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许多人都说称柏拉图式的什么什么

柏拉图是什么人

只有精神上的恋爱。

但没有肉体上的结合。

这样纯洁，洁白的爱情是不可玷污的。

才称为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

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一个大贵族家庭。

据说他的名字源于他的宽额头，他的真实姓名却渐渐被人淡忘了。

柏拉图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青年时期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触到当时的各种思潮。

　　对柏拉图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20岁拜苏格拉底为师，跟他学习了10年，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处死。

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他同自己的老师一样，反对民主政治，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和他身份相符的事，农民只管种田，手工业者只管做工，商人只管做生意，平民不能参与国家大事。

苏格拉底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平民政体的成见。

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清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竞交给随便什么人，这岂不是荒唐

　　老师死后，柏拉图不想在雅典呆下去了。

28岁至40岁，他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

返回途中他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

　　柏拉图到雅典后，开办了一所学园。

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进”。

从中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是不能登上柏拉图的哲学殿堂的。

这个学园成为古希腊重要的哲学研究机构，开设四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

柏拉图要求学生不能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要生活在头脑所形成的观念世界里。

他形象地说：“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

”柏拉图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

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

　　在以后的日子里，柏拉图又两次前往西西里。

一次是应邀去叙拉古担任新登基的狄奥尼修二世的教师。

柏拉图到叙拉古之后，叙拉古宫廷的地板上都铺满了沙砾，人们热中于在那上面研究几何学。

但不久柏拉图就扫兴而归了。

后来狄奥尼修二世再次邀请他去叙拉古，结果仍是败兴而归。

　　柏拉图留下了许多著作，多数以对话体写成，常被后人引用的有：《辩诉篇》、《曼诺篇》、《理想国》、《智者篇》、《法律篇》等。

《理想国》是其中的代表作。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

他认为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观念世界。

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理念世界的模糊反映。

我们可以以美为例来理解柏拉图所说的感觉世界、理念世界和人的思想认识三者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世间有许多类的事物，当你判断它是否为美时，心中必然已有了一个美的原型，这心目中美的原型又来源理念世界中存在的那个绝对的美。

任何美的事物都无法与美的原型相比，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一种模仿，美的事物有千千万，而美的原型或理念的美却只有一个。

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有了桌子的理念才有各式各样的桌子，有了房子的理念才有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了绿色的理念才有了世间的绿色……显然，他的理念论是客观唯心的，根本的错误在于抹煞了客观世界而把假想当成了真实。

　　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

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

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

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

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

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就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

他还认为，这种回忆的本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

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

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他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就是缩小了的国家。

人有三种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

国家也应有三等人：一是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二是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三是有节制之德的供养者。

前两个等级拥有权力但不可拥有私产，第三等级有私产但不可有权力。

他认为这三个等级就如同人体中的上中下三个部分，协调一致而无矛盾，只有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在上者治国有方，在下者不犯乱，就达到了正义，就犹如在一首完美的乐曲中达到了高度和谐。

　　其实，柏拉图心中至善的城邦，不过是空想的乌托邦。

他认为：理想的国家纵然还不能真实存在，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

这就是柏拉图对他的理想国家所持的态度。

柏拉图在文艺、美学等方面，也有成套的理论主张。

他的“对话”妙趣横生、想象丰富，依此他完全有资格被列入古代文学大师之列。

然而，他却起劲地贬低和非难文学家及诗人，他认为，一切文艺家的作品，归根结底是模仿别人的仿制品。

　　柏拉图死后，他所创业的学园由门徒主持，代代相传，继续存在了数世纪之久。

但学园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是伯拉图这位开山鼻祖。

什么是柏拉图?

柏拉图（Plato，Πλάτων， 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

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出场。

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柏拉图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他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建立了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本体论,也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

他的回忆说认为认识就是回忆,坚持了唯心主义先验论。

他的理念论承继了旧氏族时代的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带有许多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因素。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三者之间什么关系啊，比如谁是谁的学生，谁年代早谁晚

更详细的请见 百度百科 究竟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

柏拉图著书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表述说，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

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

在欧洲，很早就有被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精神恋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认为肉体的结合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认为爱情和情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柏拉图的爱情观让人不可思议。

而有一位美国学者却对今人所理解的这种柏拉图的爱情观，提出了新的见解。

美国东西部社会学会主席、《美国家庭体制》一书的作者伊拉·瑞斯（Ira·reiss）经研究后认为，柏拉图推崇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

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

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

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美国的社会学者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只有神交的纯爱情，还是虽有形交却偏重神交的高雅爱情，也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图认为爱情能够让人得到升华。

他说，对活得高尚的男人来说，指导他行为的不是血缘，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而是爱情。

