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大学是什么】50位名家论大学 大学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给出了很多名人大家的答案，但是当然了，这些全都是“参考答案”。

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约翰 ·纽曼，19世纪中叶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1873年出版《大学的理念》成为西方教育学最为经典的文献。

大学不仅是传统的教育机构，而且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

洪堡，德国现代大学之父，1809年受命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体制。

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能工作的公民，它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创造新文化新知识，传播知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方面的问题。

范·海斯，1904-1918年任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曾提出了对世界高校发展颇具影响的“威斯康辛思想”。

大学不在训练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manhood）。

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

赫钦斯，被誉为“20世纪最具人文情怀的大学校长”。

1929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长期间，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措施。

大学是全心全意献身于发展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和培养人才，并尽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齐的特殊组织，是一个学人的乐园。

它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

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需要的（needs）。

弗兰克斯纳，美国著名教育家，1930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

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有若干个灵魂目标、权力中心、社群、若干种职能、为若干种顾客服务等等。

整个大学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职能网络，社会在变化，培养、教学、科研、服务等职能也因之变化。

克拉克·克尔，20世纪中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更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1916年至 191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创立者。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实行通才教育，主张健全人格，由教授治校，有学术自由探讨的风气。

梅贻琦，1931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带领清华走过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同蔡元培同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家。

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编有《大学精神》一书。

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大学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

杨福家，复旦大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首位英国大学华人校长。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出自《大学》）《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也。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南宋思想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

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以专业知识外，还应让学生拥有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有热情的心。

冯友兰，中国当代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简史》，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

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而是为了锻炼“纯粹思维”的能力，激发学生了解“理念世界”、追求“纯粹真理”的兴趣。

这个阶段的教育结束后，大多数人担任政府官吏，少数出类拔萃的人，再以5年时间学习辩证法。

这些人就成为哲学家，可以担任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务。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思想的伟大创始人之一，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创者。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

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

费希特，德国哲学家，1810年被推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

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话，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很多大学教师，大多数并不是“激进”的政界的人物，却要充当“政治家”式的政界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正是这样的傲慢自大，会导致大学走进死胡同。

马克思·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

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他们应该站起来，四面望。

怀海德，英国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成为英美哲学逻辑实证论的必读经典。

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

它的功能是文化传播，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特加·加赛特，西班牙著名思想家，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大学应该抛弃其研究职能，把精力集中到从事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上。

悉尼·胡克，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地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

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高深学问。

大学是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为基础确立其地位的。

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布鲁贝克，美国教育哲学家，他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从哲学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专著。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们净化个人的心灵，陶冶个人的情操，培养个人的善良美德，在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弃旧扬新，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大学培养人，不仅仅要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更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前面，站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去引导市场经济，引导社会发展。

大学培养的不是今天的人才，而是明天、后天、21世纪的人才。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在大学，理科学生学一些文科知识是很重要的，当代学科都是互相交叉的。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没有“跨领域”研究就没有创新，多方面的、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也得到了证明。

王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

他的成果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我们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

陈维昭，前台湾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

1979 年成功地分割“忠仁、忠义连体婴”，是全球第四例。

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

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

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李开复，曾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

2005年7月加盟Google，担任中国区总裁一职。

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价的巨大。

没有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目前所达到的状况。

我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哈佛今天对美国的贡献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也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

杨振宁，美籍华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一所真正伟大的学校，应该犹如一个核心，能聚集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

詹姆斯.科南特，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二战期间，他是组织美国科学的中心人物，包括开发原子弹。

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在自由中产生。

施莱尔马赫，德国哲学家，著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等。

他认为宗教是“从有限中获得的对无限的感觉”，宗教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绝对依存感”。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教育，是人们遗忘了所有学校灌输的知识后，仍能留存的东西。

爱因斯坦，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创立了代表现代科学的相对论，并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马相伯，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

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

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问，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

梁启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戊戌维新运动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大学有责任成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成为社会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万钢，中国科技部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

2004年成为同济大学校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时被科技部聘任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并承担了燃料电池轿车项目。

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

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6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

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

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正是在他在职的四十多年里，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发展成世界顶尖的学校。

你们学生是中国的未来，你做的决定、执行的方式，即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你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你们的领导方式和你们的价值取向对英国人民也会产生影响

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这种自由包容的校风之下，长久之下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

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是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

不但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感时、伤时、忧国的情况。

连战，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无所附丽。

国之先务，莫大于是。

（胡适引一英国教师所言）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

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

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钱理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理论家，北京大学博士导师，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方向，写下了大量研究著作。

