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崇洋媚外读后感
麻烦大家帮我搜集些感动老师的话，我要给老师写信
老师不辞劳苦地教育我,教师是火种，点燃了学生的；教师是石级，承受着学生一步步踏实地向上攀登。
教师是一支蜡烛，虽然细弱，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
这无私的奉献，令人永志不忘。
您讲课的语言，悦耳像叮咚的山泉，亲切似潺潺的小溪，激越如奔泻的江流…… 春蚕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那吐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
敬爱的老师，您从未在别人面前炫耀过，但那盛开的桃李，就是对您最高的评价。
您的爱，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
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
您－－老师的爱，天下最伟大，最高洁。
我急需一篇书评（1000字左右）
读《丑陋的中国人》有感 之所以读这本书，仅是因为这直率的名字。
我很好奇中国人有什么丑陋，哪些人丑陋，为什么丑陋，更有柏杨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自己”丑陋
同是作为中国人的我时常是为自己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而感到自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有广阔的土地，有庞大的人口，有四大发明，有百家争鸣，有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有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的称号。
可这些在柏杨先生看来却是丑陋的表现与根源。
悠久的历史成了我们炫耀的资本，广阔的土地成了浪费的理由，庞大的人口成了发展的路障，四大发明成了禁锢的借口。
在历史的潮流中，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不觉得成了一直吃老本的“败家子”。
我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确实存在着劣根性。
但要把所有的顽劣归结于中华文化，柏杨先生似乎又有些草率。
的确，经过了柏杨先生的对于酱缸理论的深刻剖析，好似锋利的匕首刺入厚实的皮肤，刀刀见血。
只是这血不仅仅是淤血，同时也包含了许多被人“误杀”的鲜血。
正如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
中华文化也是如此，根据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出的优胜劣汰理论，既然它经历了五千年的洗礼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流传意味着至少在中国国内的大环境下有它存在的必要。
例如外国人总是觉得中国人口是心非，每次在会议上都是“好好好，是是是”的老好人，可是开完会就把自己的承诺丢在一旁，仍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大家不禁会认为中国人由此看来实在很虚伪，甚至联想到是自古以来的中庸之道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然而我不禁要问，试问这样想的人又有谁看过《中庸》，有谁真正研究过呢
仅凭所谓的“听说”，仅凭所谓的“字面”就妄下定论，这和形而上学者、望文生义者，不懂装懂者，有何区别
目前，国民的思想已不是柏杨先生在八十年代所经历的“想尽一切办法掩盖错误”，而是一味地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这就好像乌龟一味羡慕鸟儿的生活，不切实际的盲从，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自杀。
就好像无法理解《易经》中的阴阳一体一样，外国人以他们长久形成的“二元分立”思想当然会不理解中国人的“两头讨好的虚伪做法”。
可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去探索其是否合适。
一位听话的是奴隶，一味反对的是叛逆，既要对于上司表示尊重，又要对团队的前途负责，试问又有什么“洋招”比得上我们的“虚伪”
柏杨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脏、乱、吵”的确是我们的缺点，但形容成丑陋，实在有些极端。
归根结底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太快，硬件都跟上了，可是软件（素质）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头换面的。
暂时的缺点也无非是走向发达国家道路上的一个过程。
然而中国人真正丑陋的是过分的全盘西化，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如今人们总是喜欢说中国之所以无法超英赶美，就是因为没把他们的所有都学来的缘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难道欧美就是完美的吗
正当全世界都在努力研究中华文化之时，我们却在津津有味的舔着外国人丢弃的垃圾。
在此同时，还把自己的丑陋不负责任的推卸给古人，这实在可以称的上是“新二十一世纪的汉奸”。
可悲可叹矣
“脏乱吵”可以慢慢改，但民族荣誉感不能等待。
“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
” 最后，谨以余世维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一直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个国家能不能让我这样的骄傲是另外一会事。
”采纳哦
本人思想很激进，会有一个女生喜欢我吗
你说的话里面，好像没有跟“女生”有关系的东西诶。
其实，我感觉我跟你挺像的。
我也是这样所谓“崇洋媚外”，但是我不管人家的看法，我有自己的价值观。
提一点不同意见：『90后真的是被外国的糟粕文化带坏了
』的“继续革命”，导致本来就有“矫枉过正”倾向的中国人（我怀“矫枉过正”这也是劣根性之一）把老祖宗的那一套在很大的程度上抛弃了。
（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啦，以为，毕竟，是西方先走向科学与民主）。
而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学得不全。
（人家怎么可能把先进的东西全部教给我们
）所以90后他们面对的是类似“邯郸学步”的故事里的境况，进退两难。
外来文化需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但是，90后还小啊，哪里能完全分清楚精华和糟粕
我小时候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到了大学才发现这个社会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有你那样的理解。
我也爱马赛曲，也爱国际歌（有个乐队把国际歌唱的很糟粕，我很生气，也很伤心）好了，回到正题。
女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很难说啊，90后的一个很大的特性是个性的发扬。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出现一个这样的女孩很正常，所以，不用担心这些，就算是没有，或是太少了，茫茫人海找不到，那也没关系啊。
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说是吧
祝你幸福
再见了北京怎么写读后感
《伊索寓言》上有一则故事，蜈蚣先生正爬得高兴，小白兔曰：“老哥，你这么多脚，走路时先伸哪一只呀
”蜈蚣先生挨了闷棍，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而且觉得先伸哪只脚都不对劲，终于寸步难行。
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抑或从右向左
跟蜈蚣先生的尊脚一样，本来毫无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被有些学问庞大之士那么一搞，反而搞出大大的困扰，议论纷纷，使人紧张。
呜呼，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从左向右，不但横写应从左向右，就是直写，天经地义的也应从左向右。
——读者老爷且莫瞪眼，我可是有“古”为证的焉。
吾友董作宾先生已蒙主宠召，不能出庭，但研究甲骨文的朋友固多的是，拜托千万说两句公道话。
甲骨文时代，即公元前十四世纪，甚至更早，够“古”了吧，直写的中文就明明有从左向右的焉。
以“崇古”为生命的朋友，似乎应该把脖子往屁股后多扭一扭，当可发现现在流行的直写从有向左，并不一定完全合乎古法。
中国文字在构造上，全都从左向右，所以再僵硬的朋友，写字时都得从左向右。
我们建议举办一个“写字大会”，请一些酱萝卜或干屎橛，当场表演从右向左的写字手段，让我们开开眼界。
甲骨文时代那种直写从左向右的写法，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部分，却被后人当破鞋一样地抛弃，实在泄所。
盖直写从右向左的最大坏处，一是写过的东西全被右肘遮盖，不能随时回顾，要回顾就得停下来，使思路中断。
一是写好一行之后，必须耐心地等它晾干，如果没有耐心，硬是写下去，就灾情惨重，胳膊上全被沾得墨迹斑斑，而已写好了的字也会被磨擦得一塌糊涂。
用毛笔固然屡试不爽，用钢笔或用原子笔，如果挥汗如雨，也同样狼狈不堪。
信件字数不多，还可能将就，慢慢地等。
如果写稿，那才教急死人也。
如果写的是十万火急的军情文书，恐怕还没写完哩，前线已吃了败仗。
直写原本应该从左向右，现在反而从右向左的成了正统，是中国文化一大反动，教人叹息。
现在既已如此，力难回天，说也等于白说。
想不到横写时天经地义的从左向右形式，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撞上霉运。
有些人下定决心，颠而倒之，非把它改为从右向左不可，不但向中国同胞推销，而且还英勇地硬往日本人头上猛罩。
记得十年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在它的顶楼竖起从左向右的“日本航空”横写招牌，大家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逼着执法人员取缔。
取缔了好几年，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原因很简单，中国字一旦被日本吸收，就成了日本字，日本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日航公司老爷回答曰：“你们只能管中国字，怎么管起俺日本字啦。
”台北某报上有一篇短文，坚决地主张中文横排应从右向左，奇趣丛生，且照抄小一段，恭请读者老爷御览。
文曰—— 当年日本开办万国博览会时，我们中国馆有个从左向右的横写匾额，被彼邦人士纷纷物议，认为失去了东方人的色彩，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大以为不当，当时已详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
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
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
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
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
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了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意矣。
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
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
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过为了提供洋大人欣赏“东方色彩”而活着的也。
真的是这样的话，台北高楼大厦和电梯、电冰箱，都该一扫而光。
第四，主要的是，依正常的理性判断，日本一向是从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从左向右的写，会发出“大以为不当”的应。
犹如日本老奶们从不缠足，能讥讽中国老奶也不缠足乎
