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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柏拉图的《会饮篇》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读罢《舌尖下的中国》，掩卷沉思，思绪万千，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

执教“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我期待有更多深入反思中国食文化的著述问世久矣

诚如此书作者所言：“要彻底搞清中国的口腔文化，也许需要100个形形色色的持证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

”与欧洲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不同，纵观中国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循环往复和停滞性。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撰写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在这本书中，佩雷菲特的结论是，中国千年未变，“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

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多少次以最伟大的口号呼唤起来的革命，最终以改头换面的老一套猥琐地回归而告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此类的悲剧一再上演。

停滞的历史背后是停滞的文化，停滞的文化背后是停滞的人格。

那么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在那本曾经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以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经验为基础，诚实而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

他为中国人归纳了26种性格特征。

除了那些好的品质，负面的有：好面子、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

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首先，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这些性格直至今日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中大行其道。

其次，这些性格特征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口唇人格有很大的相似性，似乎隐寓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不成熟性。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把人的一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0-1岁）。

在这个阶段，婴儿欲望的满足主要是通过口唇的吮吸、咀嚼和吞咽等活动。

婴儿即使不饿，也喜欢含着奶头不放，喜欢吸自己的手指也是常见的婴儿行为，所以婴儿的快感多来自口唇的活动。

如果人格发展停滞在这一阶段，就会形成口唇人格，其最大特点就是自恋，是一个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人。

这种人往往贪吃、抽烟、酗酒，过于依赖，总希望被照顾（被喂养），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自恋），强求别人，缺乏耐心，贪婪，多疑，悲观。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体会不到足够的爱，口唇人格的人难能有爱别人的能力。

为了近乎掠夺性地取得储备，他们对待他人的基本方式是敌对、抗拒，而这种敌对，由于他们内心未能完成的成长过程，不是以成熟个体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咬”（如口出恶言）和“哭”（如自怨自艾），还包括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

出于生物本能，他们也会打架，但做不到打完就了结，而是“打一架结一辈子仇”，他们也会有性和婚姻，但性冷感和性无能的比例会很大，婚姻也就难以幸福。

与口唇人格的人相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获得安全感不是遵守规则和自我控制，而是通过“吃”“占有”甚至“掠夺”，长大之后他们也不习惯遵守实际的规则，尤其是那些妨碍他们满足口唇期欲望的规则。

所以从法制到法治的过渡显得很难，“潜规则”盛行成灾，人们办事遵循的大多是“他不吃这一套”“给他点甜头吃吃”和“吃了人家的嘴软”。

尤其当这样的个体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时，亚瑟·史密斯笔下那种“顽固的灵活性（Inflexible Flexibility）”就在所难免。

尤其对于那些企望摆脱或已经摆脱口唇期人格的人，这种“顽固”就显得更令人绝望了。

口唇人格总是受到一种人的欢迎，即统治者。

“父母官”称呼的发明绝非偶然，而恰好是人们发自潜意识对现实最绝妙的形容。

口唇期的孩子依赖父母，服从权威，不敢反抗也不会有怨言，前提是能保证他们欲望的满足，即“吃”。

这样的人管束起来是容易的，只要控制生存资源就可以。

不难发现，弗洛伊德的以上分析和《中国人的性格》中描述的那些性格弱点不谋而合，而这些人格特质造成的社会后果相信读者都已耳熟能详。

如何从口唇人格中解放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在具体实行的层面上，首先要逐步改掉自己贪吃的毛病。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对应着行为，如果能把行为加以改变，那么对应的心理特质就会变化，例如著名的系统脱敏疗法。

口唇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力集中于“吃”，而广义的“吃”又以对吃喝的喜好为基础，甚至对烟、酒等的过份依赖也是吃喝的一种扩展。

婴儿要长大，就必须学会离开妈妈的乳头，学会用嘴之外的身体触碰世界；我们也必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馋，变“活着为吃饭”为“吃饭为活着”。

