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看过《南宋文人与党争》或《北宋文人与党争》的一些读后感

最大的问题是，把党争看成决定性因素，忽略了个人的（哪怕是有限的）超越性与能动性。

另外，葛兆光把苏轼等旧党，与王安石等新党之争，理解为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争，或可对此书视角有补

怎样认识北宋的党争问题

宋的党争是文人之战.缘于宋人受唐安史之乱的影响害怕军人乱国所以主张重文轻武.(宋的好几个皇帝都是艺术上的天才政治上的庸才).因为重文轻武导致武官不被重用甚至被压抑,(狄青就是个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边的少数民族兴起而宋没有足够的武力遏制.最后落个屈辱灭国的下场.宋人的下场说明,文化的发达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只能靠军事实力.文武力量平衡才能国泰民安.

宋朝是否毁于文人之手

1楼的答案是标准答案 用来答历史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看了你的描述我还是要纠正你，不要小看宋的武功。

要是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就不会有梁山好汉了。

宋朝的皇帝都很奇葩比明朝的更见鬼，犀利无比啊

美女书画就算了，天才木匠啥的就不说了，连个不明来历的都可以当皇帝。

当时读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把宋的文臣的骂了个遍，一群什么样的人能傻到这地步啊。

结果给一个朋友把我骂了。

我又重新找了书来看发现宋的文治也满狠的，也不是一无是处。

这里我只能说那些历史老师也不是吃白饭的 -------党争-----------可以说宋有30%死在党争上然后其实我一直认为资本出现在宋，南宋之所以打不下北边主要是应为南宋太富裕了。

宋朝对外战争的胜率比唐高，这么强的军队都被10万金兵干掉了，除了送我想不到别的解释。

宋的灭亡和宋的开始一样都他丫的太...........哎 最后弱弱的问下 赵宋文是谁啊

“诗穷而后工”的意思

诗穷而后是旧时认为文人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　　出自宋·欧《梅圣俞诗集序》: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

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二人爱情起缘于一次美好的邂逅。

一日，赵明诚与照从兄李迥外出游玩，在元宵节相国寺灯时与李清照相识。

赵明诚早就读过李清照的诗词，本已赞赏不已，此时一见，便产生了爱慕之意。

赵明诚回去后，便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的字谜方式，委婉地向父亲谈及此事。

赵挺之恍然大悟，便派人去向李清照求亲。

二、两人婚后相敬如宾。

婚后二人感情和谐，以收集金石字画作趣。

后因政治因素，赵氏亲属被迫隐居乡里，赵明诚和李清照来到青州定居下来。

赵家由显贵变成了普通百姓，对他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

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金石、字画和古玩上。

赵氏夫妇每得一本奇书，便共同勘校，整理题签，得搭配书画器物，便仔细把玩，互相给予评价。

同时，夫妇二人在饭后还时常坐在归来堂中烹茶。

两人指着满屋的书籍互相拷问对方，猜中的人先饮茶。

以此为乐次，赵明诚出外未归，李清照曾作《醉花阴》一词寄给丈夫告知自己的心情，赵明诚读后，赞叹不已。

却又想胜之，便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最后得与词五十首，中夹杂李清照的词。

叫人评鉴，友人陆德夫品味后说：“只三句绝佳。

”赵明诚忙问是哪三句，陆德夫回答后，赵明诚不禁哑然。

原来正是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由此更钦佩妻子的才学。

三、两人感情起了裂痕。

赵明诚只做了一年的江宁知府便因为失职而罢了官。

建炎三年（1129）二月，御营统治官王亦叛乱，此事被下属察觉，并做了汇报，当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下属自行布阵，在夜晚之时，成功击败王亦。

天亮时，下属前去找寻赵明诚。

却发现他早就利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跑了。

叛乱被定之后，赵明诚被朝廷革职。

李清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虽然并无争吵，但往昔的鱼水和谐已经一去不返，她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

四、美满姻缘落幕。

1129年，他们向江西方向逃亡，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语气氛尴尬。

行致乌江，站在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李清照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激荡。

面对浩浩江水，随口就吟诵出了《夏日绝句》。

赵明诚站在她身后，闻听之后愧悔难当，深深自责。

从此便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便急病发作而亡。

同年，赵明诚病卒于建康（南京），一段将近三十年的美满姻缘就此落幕。

古时候的党争大都是因是非而产生的是否

“朋党”之本意：有一批人追随一位或少数领袖，形成组织，并互相协助。

他们或有“共同理想”，或有“共同利益。

而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或获取共同利益，则必须要权。

于是，权力之争亦就成了历代党争的原罪。

而所谓引起党争的是非，不过是适逢其会成为党争的借口。

　　试看历代之党争之最如下：东汉党争之“党锢之祸”　　东汉王朝建立后，对于宦官与外戚，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于宦官，废罢中书宦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

　　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

东汉宦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开始的。

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皇后临朝，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称为外戚；而当帝王年长之后，女主为守权，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外戚。

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宦者传序》)。

因此，幼帝欲亲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官。

以帝王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就开始了与外戚集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

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史称钩党。

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官擅政与外戚专权。

当然，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时并不罕见。

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官集团。

东汉的士人官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

桓帝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后汉书·党锢列传》)。

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亡。

　　实质：是皇权，外戚，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实质：是皇权，外戚，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唐代党争：之“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官势力。

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

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

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

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团内部的交争。

　　其实，这唐代党争的实质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所进行的交锋。

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

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

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位和贬低士族威望而作。

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

陈寅恪先生谓：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此后历代王朝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均由寒门庶族组成。

而进士考试制度的推行与延续，即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实质：寒门和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宋党争之“新旧党争”：　　北宋新旧党争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士人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东汉、唐、明的党争划清了界线。

北宋新旧党争乃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内部之争，已如前述。

而由此所引发的便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第二个特征，即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乃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

这也是北宋新旧党争显而易见者。

　　北宋新旧党争不仅纯为士大夫之党争，而且还有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特征。

在这二者的背后，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地域的因素。

换言之，北宋纯士人官僚阶层的党派交争，不啻因其政见不同而然，若以地域析之，则知其与南人、北人之观念紧密相联；北宋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亦不仅仅因其政见各不相同，它仍然染上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惟其如此，便形成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地域特性。

　　实质：北宋新旧党争纯属北宋庶族士人官僚集团本身的政见之争，自熙宁迄崇宁，它一直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而其分化与组合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性。

明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　　明代党争亦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限制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

”然制此法者，首坏此法也。

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朝政大权，废除了宰相一职，使明代的政权结构与前代迥然相异。

罢废宰相后的历朝帝王，已将自己和朝廷大臣隔离开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传递不是由宰相承担，而是由宦官出入殿廷，传播国命。

宦官势力的膨胀及其干预政治的能力遂得以滋长。

而作为统治利益链中重要一环的文官，自然会反抗。

东林党争尤为激烈。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熹宗朝宦官集团不仅大兴东林党狱，而且肆意编造东林党籍。

宦官顾秉谦受魏忠贤指使而编定《缙绅便览》，罗列东林党人名单；宦官卢承钦也编制了《东林党人榜》，上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而在榜之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明熹宗实录》)。

其做法与北宋之奸党碑如出一辄，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奸党碑出自文人之手，而东林党人榜则由宦官所制。

前者为士林中人的政见不同而引起的党争，后者则为宦官集团与士人官僚集团之间的抗争。

　　实质：君权与臣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