对啦，提到女人缠足，那真正是东方色彩，更是古老的中国色彩，我们是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见识见识，就仍硬缠不放
说谎也得有点想象力，靠搬洋大人，似乎没太大用场。
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容易衡量。
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
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
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个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
我真不明白，崇洋媚外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
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
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日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
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公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
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
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使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既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
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
假如“国民身分证”“A字第1O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分证”“号8684892O1第字A”。
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
”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得浪费时间，而相对地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
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
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
”任何时代有反对进步的顽固分子。
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
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
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
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文化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我给老师写封信
在喜的一封信 张老师： “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即将开口我又感到空”鲁迅是这样说的。
此时的我也正有这种感觉，提起笔来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头。
并不是因为你是老师我就感到拘束、难以下笔，我很喜欢给朋友写信，每次写信的开始也总是这种情况。
在课堂上你是我的老师，但是在私下里我们也可以是朋友，我们是平等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觉得，真正的三个人在一起是不好讨论问题的。
相信老师知道我强调的那几个字的意思。
我不擅长口头表达，这在如今这个社会中不行，但我不想改变，我觉得我如今的这个生活方式很好，没有必要那么庸俗地追随、附和。
不像李敖为了塞言路，说：“为了怕听别人讲话，我只好自己说个不停。
”李敖的口才很好，而我不行。
所以，上次辩论会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了两次都对自己不满意。
其实，我对整个辩论会都不满意，二辩、三辩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诗人库伯的一句话：“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第二天别的班在多功能厅搞的辩论会我也去听了，同样作为反方，他们比我们搞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对手。
关于历史，其实，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坦白地说，当我发现那些所谓的正史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时候，我就不想认真地学它了。
而那些在认真地学历史的学生也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学。
历史教育的结果也与历史学家编教材时的愿望相距甚远。
历史教育是失败的。
我在上“言论”部分看到一句话：“把箭射中的所有地方画成靶心，然后说这就是射箭的目的----许多历史结论给人的感觉。
” 听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但至少外语教育是成功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
我们的英语比汉语说的精彩，英语成绩比汉语成绩好；在外国学生眼中，中国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计算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一边说这句话我一边感到痛彻心肺。
记得罗素当年去苏联（现在应该叫前苏联了）考察后回英国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正因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一提到日本，人人都咬牙切齿。
当我说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的比我们的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向我使鄙夷的眼色，大概说我崇洋媚外、忘记历史。
不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不会忘记那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也恨，但要恨屋及乌吗
我说日本教育制度好并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那时在华战争的性质。
日本二战时也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却不行
这是为什么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
一说就说我们有四大发明、灿烂文化，什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听人家这么说我就有气，那都是优秀的文化吗
不是，正是这些所谓的优秀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思想，它是病毒、有毒的文化。
这一点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讲时说的很得力。
不知老师看过这本书没有，学校图书馆里有。
我们恨日本侵华时的暴行，但又有几个人仔细想过，越南人恨不恨我们
我们三征高丽，我们想过没有，朝鲜人有没有恨我们
历史考试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学历史我总是感到很痛苦，那不是不想上课但又不得不上时所感到的那种痛苦。
2004年获得者是奥地利的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2005年获得者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德罗·品特。
还没有中国人，有人大概要说2000年获得者高行健，不错，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他是法国人，思想也大概是法国式的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该奖。
杨振宁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也不可能获。
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素质、水平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孟母三迁是这方面的例子。
整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和这三位，还没有英国一个国家获该奖的人多。
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许多事说起来总让人痛心、悲愤。
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却总不知道、总不承认，反而还认为很先进。
余杰说：“不把落后当落后是一时代绝对落后的标志。
”中国人太丑陋（不是指外貌），但中国人也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也不承认。
正如柏杨在里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 现在针对你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记得你说过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以前是人制大于法制，现在好象进步到了法制大于人制了。
许多人、许多教材、资料上都说我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
而我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是戴着法制的面具搞人制的社会。
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道：“这是一个忙碌而又浅俗的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很黑暗，我要发光
这个社会当中犯罪最严重、违法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宣称知法、懂法并戴着庄严的面具执法的人。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严重吗
那些可是比谁都知法、懂法的共产党员啊
······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我并不热衷政治，中国的官场太黑暗，但却还有那么多人近似病态地渴望得到权力。
我也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沾有太多的血、有太多的不义。
那么多学生那么拼命地学历史都只不过是为了考试得高分。
我对考试分数看的比较淡，这是我自从进入高三后就坚持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都应该认真地深思、反思历史，而现在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深思哪些历史事件可能要考，他们都在麻木、盲目地记一些阿拉伯数字。
正如武汉有名高中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看见军队野蛮、残忍的本质的时候，我想起罗斯金的一句话：“兵士的职业，实在而言，不是杀戮，就是被杀戮。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拉格奎斯特在里说：“打仗是死亡、崩溃、毁灭。
战争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苦难，它总是和残酷息息相关。
