

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

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

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

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

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

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

当然，长安还是首都。

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

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

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

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

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

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

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

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洛阳也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两都的末日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

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

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

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

”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

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

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

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

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

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

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

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

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湿润得多。

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

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

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

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

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

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

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

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

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