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文化读后感
《北京西城文化史》读后感2-阅读《北京西城文化史》所想到的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
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
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
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
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
“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
“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
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
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
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
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
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
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
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
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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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读后感
[胡同文化读后感]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胡同文化读后感。
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
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凌辱,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
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
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
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
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
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
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
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 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
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
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
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读后感《胡同文化读后感》。
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
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
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
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
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
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
’‘西去
’以防碰着行人。
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
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
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
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
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
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
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是直接抒情。
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
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
,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
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胡同文化读后感〕随文赠言: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北京历史文化作业,求高手解答,急..........谢谢了,最好是原创的,不然老师不给分
原创的怎么可能,百度的估计能有
陕西历史文化遗产5年级上册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读后感怎么写?
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读后感考深外分校期间,在同学手里发现了一本名为《文明荟萃万国朝—唐代》的书,信手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了。
好言好语借来,背着监督我复习功课的妈妈,一口气读完。
至今回味无穷。
这本书从朱棣治国到仁宣盛世再到土木堡之变最后以英宗夺门做结。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万国来朝》一书没有用“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样空洞的句子来填塞历史,它很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北京保卫战的过程。
看完此书是怅惘的,毕竟一个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所以这本书有温情,有豪情也有凄情。
美丽的大明王朝至此便将褪下最美丽的历史华服,只待后人咏叹一句:“当年明月夜,万国来朝时。
”读完此书,小小的我脑子里开始不停地思考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经济
技术
领土
资源
错
错
错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让亚洲乃至全球的国家佩服
为什么东南亚小国敢跟中国争南海
为什么日本用低价向中国进口资源
为什么我们的资源在日本晃了一圈卖给我们价格却翻了一倍
昔日明成祖朱棣南征北战,亚洲无数国家向大明顶礼膜拜,今日东瀛跳梁小丑却敢任意放肆
都是因为中国政府这条巨龙打了点“瞌睡。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必犯人
”如今天下时势亦是如此。
中国政府应该像成祖一样,做出一些让全球人震惊的事情看看
比如咱到南极点看看,把空间站建了,咱再顺便到月球上去看看,圈出一块地,把五星红旗插上去
算了,先不说这些了吧。
明成祖忍了建文帝3年,最后多年的怨恨终于爆发了。
通过“靖难”把建文帝踢下台。
我不怎么喜欢建文帝,他过于软弱,但他做出了一件让我佩服的事。
当成祖攻进南京城时,他下令将皇宫烧成灰,不给成祖留一丝一线。
自己则逃之夭夭了,让成祖为寻找他困扰了一辈子。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锐不可当。
东南亚小国,俯首称臣。
那区区韩国,还跟我们争端午
直接把本书给联合国看看,八百年前,你那朝鲜还未分家,都是我大明的附属国
今日去跟“本家”争端午
争何
争何
校长妈妈在“爱的叮咛”里给我们说过:“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低价煤和低价稀土,把煤沉在海里为将来做打算。
稀土则做成显示器,再高价卖回中国
”如果山西的煤老板不贪点小便宜,如果把稀土的价格抬高点。
那小日本怎敢放肆
初一作文:一个强国的诞生——读《明朝的那些事(万国来朝)》有感初二作文成祖南征北战,一统中国,打得瓦刺溃不成军,一听朱棣之名,犹如天打雷轰。
成吉思汗时期的帝王威风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就此诞生了。
人民安居乐业,以至朱高炽和他儿子朱瞻基的“仁宣盛世”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
有钱的夸奖政府,没钱的也不会抱怨政府。
而现在呢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国
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人民的素质却在下降。
中国乃礼仪之邦,为什么国民素质和日本等国比起来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不光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也是13亿中国人的责任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万国来朝。
家乡文化历史写读后感
家乡又有美食之乡的美称,我是那么幸运,像我这么个贪吃又对美食情有独钟的人,能够出生在这个美食云集的地方,怎能说这不是一种幸运呢
家乡人都很讲究吃的,每年的会举行“潮汕美食节”来满足一下胃口,潮菜可以说是享誉世界的,因此每年都会有许多游客到我们家乡来参加美食节,吃吃潮菜。
我自己最喜欢晚上到夜市吃小吃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肚子一饿就会溜到市场上“乱吃一通”。
这时的市场是很热闹的,满是买小吃和来吃夜宵的人们,小吃的种类繁多,但都非常美味,到了市场我就会到处乱逛,在这吃一点,到那再吃一点,有“菜头粿” 、“米豆粿”等“粿”类小吃,也有“蚝烙”和各种蔬菜烙,还有各种粿条和面食……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价格都很便宜,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吃个遍,一定可以饱得你走不动,并且这么多不同的美味都是家乡的特产,在别的地方是绝对绝对吃不到的。
当然,家乡的美食又何止这些呢
即使算上“鹧糕”、“米钱”、“肉松”、“腐乳饼”、“猪头粽”、“老妈宫粽球”等等,也不过是潮汕小吃的冰山一角罢了。
读《中国史》读后感大约五百字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
以后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
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 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 成果。
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 (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 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西藏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
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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