”还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里面说：“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
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
”而每一本历史书上都在写战争。
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但中国实在没有几本值得读十遍以上的书。
中国以前的作家只会纸上谈兵，但现在的作家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只会纸上谈恋爱。
中国的作家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从来都不敢谈政治，惟一一个胆大的只有李敖却不在大陆。
有人说台湾言论自由一些。
我要说的是，自由不是天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李敖两次坐牢，出来后依然不改本色。
当年殷海光就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李敖、殷海光、雷震、柏杨、陈映真等人付出代价后争来的。
大陆的作家想要言论自由却又贪生怕死不想付出代价这可能吗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因此，大陆的作家不配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不配
在高中时我写了很多随笔，有同学看后就说我不应该这样锋芒太外露，谈政治（指没有权力的文人谈政治）都不会有好下场。
的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说到一件事，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在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要么是坐牢，要么是闭起嘴来不说话。
也有笔友让我莫谈政治，这使我想起那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条幅。
我笑着说，我不怕，我要发挥上帝赋予我思想和嘴巴的作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是用来传播你的思想。
高中时有个朋友流年·遇见说我有点像李敖，喜欢搞强盗哲学和自我标榜。
而她又不喜欢李敖，所以让我不要学他。
我说这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
1989年4月11日，李敖在《李敖来台四十年》里说：“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
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
”李敖1935年出生，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当时就说我是五十年后降世于大陆的李敖。
今年9月，李敖来大陆时也说：你们不要作李敖第二了，就作李敖好了。
我还有个朋友Cigar在看了我写的一些随笔后对我说，她觉得我生错了年代，她觉得我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觉得我的思想和许多行为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这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好了，这些太扯多了。
记得你说过（其实好多人也都说过），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观点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写在了那教室的一张桌子里：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
这个时代，谁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你说到一件事，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了生活补贴。
我相信当时有好多同学都会说自己命不好。
你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吗
我是湖北的，今年湖北高考试卷比去年难，叫我们遇上了，也有同学说自己命不好。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命运顶多也只有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说的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记得老师还说过孔子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
老师为什么要说那后半句呢
当时教室里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认同了，反正我是不认同的。
老师也正年轻，为什么甘心承认自己是凡人
中国变革太慢、发展太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都甘心做凡人，自甘堕落、不进取、不奋斗、安于现状。
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都认为自己是凡人，那么还有谁来改造这个社会
我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就不会有别人了。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是凡人，还有后来的毛泽东吗
拿破仑也是如此，不甘心做凡人。
要有雄心壮志，要敢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记得高考后我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流年·遇见在我们那疗养院里散步，谈到好人、坏人的划分问题。
她说，做了坏事的人才叫坏人，没做坏事的人都是好人。
我说，为什么不说做了好事的人才叫好人，没做好事的人都是坏人
她说，那你认为这世界上是坏人多而好人少了
我问她，那些没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的人该怎么划分
她说那是平凡的人。
我说，什么是平凡的人
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说是平凡的人还叫为脸上抹光了，应该叫平庸的人。
世上没有平凡的人，只有平庸的人；也没有凡人，只有庸人。
正如她所说的，我说话总是那么刻薄、残酷、不近人情。
这本来就是一个刻薄、残酷、不近人情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总是戴着“平凡的人”的面具做一辈子平庸的人。
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凡人，也不做什么平凡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年爱别人、爱国吗
”还有种说法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
”我到多功能厅听到你在别人班上课时说了这句话，有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她举了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先进党员的事迹。
老师当时想到些什么又欲言又止了，那次我们在路上谈话时老师也出现过一次欲言又止的情况，是政治问题不便说吗
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痛苦，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是真的难言还是不敢言
我觉得我们私下聊天时老师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对于爱自己、爱别人、爱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者不能兼具。
有句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这方面的意思吧。
一个人爱国、爱别人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别人，特别是爱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人不爱别人、不爱国我们能说他不爱自己吗
我相信人性自私论，正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有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爱国。
戚继光爱国，结果怎样
谭嗣同爱国、爱人民群众，不爱自己，以死来证明变法一路不通，必须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却不理解他。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在学维新变法时认为他不逃跑是笨蛋。
李敖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里余法师对康有为说了一段话：“个人只有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众的迫害，群众是最残忍的。
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
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
所以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报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
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
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的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
”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我很愤怒，我就是这样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丑陋。
不知道老师看过《北京法源寺》没有，写的很精彩，李敖就很欣赏谭嗣同。
又扯远了，我总是喜欢偏离话题。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时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别人。
我记得老师也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实话告诉老师，我听人说这句话不下一千遍，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引用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出处
1814年在德国魏玛，叔本华和歌德的关系不错。
后来，叔本华要离开了，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拿个本子让当时的名人给自己留句赠言。
他把那本已经有许多人留言的本子让歌德留句赠言。
歌德针对叔本华平时的言行举止，写了一句告诫他的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
这句话被叔本华认为是那个本子上惟一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他把其他人的赠言都毁了，就留下了歌德的这句话。
老师认为这句话正不正确
我自己认为，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这句话不正确。
我们尊重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得到最广泛的人的尊重，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比别人强；其次是你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最后才是尊重别人。