素食吃得饱，就不必非得吃肉蛋奶；吃得到鸡鸭鱼肉，就无需为了“猎奇”而非要尝尝果子狸炖水牛鞭。

也许这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能吃而你不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吃，就因为你试图长大，而别人还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子比吃是很没有水平的。

其实嗜食贪吃是原始人类的通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生追求，普遍存在于屠夫、海盗、盗匪、杀人越货者、奴隶贩子、妓女、贪官、好勇斗狠者、虐待狂、暴君等人群中。

但凡伟大的文明，无不和贪吃正面作战，以图提升国民性，走出口唇人格的陷阱。

以西方为例，古希腊第一位卓越的素食思想者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被称为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

毕达哥拉斯认为动物也是有灵魂的，因此主张避免伤害动物，也不吃动物的肉，代之以植物性食物，并以此来要求他的弟子们。

毕达哥拉斯认为“只要人不停止摧残低等级的生灵，他就永远得不到健康与和谐。

只因为人大规模地屠杀动物，所以他们将互相残杀。

播种杀戮和痛苦的种子是绝对不可能收获爱和欢乐的。

”毕达哥拉斯的道德规范起初作为一种哲学伦理流行于公元前490至430年，旨在创造一种包括禁止杀生在内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以禁止粗暴的流血，特别是动物祭祀，以及倡导“永远不吃肉”。

直至19世纪“Vegetarian”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毕达哥拉斯派”一直是素食在欧洲的代名词。

公元前五世纪的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安培多克勒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他们之所以倡导素食是因为相信灵魂可以轮回。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深刻揭示贪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剧性影响。

柏拉图记录了一段苏格拉底和葛罗肯之间的对话。

苏格拉底说：城市应该简单，居民应以大麦和小麦为食，附以盐、橄榄油、奶酪和“农家风味的煮洋葱和卷心菜”，还有“无花果、豌豆、大豆”做的餐后甜点，烤番樱桃和山毛榉果，饮酒要适量。

苏格拉底说：“这样做的人很可能能够平静健康地度过一生。

”但是葛罗肯回答说，这样的一种膳食可能只适合“猪一样生活的群体”，人应该过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说：“人应该睡在软床上……享受当代的菜式和甜品。

”换句话说，人应有权享受“奢华”的肉食。

苏格拉底回应说：“让我们设想一下疾病流行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我们还要给需要吃肉食的人饲养各种各样的牛群，不是吗

”葛罗肯说：“我们当然得这么做。

”苏格拉底说：“那么这种膳食会让我们更依赖医疗，不是吗

”葛罗肯不否认这点：“是的，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继续说，在这个奢侈的城市中，土地将会十分紧张，因为畜牧业会占据大量的土地。

而土地短缺会导致市民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并由此引发暴力和战争，需要公正的裁决。

而且，苏格拉底说道：“当肆意挥霍和疾病横行城市，法庭和手术室就会遍地开花，有才华者会争相进人这些领域，导致从业者的数量大量增加。

”换句话说，在一个疾病和瘟疫流行的奢华都市，律师和医生将随处可见。

在这篇文章中，柏拉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动物为食，实际上是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

摄入动物膳食不能带来真正健康和富裕的生活。

相反，以肉食为主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只能产生一个充斥着疾病、痛苦、土地纷争、诉讼和医生的人满为患的社会。

早在1500年前，希腊神学修道士庞义伐观察到当时的人们逐渐变得自我中心和骄傲，他草撰出8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贪食、色欲、贪婪、伤悲、暴怒、懒惰、自负及傲慢。

6世纪后期，教宗额我略一世将那8种罪行减至7项，将自负并归入傲慢，伤悲并归入懒惰，并加入妒忌。

他的排序准则在于对爱的违背程度，依次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暴食）及色欲。

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调整了七宗罪的顺序，并再次强调其重要性，称之为“不可饶恕的罪行”（Deadly Sins），“Deadly”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恶行属于原罪，例如盗贼的欲望源于贪婪。