1930年代的中国，那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留学回来的学生，都比不过那个时代培养出的人才。

才、学、识和胆气都不如。

这是学校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大学能容纳许多有怪癖的大师。

今天的大学连我一个普通教授说几句话都容不得，大师们就算活到今天，也会被大学驱逐出去的。

张鸣，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因为和其领导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被撤去主任职务。

“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

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

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大学何为》。

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

萧雪慧，女，伦理学者，致力于以伦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文科学研究。

现任职于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著有《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如果竺可桢在、蔡元培在、童第周在，就可以是一流的。

判断一所学校，我看人，不看大学。

陈丹青，当代艺术家，他的《西藏组画》被认为是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

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人员的积极参与——所有参与者的智力、驱动力或者承诺——这是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成果，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施，当然一流的领导与管理更是成功的要素。

陆登庭，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现为该校荣誉校长。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中国诗人、散文家。

代表作有《再别康桥》。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

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大学应该）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

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丘成桐，“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

因披露国内高校海外人才引进存在漏洞而备受关注。

大学能培养一切能力，包括愚蠢。

契河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建一所大学，等于毁掉十所监狱。

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鲁迅，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杂文集《野草集》等。

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

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索尔·贝娄，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这样说。

后记大学是什么

我们用若干笔墨来追寻的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的，只不过对每一个人而言，可能不同。

大学应该是“精神”的，上大学却可以是功利的；当下有很多大学是功利的，我们上大学还可能是“精神”的么

很遗憾，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却无法回答；我们找了很多答案，最后还是发现迷失在众多的答案当中。

是因为世界本来复杂，还是大学太过深邃

最后借一次大学辩论赛上某个辨手的总结发言来结束我们这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请注意，在你身在大学的一千多个日子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偷偷的爬进你的头脑，折磨你，直到你给它一个答案。

“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追求大学的本质精神而着重去追求那些社会上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职位，比如出国、比如勾心斗角、比如尔虞我诈，可是大学偏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务实而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务虚的，它为每个即将走上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最后的纯洁的精神乐园，它是浮华中的一片净土，是不随世风而变化的伊甸园。

……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好吗，让世界告诉我们，大学的路啊，究竟通向何方

” 谢谢

熊十力是绝食而死吗 国学大师熊十力是什么人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历正月，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长兄仲甫送熊十力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

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

熊十力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

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仍密谋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

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

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民国七年（1918年），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

”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

是年，将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间的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民国九年（1920年），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民国十年（2023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

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为北京大学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

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民国十二年（1923年），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初，随梁漱溟赴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

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

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

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

后移往杭川养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

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熊十力。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

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

《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

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民国十三年秋至民国十八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马一浮作序并题答。

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

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十一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

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熊十力。

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

十二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

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

八月十七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

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民国二十三（1934年）四月八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

六月十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

九月二十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

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

六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

十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

二十八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

八月三十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

十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熊十力在民国二十一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二十一日发表《论不朽书》。

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

八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

十二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

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

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由鄂入川。

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

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

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应邀担任讲席。

九月十七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

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

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

是年，梁漱溟创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

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

十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

六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

《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

二月，始撰写《读经示要》。

三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十一月《读经示要》完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

十二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回北京大学执教。

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熊十力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

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

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由重庆返回北大。

六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

《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七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

《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

八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

《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

《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

《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

十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

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

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

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1949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

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1950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

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

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

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1951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1952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

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

1955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

1957年冬，《体用论》脱稿。

1958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

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夏，开始撰写《乾坤衍》。

《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1960年，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1961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1963年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

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5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

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

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

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

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中国近代历史名人

最有名的是孙中山，另外有洪秀全，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

跪求关于中国教育

我们的教育曾经很伟大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

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

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

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

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

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

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

【第2句】：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

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

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

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

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

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

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

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

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

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

【第8句】：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

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

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

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

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

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

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

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

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

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

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

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

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

”(《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

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

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

【第1句】：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

【第10句】：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

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

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

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

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

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

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

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

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

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

纯亦勉趋其后。

”(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

)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

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

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

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

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

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

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

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

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

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

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

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

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

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

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

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

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

”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

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

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

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

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

”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

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

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

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

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

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

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

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

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

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

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

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

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

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

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

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

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

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

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

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

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

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　　果真如此吗

显然有误解。

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

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

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

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

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

”“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

”“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

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

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

”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

不是要点什么嘛。

要什么

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

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

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

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

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

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

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

“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

靠民主。

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

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

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

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

”“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

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

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

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

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

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

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

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

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

”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

(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

)(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

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

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

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

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

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

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

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

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

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

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

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

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

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

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

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