还有我极其讨厌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苛求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高中时语文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这句话。
有个同学看我随笔本后给我写纸条也写了同样意思的话。
我总觉得这是奴性未除的表现。
记得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里面有段话说：“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 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去适应
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环境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仪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愚蠢、很不值的事。
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判断什么事值得去做、什么事不值得去做。
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模式化了，真是恐怖，我不喜欢过模式化的生活，别人总逼着我我去过、去做，我也是总是敷衍、搪塞。
我觉得，对那些事太认真是一种精神浪费。
比如说考试，记得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考场舞弊之我见”，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它的看法。
在前面我就说过我对考试分数看的很淡。
在做每件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我就会认真去做；如果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做的话我就敷衍它，这是我处世的原则。
对于现在的考试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的那么重，按照福柯的说法，考试是用无形的权力对人进行冷酷的定位。
我现在心特别不安分，按照《学生守则》上的规定，我恐怕在学校里待不到毕业就会退学。
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是真的，但不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乱搞。
想到《学生守则》我就想笑，刚开始逼着我们在食堂听她们用扩音器讲《学生守则》，那时候体现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对于学校也是如此。
后来还要考《学生守则》，这是我读书十三年来遇到的最卑鄙的行为。
学校的举措说明了学校的卑鄙，我们去认真应考说明了我们的愚蠢。
监考老师让我们抄，被抓到后学生通报批评，而监考老师则没有任何责任。
学习《学生守则》的目的总不会是为了考试吧
《学生守则》上很多规定都漏洞百出，通过一些规定也看出了学校的黑暗。
我曾对同学说了一句话：学校和高考考场都同官场一样黑暗。
今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那考点有学生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和巡视员都发现了，但都没有往上举报，他们害怕负责任。
考生当中也没有人去举报，只是在宿舍里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而已。
高考考场比我们平时考试搞的还松。
考场舞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公平竞争，说轻点违纪，说重点违法。
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学生再愿意考试了，但中国古代却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试----科举考试，甚至到老到死都那么热心。
我对科举的看法是：中央为了便于选择合适的人作奴隶而专设的一种制度。
科举考试，许多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它，是因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做奴隶的资格与奴隶的身份。
考场舞弊的学生都是虚荣心极强的人，都是平时不想学习但考试想获取高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
对于考场舞弊我没有太多的看法，不像有些学生愤愤不平、有些学生拥护赞成，我既不愤怒也不热衷，因为我对考试根本就看的很淡，不愿意去为它费心费力，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就行了。
考试我无法逃避，所以我总在敷衍。
在宿舍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里内蒙古那同学说：“我们来世不做人了吧
”另外一个室友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做人好难、好痛苦啊
”确实如此，高三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对她说：在这个社会中做人好难，做好人更难，做人比杀人还难。
终于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被迫不能好好做人之后就好好地去杀人。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怪那些杀人犯。
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我处在他们那种情况下说不定我也会去杀人。
如果一个社会中行不义的人多了，就说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
这个社会中说真话、敢说话的人太少了，他们都在说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话，或者沉默。
《圣经》中说：“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么。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么。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诗篇58：1-2》）”韩寒说：“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正是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更是一个敢说大话的人。
希望老师也一样。
好了，祝老师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龙晓枫 2005年10月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题材
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即将开口我又感到空虚。
”鲁迅是这样说的。
此时的我也正有这种感觉，提起笔来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头。
并不是因为你是老师我就感到拘束、难以下笔，我很喜欢给朋友写信，每次写信的开始也总是这种情况。
在课堂上你是我的老师，但是在私下里我们也可以是朋友，我们是平等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觉得，真正的三个人在一起是不好讨论问题的。
相信老师知道我强调的那几个字的意思。
我不擅长口头表达，这在如今这个社会中不行，但我不想改变，我觉得我如今的这个生活方式很好，没有必要那么庸俗地追随、附和。
不像李敖为了塞言路，说：“为了怕听别人讲话，我只好自己说个不停。
”李敖的口才很好，而我不行。
所以，上次辩论会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了两次都对自己不满意。
其实，我对整个辩论会都不满意，二辩、三辩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诗人库伯的一句话：“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第二天别的班在多功能厅搞的辩论会我也去听了，同样作为反方，他们比我们搞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对手。
关于历史，其实，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坦白地说，当我发现那些所谓的正史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时候，我就不想认真地学它了。
而那些在认真地学历史的学生也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学。
历史教育的结果也与历史学家编教材时的愿望相距甚远。
历史教育是失败的。
我在《读者》上“言论”部分看到一句话：“把箭射中的所有地方画成靶心，然后说这就是射箭的目的----许多历史结论给人的感觉。
” 听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但至少外语教育是成功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
我们的英语比汉语说的精彩，英语成绩比汉语成绩好；在外国学生眼中，中国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计算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一边说这句话我一边感到痛彻心肺。
记得罗素当年去苏联（现在应该叫前苏联了）考察后回英国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正因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一提到日本，人人都咬牙切齿。
当我说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的比我们的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向我使鄙夷的眼色，大概说我崇洋媚外、忘记历史。
不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不会忘记那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也恨，但要恨屋及乌吗
我说日本教育制度好并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那时在华战争的性质。
日本二战时也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却不行
这是为什么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
一说就说我们有四大发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什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听人家这么说我就有气，那都是优秀的文化吗
不是，正是这些所谓的优秀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思想，它是病毒、有毒的文化。
这一点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丑陋的中国人》时说的很得力。
不知老师看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没有，学校图书馆里有。
我们恨日本侵华时的暴行，但又有几个人仔细想过，越南人恨不恨我们
我们三征高丽，我们想过没有，朝鲜人有没有恨我们
历史考试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学历史我总是感到很痛苦，那不是不想上课但又不得不上时所感到的那种痛苦。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的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德罗·品特。