各种罪行其实环环相扣，所以各种各样的动机也被假设成是与各种罪行相连。

例如骄傲（过度迷恋自己）其实暗示了贪食（过份消耗或浪费食物），其余各种罪行亦有相同的联系。

与七宗罪相对立的是七美德，其中与贪食相对的是节制。

但丁在《神曲》里将贪食排名七宗罪的第二，并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现代的观点认为“贪食”指浪费食物，或是过度放纵食欲、酗酒或屯积过量的食物，但是在过去，任何因轻率而剩下的，都包括在贪食的定义中。

而贪食也可以包括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尤其指运动上争强好胜、物质滥用或酗酒。

贪食的定义中包括了“沉迷”，所以，贪食除了指食物外，也包括对任何事物的过份沉迷（但丁的观点是“过份贪图逸乐”）。

1589年Peter Binsfeld把每种罪行和恶魔联系在一起，代表各种罪行的恶魔会引诱拥有相同罪行的人。

贪食对应的是别西卜（Beelzebub），又称“苍蝇君主”，圣经中以“鬼王”相称呼。

“贪食”在地狱所承受的惩罚是：强迫进食老鼠，蟾蜍和蛇。

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认为，贪食的惩罚是饥饿。

如果说，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数千年宗教信仰的训诫，已经慢慢走出了贪食的泥潭，走出了口唇期文明的婴幼儿状态，那么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

是否要全盘西化引进“七宗罪”的信仰

答案是：任何一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其自我更新的种子早已深植在其文明的底部。

正如王康指出的，中华文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发展脉络，一条是崇尚“世智，力可以胜之”，以酒池肉林、暴力和谎言为代表的法家，与此相对立的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追求教化、追求人格提升的道统。

事实上，认真研究后不难发现，儒释道均对人类最原始的恶习饕餮（贪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首先看儒家。

温文尔雅的孔子一向肯定清心寡欲的价值，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描述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要求其入门弟子斋戒之后才能给予传道，《南华真经》记载：“颜渊问道于孔子，读后感《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

孔子曰：汝斋戒，吾将告汝。

颜渊曰：回贫，唯不饮酒、不茹荤久矣。

孔子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大丈夫气概的孟子则更加肯定斋戒的重要性，告诫君子要远离屠宰。

在《孟子•离娄下》，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在《孟子•梁惠王篇》中还有：“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包厨也。

”《礼记·月令》篇中有大量斋戒的内容，譬如：“周法，四时迎气，皆前期十日而斋，散斋七日，致斋三日。

”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节气到来的前三天，天子要斋戒；夏至、冬至节气到来，所有的君子要斋戒。

“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

止声色，毋或进。

薄滋味，毋致和。

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君子斋戒，处必掩身。

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

安形性，事欲静。

”斋戒期间，君子要居于室内，静坐不动，平心静气，粗茶淡饭，摒绝女色，撤除声乐，不动刀兵，不兴土工。

再来看道家。

道家历来崇尚清心寡欲，斋戒辟谷。

《道德经》中，老子告诫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害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倡导通过斋戒来净化心灵，《庄子·知北游》中，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

”道家医学圣典《黄帝内经•素问》中，伯歧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解释养生之道，无比精细玄妙，但其最基础的层面，一言以蔽之，还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清淡饮食”。

道教典籍中提到戒杀的不胜枚举，《太平经》：“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

”《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子欲学吾道，慎勿怀杀想。

一切诸众生，贪生悉惧死。

我命即他命，慎勿轻于彼，口腹乐甘肥，杀戮冲(充)啖食。

能怀恻隐心，想念彼惊怖，故当不忍啖，心证慈悲行。

”道教著名真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说：“慈心于物，仁逮昆虫，手不伤生。

”《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4戒“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79戒“不得渔猎伤煞众生”，第95戒“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第97戒“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