世上再也没有一种情感像爱情那样深植人心。

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假如作出了不光彩的行为，被他的父亲、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看见，都不会像被自己的恋人看见那样，使他顿时苍白失色。

爱情，无疑是使人向善、向上的力量Platonic

【第1句】： Often Pla.ton.i.cal [-¹-k…l] Of, re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Plato or his philosophy:常作 Pla.ton.i.cal [-¹-k…l] 柏拉图的：属于、关于或代表柏拉图或他的哲学的：Platonic dialogues; Platonic ontology.柏拉图对话；柏拉图的本体论

【第2句】： Often platonic Transcending physical desire and tending toward the purely spiritual or ideal:常作 platonic 柏拉图式恋爱的，纯精神的：超越肉体欲望而趋向于纯精神的或理想的：platonic love.柏拉图式恋爱

【第3句】： Often platonic Speculative or theoretical.常作 platonic 纯理想的，空谈的：推理的、推测性的或理论的

有无人知道咩系柏拉图啊?

柏拉图（希腊语：∏λάτων，英语：Plato，大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不仅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他原名叫亚里斯多克勒斯Aristokles，后因强壮的身躯和宽广的前额，改名为柏拉图（在希腊语中，Platus一词是“平坦、宽阔”等意思）。

家中排行老四。

柏拉图是其体育老师给他起的绰号。

　　他出生于雅典，父母为名门望族之后，从小受到了完备的教育。

他早年喜爱文学，写过诗歌和悲剧，并且对政治感兴趣，20岁左右同苏格拉底交往后，醉心于哲学研究。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使他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他由于老师的不公正遭遇，反对民主政治，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和他身份相符的事，农民只管种田，手工业者只管做工，商人只管做生意，平民不能参与国家大事。

苏格拉底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平民政体的成见。

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请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竞交给随便什么人，这岂不是荒唐

　　老师死后，柏拉图不想在雅典呆下去了。

28岁至40岁，他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

返回途中他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城外西北角一座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而设的花园和运动场附近创立了自己的学校_--学园（或称“阿卡得米”，Academy）。

学园的名字与学园的地址有关，学园的校址所在地与希腊的传奇英雄阿卡得摩斯（Academus）有关，因而以此命名。

这是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Academy）也因此而得名，它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

学园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为止。

学园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包括了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学。

　　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再度出游，此时学园已经创立二十多年了。

他两次赴西西里岛企图实现政治抱负，并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但是却遭到强行放逐，于公元前360年回到雅典，继续在学园讲学、写作。

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以80高龄去世。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三人对古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思想和文明有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主要著作　　柏拉图才思敏捷，研究广泛，著述颇丰。

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有40多篇，另有13封书信。

柏拉图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很多是以苏格拉底之名进行的谈话，因此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柏拉图的思想。

经过后世一代代学者艰苦细致的考证，其中有24篇和4封书信被确定为真品，主要有:　　I 　　II 　　III 《飨宴篇》《斐德罗篇篇》　　IV《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 《高尔吉亚篇》　　《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理想国》　　柏拉图伪作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下著作被认为是后世伪托的作品：　　《米诺斯》（Minos）《欧律克西亚斯》（Eryxias）《泰戈斯》（Theages）《克里托芬》cleitophon《爱人》（Lovers）　　柏拉图的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严密细致，内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译本的译者主要有严群、陈康、王晓朝等。

目前使用广泛的是《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晓朝译。

　　柏拉图思想　　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

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

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

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

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

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

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

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

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

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

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

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

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

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

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型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

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

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

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

卫国者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

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

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

政府可以在为了公众利益时撒谎。

每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应该打扰到别人。

在今天看来，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是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国家。

但是“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科学家的观点”，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试图实现理想国中的国家机器。

　　柏拉图在《律法》(The Laws)则指出，“宪法国家”是仅次于理想国的最好的国家。

他在该书中同样指出，妇女和男人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和训练。

　　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部门。

他认为：“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

”柏拉图认为宇宙开头是没有区别的一片混沌。

这片混沌的开辟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活动的结果。

依照柏拉图的说法，宇宙由混沌变得秩序井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物主为世界制定了一个理性方案；关于这个方案付诸实施的机械过程，则是一种想当然的自然事件。

　　柏拉图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

他设想宇宙开头有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

从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产生出四种正多面体，这就组成四种元素的微粒。

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

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

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圆球是对称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