还没有中国人，有人大概要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不错，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他是法国人，思想也大概是法国式的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该奖。
杨振宁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也不可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素质、水平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孟母三迁是这方面的例子。
整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三位，还没有英国一个国家获该奖的人多。
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许多事说起来总让人痛心、悲愤。
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却总不知道、总不承认，反而还认为很先进。
余杰说：“不把落后当落后是一时代绝对落后的标志。
”中国人太丑陋（不是指外貌），但中国人也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也不承认。
正如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 现在针对你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记得你说过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以前是人制大于法制，现在好象进步到了法制大于人制了。
许多人、许多教材、资料上都说我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
而我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是戴着法制的面具搞人制的社会。
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道：“这是一个忙碌而又浅俗的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很黑暗，我要发光
这个社会当中犯罪最严重、违法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宣称知法、懂法并戴着庄严的面具执法的人。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严重吗
那些可是比谁都知法、懂法的共产党员啊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我并不热衷政治，中国的官场太黑暗，但却还有那么多人近似病态地渴望得到权力。
我也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沾有太多的血、有太多的不义。
那么多学生那么拼命地学历史都只不过是为了考试得高分。
我对考试分数看的比较淡，这是我自从进入高三后就坚持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都应该认真地深思、反思历史，而现在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深思哪些历史事件可能要考，他们都在麻木、盲目地记一些阿拉伯数字。
正如武汉有名高中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看见军队野蛮、残忍的本质的时候，我想起罗斯金的一句话：“兵士的职业，实在而言，不是杀戮，就是被杀戮。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拉格奎斯特在《侏儒》里说：“打仗是死亡、崩溃、毁灭。
战争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苦难，它总是和残酷息息相关。
”还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我儿子的故事》里面说：“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
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
”而每一本历史书上都在写战争。
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但中国实在没有几本值得读十遍以上的书。
中国以前的作家只会纸上谈兵，但现在的作家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只会纸上谈恋爱。
中国的作家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从来都不敢谈政治，惟一一个胆大的只有李敖却不在大陆。
有人说台湾言论自由一些。
我要说的是，自由不是天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李敖两次坐牢，出来后依然不改本色。
当年殷海光就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李敖、殷海光、雷震、柏杨、陈映真等人付出代价后争来的。
大陆的作家想要言论自由却又贪生怕死不想付出代价这可能吗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因此，大陆的作家不配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不配
在高中时我写了很多随笔，有同学看后就说我不应该这样锋芒太外露，谈政治（指没有权力的文人谈政治）都不会有好下场。
的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说到一件事，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在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要么是坐牢，要么是闭起嘴来不说话。
也有笔友让我莫谈政治，这使我想起那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条幅。
我笑着说，我不怕，我要发挥上帝赋予我思想和嘴巴的作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是用来传播你的思想。
高中时有个朋友流年·遇见说我有点像李敖，喜欢搞强盗哲学和自我标榜。
而她又不喜欢李敖，所以让我不要学他。
我说这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
1989年4月11日，李敖在《李敖来台四十年》里说：“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
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
”李敖1935年出生，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当时就说我是五十年后降世于大陆的李敖。
今年9月，李敖来大陆时也说：你们不要作李敖第二了，就作李敖好了。
我还有个朋友Cigar在看了我写的一些随笔后对我说，她觉得我生错了年代，她觉得我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觉得我的思想和许多行为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这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好了，这些太扯多了。
记得你说过（其实好多人也都说过），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观点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写在了那教室的一张桌子里：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
这个时代，谁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你说到一件事，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了生活补贴。
我相信当时有好多同学都会说自己命不好。
你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吗
我是湖北的，今年湖北高考试卷比去年难，叫我们遇上了，也有同学说自己命不好。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命运顶多也只有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说的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记得老师还说过孔子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
老师为什么要说那后半句呢
当时教室里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认同了，反正我是不认同的。
老师也正年轻，为什么甘心承认自己是凡人
中国变革太慢、发展太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都甘心做凡人，自甘堕落、不进取、不奋斗、安于现状。
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都认为自己是凡人，那么还有谁来改造这个社会
我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就不会有别人了。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是凡人，还有后来的毛泽东吗
拿破仑也是如此，不甘心做凡人。
要有雄心壮志，要敢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记得高考后我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流年·遇见在我们那疗养院里散步，谈到好人、坏人的划分问题。
她说，做了坏事的人才叫坏人，没做坏事的人都是好人。
我说，为什么不说做了好事的人才叫好人，没做好事的人都是坏人
她说，那你认为这世界上是坏人多而好人少了
我问她，那些没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的人该怎么划分
她说那是平凡的人。
我说，什么是平凡的人
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说是平凡的人还叫为脸上抹光了，应该叫平庸的人。
世上没有平凡的人，只有平庸的人；也没有凡人，只有庸人。
正如她所说的，我说话总是那么刻薄、残酷、不近人情。
这本来就是一个刻薄、残酷、不近人情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总是戴着“平凡的人”的面具做一辈子平庸的人。
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凡人，也不做什么平凡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年爱别人、爱国吗
”还有种说法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
”我到多功能厅听到你在别人班上课时说了这句话，有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她举了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先进党员的事迹。
老师当时想到些什么又欲言又止了，那次我们在路上谈话时老师也出现过一次欲言又止的情况，是政治问题不便说吗
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痛苦，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是真的难言还是不敢言
我觉得我们私下聊天时老师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对于爱自己、爱别人、爱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者不能兼具。
有句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这方面的意思吧。
一个人爱国、爱别人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别人，特别是爱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人不爱别人、不爱国我们能说他不爱自己吗