《老君二十戒》：“勿食含血之物”。

《老子化胡经》：“戒之不食肉，心当莫念之，含血有形类，元气所养活”。

道家重要经典《太上感应篇》中也有“不可射飞逐走、发蛰惊栖，穴覆巢、伤胎破卵，不可杀龟打蛇、伤害昆虫。

”“积德累功，慈心于物，昆虫草木，尤不可伤。

”基于对因果报应规律的敬畏，《六度生戒》中不厌其繁地宣扬施惠于动物、慈悲对待动物的好处：其第三条说：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世康强，不遭横恶。

第四条说：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

第五条说：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世兴盛，不履众横。

第六条说：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救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

……野外一切飞禽走兽、鱼鳖虾蟹，不与人争饮，不与人争食，并不与人争居。

随天地之造化而生，按四时之气化而活，皆有性命存焉。

……如无故张弓射之，捕网取之，是于无罪处寻罪，无孽处造孽，将来定有奇祸也。

戒之，戒之。

《化书》愤怒抨击了残害动物的各种行径：“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

夫膻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已，羽毛虽无言，必状我为贪狼之与封豕；鳞介虽无知，必名我为长鲸之与巨虺也。

胡为自安焉

得不耻吁

直疑自古无君子。

”毫无疑问，佛教是各大宗教中对饕餮展开最严厉批判的宗教之一。

首先，在戒律层面，无论是在家男女信徒所持的五戒、八关戒斋，还是出家僧众的沙弥十戒、比丘受持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受持三百四十八戒、菩萨戒受持十重四十八轻戒等，都把戒杀生排在第一位，要求佛教信徒无杀意，慈念众生，不得残害蠕动之类。

《大智度论》：“诸余罪中，杀业最重。

”不但戒直接的杀害，并戒杀因和杀缘，如渔猎者为直接杀害，而吃肉贩卖猎具鱼网者亦为间接的助杀。

其次，佛教用“因果律”来解释为何不可杀生吃肉。

佛教的基本观念是众生平等。

佛说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

佛所说的众生，不单是指人，而是胎卵湿化，四生之属皆包括在内。

因此杀生戒不单是不伤害人的性命，进而亦不得伤害畜生虫蚁的性命。

基于对因果报应规律的认识，佛陀特别指出了杀生的恶果，对无明的世人予以警告。

《楞严经》：“阿难，汝修三昧，本出尘牢，杀心不除，尘不可出。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

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即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

”在《楞严经》中佛陀对吃肉的假冒佛教徒予以警告：“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释子

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

报终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最后，佛陀甚至在人类起源上再次强调了饮食的极端重要性。

《长阿含经卷六·小缘经第一》中佛陀为比丘们说明四种姓的来源，也就是人类的起源。

佛陀讲，在上一大劫末所有的生命都往生到光音天上成为光音天人。

光音天人的寿命终结降生到地球上。

他们刚降生时仍然是以念为食，具有神足通，能够自由地在空中飞行，他们的身体仍然能够发出清净殊胜的光明，是最初的人类。

后来地下涌出像酥蜜一样甘美的泉水，一些性情轻浮的人看到这些泉水就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到嘴里尝了尝，觉得味道很好，于是就放纵饮用取食。