宇宙也是活的，运动的，有一个灵魂充溢全部空间。

宇宙的运动是一种环行运动，因为圆周运动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脚来推动。

四大元素中每一种元素在宇宙内的数量是这样的：火对气的比例等于气对水的比例和水对土的比例。

万物都可以用一个数目来定名，这个数目就是表现它们所含元素的比例。

　　柏拉图的教育观　　柏拉图还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人。

他从理念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哲学思想出发，在其教育体系中强调理性的锻炼。

他要求3～6岁的儿童都要受到保姆的监护，会集在村庄的神庙里，进行游戏、听故事和童话。

柏拉图认为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7岁以后，儿童就要开始学习军人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包括读、写、算、骑马、投枪、射箭等等。

从20～30岁，那些对抽象思维表现特殊兴趣的学生就要继续深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与和声学等学科，以锻炼他的思考能力，使他开始探索宇宙的奥妙。

柏拉图指出了每门学科对于发展抽象思维的意义。

他主张未来的统治者在30岁以后，要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以洞察理念世界。

经过5年后，他就可以成为统治国家的哲学王了。

　　柏拉图对体育的看法　　柏拉图中年开始从事教育研究活动。

在他的奴隶主教育学体系中，体育占有重要的地位。

柏拉图对妇女体育也很重视。

他认为：“做女孩的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因为一旦当所有的军队出动去打敌人的时候，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柏拉图论教育》）。

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几乎涉及到当时体育的各个方面。

他认为，体育应包括教育手段和健康术。

他对当时雅典出现的竞技主义和竞技职业化倾向曾给予猛烈的抨击，同时也批评市民轻视体育的思想和态度。

他主张心身和谐发展，强调“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

柏拉图丰富的体育思想对后世体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

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而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

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

3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

治国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

劳动者也绝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

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

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

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

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其他的政体都是这一理想政体的蜕变。

理想政体由于婚配的不善引起3个等级的混杂，导致争斗，军人政体(Timocracy)随之兴起。

军人政体中， 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 形成寡头政体(Oligarchy)。

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Democracy)。

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时又会被僭主政体(Tyranny)所取代。

　　《政治家篇》约作于柏拉图后两次去叙拉古之间（公元前367～前361），这是他在叙拉古的政治实践受到挫折，思想发生变化的时期。

《政治家篇》主旨是讨论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义。

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确论述了法律的作用并以法律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

他认为，真政治家(哲学王)无需用法律统治，但现实中真政治家极为罕见，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还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政治不仅是一种艺术，亦是一门科学。

法律对于政治家，犹如教练和医生的训练方案和处方一样，法律虽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却是必要的。

　　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

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设计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环境、疆域大小、人口规模与来源、国家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等细则。

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第二等好的城邦与《理想国》中的正义之邦相比，在具体措施上有很大区别。

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学王执政的贤人政体转为混合政体，以防止个人专权。

《理想国》主张统治者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则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

《理想国》中划分公民等级是依照其先天禀赋的优劣，而《法律篇》则是按照后天财产的多寡。

　　柏拉图在西方的地位　　柏拉图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比起来，在西方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注意。

因为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

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

在后世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中，柏拉图的思想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

有的哲学史家认为，直到近代，西方哲学才逐渐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

　　公元12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欧洲已经不再流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当时，柏拉图的学说占统治地位，因为圣奥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图的思想，以服务神学教义。

直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解释宗教教义，建立了烦琐和庞大的经院哲学。

亚里士多德才重新被重视。

　　柏拉图在中国　　柏拉图的理念论，被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为是唯心主义的。

但他对西方哲学的启蒙作用被普遍认可，也因为他卓越的人格而备受尊重。

　　究竟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

柏拉图著书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表述说，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

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

　　在欧洲，很早就有被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精神恋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认为肉体的结合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认为爱情和情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柏拉图的爱情观让人不可思议。

而有一位美国学者却对今人所理解的这种柏拉图的爱情观，提出了新的见解。

美国东西部社会学会主席、《美国家庭体制》一书的作者伊拉·瑞斯（Ira·reiss）经研究后认为，柏拉图推崇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

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

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

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美国的社会学者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只有神交的纯爱情，还是虽有形交却偏重神交的高雅爱情，也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图认为爱情能够让人得到升华。

他说，对活得高尚的男人来说，指导他行为的不是血缘，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而是爱情。

世上再也没有一种情感像爱情那样深植人心。

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假如作出了不光彩的行为，被他的父亲、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看见，都不会像被自己的恋人看见那样，使他顿时苍白失色。

　　爱情，无疑是使人向善、向上的力量

什么是柏拉图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同学，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如果你是说“柏拉图式”的话。

就是指两个人一直一问一答的方式。

因为他的著作《理想国》是这样的格式，全书都是苏格拉底和其他人一问一答的对话。

清代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张有哪些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

【第72句】：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