我相信人性自私论，正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有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爱国。
戚继光爱国，结果怎样
谭嗣同爱国、爱人民群众，不爱自己，以死来证明变法一路不通，必须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却不理解他。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在学维新变法时认为他不逃跑是笨蛋。
李敖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里余法师对康有为说了一段话：“个人只有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众的迫害，群众是最残忍的。
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
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
所以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报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
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
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的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
”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我很愤怒，我就是这样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丑陋。
不知道老师看过《北京法源寺》没有，写的很精彩，李敖就很欣赏谭嗣同。
又扯远了，我总是喜欢偏离话题。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时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别人。
我记得老师也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实话告诉老师，我听人说这句话不下一千遍，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引用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出处
1814年在德国魏玛，叔本华和歌德的关系不错。
后来，叔本华要离开了，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拿个本子让当时的名人给自己留句赠言。
他把那本已经有许多人留言的本子让歌德留句赠言。
歌德针对叔本华平时的言行举止，写了一句告诫他的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
这句话被叔本华认为是那个本子上惟一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他把其他人的赠言都毁了，就留下了歌德的这句话。
老师认为这句话正不正确
我自己认为，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这句话不正确。
我们尊重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得到最广泛的人的尊重，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比别人强；其次是你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最后才是尊重别人。
还有我极其讨厌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苛求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高中时语文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这句话。
有个同学看我随笔本后给我写纸条也写了同样意思的话。
我总觉得这是奴性未除的表现。
记得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里面有段话说：“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 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去适应
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环境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仪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愚蠢、很不值的事。
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判断什么事值得去做、什么事不值得去做。
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模式化了，真是恐怖，我不喜欢过模式化的生活，别人总逼着我我去过、去做，我也是总是敷衍、搪塞。
我觉得，对那些事太认真是一种精神浪费。
比如说考试，记得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考场舞弊之我见”，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它的看法。
在前面我就说过我对考试分数看的很淡。
在做每件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我就会认真去做；如果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做的话我就敷衍它，这是我处世的原则。
对于现在的考试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的那么重，按照福柯的说法，考试是用无形的权力对人进行冷酷的定位。
我现在心特别不安分，按照《学生守则》上的规定，我恐怕在学校里待不到毕业就会退学。
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是真的，但不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乱搞。
想到《学生守则》我就想笑，刚开始逼着我们在食堂听她们用扩音器讲《学生守则》，那时候体现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对于学校也是如此。
后来还要考《学生守则》，这是我读书十三年来遇到的最卑鄙的行为。
学校的举措说明了学校的卑鄙，我们去认真应考说明了我们的愚蠢。
监考老师让我们抄，被抓到后学生通报批评，而监考老师则没有任何责任。
学习《学生守则》的目的总不会是为了考试吧
《学生守则》上很多规定都漏洞百出，通过一些规定也看出了学校的黑暗。
我曾对同学说了一句话：学校和高考考场都同官场一样黑暗。
今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那考点有学生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和巡视员都发现了，但都没有往上举报，他们害怕负责任。
考生当中也没有人去举报，只是在宿舍里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而已。
高考考场比我们平时考试搞的还松。
考场舞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公平竞争，说轻点违纪，说重点违法。
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学生再愿意考试了，但中国古代却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试----科举考试，甚至到老到死都那么热心。
我对科举的看法是：中央为了便于选择合适的人作奴隶而专设的一种制度。
科举考试，许多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它，是因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做奴隶的资格与奴隶的身份。
考场舞弊的学生都是虚荣心极强的人，都是平时不想学习但考试想获取高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
对于考场舞弊我没有太多的看法，不像有些学生愤愤不平、有些学生拥护赞成，我既不愤怒也不热衷，因为我对考试根本就看的很淡，不愿意去为它费心费力，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就行了。
考试我无法逃避，所以我总在敷衍。
在宿舍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里内蒙古那同学说：“我们来世不做人了吧
”另外一个室友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做人好难、好痛苦啊
”确实如此，高三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对她说：在这个社会中做人好难，做好人更难，做人比杀人还难。
终于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被迫不能好好做人之后就好好地去杀人。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怪那些杀人犯。
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我处在他们那种情况下说不定我也会去杀人。
如果一个社会中行不义的人多了，就说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
这个社会中说真话、敢说话的人太少了，他们都在说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话，或者沉默。
《圣经》中说：“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么。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么。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诗篇58：1-2》）”韩寒说：“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正是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更是一个敢说大话的人。
希望老师也一样。
好了，祝老师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丑陋的中国人心得体会400字
听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但至少外语教育是成功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
我们的英语比汉语说的精彩，英语成绩比汉语成绩好；在外国学生眼中，中国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计算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一边说这句话我一边感到痛彻心肺。
记得罗素当年去苏联（现在应该叫前苏联了）考察后回英国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正因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一提到日本，人人都咬牙切齿。
当我说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的比我们的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向我使鄙夷的眼色，大概说我崇洋媚外、忘记历史。
不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不会忘记那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也恨，但要恨屋及乌吗
我说日本教育制度好并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那时在华战争的性质。
日本二战时也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却不行