时间一长，这些人的身体开始变得粗浊，失去天身妙色，丧失了神足飞翔的能力，只能在地上行走，由天身发出的清净光明也暗淡熄灭。

那些喝了很多泉水的人变得非常丑陋，那些喝得少的人还稍能保持面容光泽端正。

于是这个世界上开始有了美与丑的分别。

那些长得端正的人就变得很傲慢，瞧不起那些长得丑的人；那些长得丑的人就生起嫉恶心，憎恨那些长得端正的人，人们相互间就有了仇恨争执。

甘泉枯竭后，地上生出细软的“地肥”，吃完后又长出粗厚的“地肥”，同样，吃得多的人长得就丑，吃得少的人长得就漂亮，互相更加仇恨，生起更多纷争。

“地肥”枯竭后地上长出“粳米”，人类吃了这么多地上的东西后，开始有了男女性别的差异，男女相处久了就有了情欲，就有了性行为。

为了男女同居，不让人看见，就建起房屋，遮蔽身体。

有了房屋以后，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过性生活，于是女人有了身孕。

人类从化生变成胎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大家都争着取用“粳米”储积，结果“粳米”变得稀少而不洁，开始有了糠皮，而且收割以后不再自然再生。

为了耕种粮食，于是大家就树起标志，分地种田。

人们划分好土地疆界以后，有人渐渐生起了盗心，跑去偷别人的庄稼，引发大量纠纷。

为了解决这些纠纷，于是选出“大王”当治理者，可以不用种田，由大家出一些米来供给他，好让他专心解决纠纷。

为了建造房屋耕种田地，开始有了技术，有了私房私田，开始有了商业，纷争越来越多，政府也诞生了。

总之，佛陀告诫比丘们，随着人类饮食越来越粗糙，人类的贪嗔痴也变得越来越多，杀盗淫等一切恶行也如影相随，烦恼越来越多，社会越变越复杂。

原来一切贪嗔痴和人间罪恶的的缘起，都和“吃”有着极为甚深的联系，佛陀的这段开示不可不谓发人深省。

守着儒释道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却没有结出相应的文明硕果，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非常痛惜的事情。

当下中国，酒类广告铺天盖地，所谓国酒茅台卖出了天价。

中国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却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烟民。

吃喝奢靡之风浸淫整个社会，无论是生意场、官场甚至文化界，都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烟酒肉吃喝场。

最令人吊诡的是，如此痴迷于吃的民族，食品安全问题却惨烈到触目惊心的“易粪相食”的境地。

如果说，一个文明，其中下和边缘阶层普遍有贪食习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象中华文明那样，从帝王到流寇，从文官到武将，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从巨富大款到盲流乞丐，从文化精英到文盲地痞，五湖四海的男女老幼都“以食为天”，把酒池肉林口腹之欲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毫无超越性追求，甚至互相毒害，这恰恰是一个文明停滞和衰败的迹象。

当闯王手下那些愤怒的饥民把大腹便便的福王扔入锅内烹煮大啖“福禄羹”，揭开停滞历史的画皮，不难发现，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吃货”,穷则怨天尤人，达则为富不仁。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那张自作聪明的肉片招贴画，拿动物尸体切片当做水墨画进行审美宣传，放大张贴当国家形象。

这种把美学庸俗化为烹饪观的做法，和法国人推崇鹅肝酱，丹麦人屠戮鲸鱼，加拿大人取海豹皮，日本人吃海豚，韩国人吃狗肉，中国人活熊取胆吃鱼翅，西班牙人斗牛一样，都是把残忍当有趣，把无知当个性，把陋习当传家宝，本质上还是一群围着屠宰场和动物尸体载歌载舞狼吞虎咽的原始人类，沉迷在口舌之欲而无超越性追求。

这张招贴画恰恰是一个深刻的隐喻，“You are what you eat”，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命运和它的饮食习惯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被猪血染红的的山川河流。

如何反思传统食文化，教化众生，复兴文明，这给当代的志士仁人提出了紧迫的时代要求，但可惜迄今尚未得到学者文人的充分重视。

当下炙手可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事实上一脉相承于梁实秋、林语堂等无数“写食主义者”，对传统食文化全盘接受，沉溺其中而不自知。

而以鲁迅、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任不寐《灾变论》等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传统文化批判思潮，批判性虽力透纸背，但可惜忽视了对文化最隐秘的深层——饮食的剖析。