这是为什么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
一说就说我们有四大发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什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听人家这么说我就有气，那都是优秀的文化吗
不是，正是这些所谓的优秀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思想，它是病毒、有毒的文化。
这一点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丑陋的中国人》时说的很得力。
不知老师看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没有，学校图书馆里有。
我们恨日本侵华时的暴行，但又有几个人仔细想过，越南人恨不恨我们
我们三征高丽，我们想过没有，朝鲜人有没有恨我们
历史考试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学历史我总是感到很痛苦，那不是不想上课但又不得不上时所感到的那种痛苦。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的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德罗·品特。
还没有中国人，有人大概要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不错，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他是法国人，思想也大概是法国式的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该奖。
杨振宁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也不可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素质、水平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孟母三迁是这方面的例子。
整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三位，还没有英国一个国家获该奖的人多。
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许多事说起来总让人痛心、悲愤。
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却总不知道、总不承认，反而还认为很先进。
余杰说：“不把落后当落后是一时代绝对落后的标志。
”中国人太丑陋（不是指外貌），但中国人也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也不承认。
正如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 现在针对你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记得你说过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以前是人制大于法制，现在好象进步到了法制大于人制了。
许多人、许多教材、资料上都说我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
而我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是戴着法制的面具搞人制的社会。
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道：“这是一个忙碌而又浅俗的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很黑暗，我要发光
这个社会当中犯罪最严重、违法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宣称知法、懂法并戴着庄严的面具执法的人。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严重吗
那些可是比谁都知法、懂法的共产党员啊
······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我并不热衷政治，中国的官场太黑暗，但却还有那么多人近似病态地渴望得到权力。
我也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沾有太多的血、有太多的不义。
那么多学生那么拼命地学历史都只不过是为了考试得高分。
我对考试分数看的比较淡，这是我自从进入高三后就坚持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都应该认真地深思、反思历史，而现在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深思哪些历史事件可能要考，他们都在麻木、盲目地记一些阿拉伯数字。
正如武汉有名高中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看见军队野蛮、残忍的本质的时候，我想起罗斯金的一句话：“兵士的职业，实在而言，不是杀戮，就是被杀戮。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拉格奎斯特在《侏儒》里说：“打仗是死亡、崩溃、毁灭。
战争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苦难，它总是和残酷息息相关。
”还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我儿子的故事》里面说：“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
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
”而每一本历史书上都在写战争。
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但中国实在没有几本值得读十遍以上的书。
中国以前的作家只会纸上谈兵，但现在的作家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只会纸上谈恋爱。
中国的作家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从来都不敢谈政治，惟一一个胆大的只有李敖却不在大陆。
有人说台湾言论自由一些。
我要说的是，自由不是天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李敖两次坐牢，出来后依然不改本色。
当年殷海光就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李敖、殷海光、雷震、柏杨、陈映真等人付出代价后争来的。
大陆的作家想要言论自由却又贪生怕死不想付出代价这可能吗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因此，大陆的作家不配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不配
在高中时我写了很多随笔，有同学看后就说我不应该这样锋芒太外露，谈政治（指没有权力的文人谈政治）都不会有好下场。
的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说到一件事，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在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要么是坐牢，要么是闭起嘴来不说话。
也有笔友让我莫谈政治，这使我想起那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条幅。
我笑着说，我不怕，我要发挥上帝赋予我思想和嘴巴的作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是用来传播你的思想。
高中时有个朋友流年·遇见说我有点像李敖，喜欢搞强盗哲学和自我标榜。
而她又不喜欢李敖，所以让我不要学他。
我说这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
1989年4月11日，李敖在《李敖来台四十年》里说：“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
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
”李敖1935年出生，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当时就说我是五十年后降世于大陆的李敖。
今年9月，李敖来大陆时也说：你们不要作李敖第二了，就作李敖好了。
我还有个朋友Cigar在看了我写的一些随笔后对我说，她觉得我生错了年代，她觉得我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觉得我的思想和许多行为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这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好了，这些太扯多了。
记得你说过（其实好多人也都说过），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观点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写在了那教室的一张桌子里：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
这个时代，谁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你说到一件事，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了生活补贴。
我相信当时有好多同学都会说自己命不好。
你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吗
我是湖北的，今年湖北高考试卷比去年难，叫我们遇上了，也有同学说自己命不好。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命运顶多也只有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说的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记得老师还说过孔子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
老师为什么要说那后半句呢
当时教室里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认同了，反正我是不认同的。
老师也正年轻，为什么甘心承认自己是凡人
中国变革太慢、发展太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都甘心做凡人，自甘堕落、不进取、不奋斗、安于现状。
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都认为自己是凡人，那么还有谁来改造这个社会
我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就不会有别人了。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是凡人，还有后来的毛泽东吗
拿破仑也是如此，不甘心做凡人。
要有雄心壮志，要敢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记得高考后我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流年·遇见在我们那疗养院里散步，谈到好人、坏人的划分问题。
她说，做了坏事的人才叫坏人，没做坏事的人都是好人。
我说，为什么不说做了好事的人才叫好人，没做好事的人都是坏人
她说，那你认为这世界上是坏人多而好人少了
我问她，那些没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的人该怎么划分
她说那是平凡的人。
我说，什么是平凡的人
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说是平凡的人还叫为脸上抹光了，应该叫平庸的人。
世上没有平凡的人，只有平庸的人；也没有凡人，只有庸人。
正如她所说的，我说话总是那么刻薄、残酷、不近人情。
这本来就是一个刻薄、残酷、不近人情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总是戴着“平凡的人”的面具做一辈子平庸的人。
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凡人，也不做什么平凡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年爱别人、爱国吗
”还有种说法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
”我到多功能厅听到你在别人班上课时说了这句话，有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她举了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先进党员的事迹。
老师当时想到些什么又欲言又止了，那次我们在路上谈话时老师也出现过一次欲言又止的情况，是政治问题不便说吗
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痛苦，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是真的难言还是不敢言
我觉得我们私下聊天时老师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对于爱自己、爱别人、爱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者不能兼具。
有句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这方面的意思吧。
一个人爱国、爱别人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别人，特别是爱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人不爱别人、不爱国我们能说他不爱自己吗
我相信人性自私论，正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有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爱国。
戚继光爱国，结果怎样
谭嗣同爱国、爱人民群众，不爱自己，以死来证明变法一路不通，必须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却不理解他。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在学维新变法时认为他不逃跑是笨蛋。
李敖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里余法师对康有为说了一段话：“个人只有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众的迫害，群众是最残忍的。
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
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
所以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报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
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
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的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
”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我很愤怒，我就是这样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丑陋。
不知道老师看过《北京法源寺》没有，写的很精彩，李敖就很欣赏谭嗣同。
又扯远了，我总是喜欢偏离话题。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时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别人。
我记得老师也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实话告诉老师，我听人说这句话不下一千遍，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引用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出处
1814年在德国魏玛，叔本华和歌德的关系不错。
后来，叔本华要离开了，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拿个本子让当时的名人给自己留句赠言。
他把那本已经有许多人留言的本子让歌德留句赠言。
歌德针对叔本华平时的言行举止，写了一句告诫他的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
这句话被叔本华认为是那个本子上惟一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他把其他人的赠言都毁了，就留下了歌德的这句话。
老师认为这句话正不正确
我自己认为，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这句话不正确。
我们尊重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得到最广泛的人的尊重，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比别人强；其次是你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最后才是尊重别人。
还有我极其讨厌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苛求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高中时语文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这句话。
有个同学看我随笔本后给我写纸条也写了同样意思的话。
我总觉得这是奴性未除的表现。
记得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里面有段话说：“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 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去适应
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环境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仪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愚蠢、很不值的事。
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判断什么事值得去做、什么事不值得去做。
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模式化了，真是恐怖，我不喜欢过模式化的生活，别人总逼着我我去过、去做，我也是总是敷衍、搪塞。
我觉得，对那些事太认真是一种精神浪费。
比如说考试，记得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考场舞弊之我见”，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它的看法。
在前面我就说过我对考试分数看的很淡。
在做每件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我就会认真去做；如果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做的话我就敷衍它，这是我处世的原则。
对于现在的考试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的那么重，按照福柯的说法，考试是用无形的权力对人进行冷酷的定位。
我现在心特别不安分，按照《学生守则》上的规定，我恐怕在学校里待不到毕业就会退学。
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是真的，但不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乱搞。
想到《学生守则》我就想笑，刚开始逼着我们在食堂听她们用扩音器讲《学生守则》，那时候体现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对于学校也是如此。
后来还要考《学生守则》，这是我读书十三年来遇到的最卑鄙的行为。
学校的举措说明了学校的卑鄙，我们去认真应考说明了我们的愚蠢。
监考老师让我们抄，被抓到后学生通报批评，而监考老师则没有任何责任。
学习《学生守则》的目的总不会是为了考试吧
《学生守则》上很多规定都漏洞百出，通过一些规定也看出了学校的黑暗。
我曾对同学说了一句话：学校和高考考场都同官场一样黑暗。
今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那考点有学生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和巡视员都发现了，但都没有往上举报，他们害怕负责任。
考生当中也没有人去举报，只是在宿舍里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而已。
高考考场比我们平时考试搞的还松。
考场舞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公平竞争，说轻点违纪，说重点违法。
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学生再愿意考试了，但中国古代却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试----科举考试，甚至到老到死都那么热心。
我对科举的看法是：中央为了便于选择合适的人作奴隶而专设的一种制度。
科举考试，许多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它，是因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做奴隶的资格与奴隶的身份。
考场舞弊的学生都是虚荣心极强的人，都是平时不想学习但考试想获取高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
对于考场舞弊我没有太多的看法，不像有些学生愤愤不平、有些学生拥护赞成，我既不愤怒也不热衷，因为我对考试根本就看的很淡，不愿意去为它费心费力，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就行了。
考试我无法逃避，所以我总在敷衍。
在宿舍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里内蒙古那同学说：“我们来世不做人了吧
”另外一个室友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做人好难、好痛苦啊
”确实如此，高三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对她说：在这个社会中做人好难，做好人更难，做人比杀人还难。
终于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被迫不能好好做人之后就好好地去杀人。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怪那些杀人犯。
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我处在他们那种情况下说不定我也会去杀人。
如果一个社会中行不义的人多了，就说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
这个社会中说真话、敢说话的人太少了，他们都在说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话，或者沉默。
《圣经》中说：“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么。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么。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诗篇58：1-2》）”韩寒说：“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正是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更是一个敢说大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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