而目前蒸蒸日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教育和复兴运动，引经据典，侧重对民众的正面引导和教化，但在食文化反思层面仍有所忽视和不逮。

我们欣喜地看到《舌尖下的中国》这部开山之作横空出世，局部弥补了这一空白，给仍沉溺在舌尖快感中的国人一记当头棒喝，使其顿悟。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震聋发聩之言：“中国口腔文化的危害如此隐秘、严峻而又紧迫，以致于我这个学养欠缺、而又徒有一腔热血的无证作家都按捺不住，就像一个羸弱之人看见一堵倒向人群的墙就下意识地冲了上去，既是奋不顾身，又是不自量力。

——无知者无畏，皇上不急太监急，我是准备做烈士的。

我第一个“跳出来”讨伐中国口腔文化，绝对不是表明世人皆醉独我醒，而是因为味觉的超强逞能，在理智麻痹之前的本能反抗，是一次舌尖下的中国的突围。

也是因为那些沉溺于口腹之欲不能自拔的美食家们无意的误导和那些以粉饰太平为己任的专家学者们的有意无意的不作为，引起了我的不快，激发了我的莽勇。

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了引起对中国口腔文化反思、警醒、澄清、扬弃、通缉和取缔的注意。

”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这种以贪婪作为第一推动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式的不计后果“发展”，给人心、社会和环境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或许等到最后一条河被污染，等到最后一棵树被砍掉，等到最后一条鱼被捕捉，然后人们才会明白，原来钞票是不能吃的。

2000年前的伟大学者，罗马国王尼禄的导师和顾问塞涅卡，这样写道：一亩或是两亩的牧场可以养活一头牛，一片树林可以养活几只大象。

但人却要通过掠夺所有的土地和海洋才能养活自身。

为什么自然赋予了我们如此之渺小的身躯，但却给了我们这样贪得无厌的胃口

口腹的奴隶（萨卢斯特这样称呼人类）只能算作是低等动物，不配称为人类。

不，不仅仅是他们，还有那些已经丧生的人……你或许应该在他们的墓碑上刻上“这里埋葬的是自寻死路的人”。

就算您有一颗权权报国的赤子之心，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您能力拔山河除暴安良吗

您能出口成章妙笔生花吗

您能智力超群发明创造吗

您能富甲一方造福天下吗

您能辩才无碍教化民众吗

您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吗

如果这些难以做到，但是有一件事情，不需要时间、不需要进程、不需要助缘，仅凭一己之力，现时、当下、立刻，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完完全全不打折扣地做到的，这就是向饕餮说不，开始逐渐减少肉食直至素食，拒绝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它与我们人类一样有爱有恨、会怕会痛、趋乐避苦、贪生畏死、有眷属相亲、有贪恋不舍的动物的痛苦之上。

这样做不仅能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还能拯救无数的动物，减少饥饿和社会不平等，甚至减轻环境的压力。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这恰恰是他们最容易做到的最伟大的个人宣言。

托尔斯泰说：“一个追求完美道德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素，相信素食能够带给那些想让天国来到人间的人们无比的喜悦，因为素食象征着人们对完美道德的渴求是真切的。

一个人不可能不对此心生喜悦。

”诗人李威读了托尔斯泰这段话后，在《素食的象征意义》文中写下这段感人肺腑的心灵独白：“想想吧，当我们为自己几乎终生不可能消弭与生俱来的缺陷而感到无奈的同时，对于自己仅需举手之劳就可完全实现的善行，却拒绝奉行，那又该是怎样的遗憾呢

其实还远不仅仅是遗憾

当一个人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就会因自己的口是心非而汗颜——如果我们对于自己力所能及的近在咫尺的小小善都拒不奉行，仅仅因为不能拒绝口腔与咽喉三寸之地的快感，就任由自己欺骗自己每天每时每刻让无穷无尽的动物遭受难以形容的恐惧和痛苦是必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奢谈那些更为宏大更为旷远的良知与博爱、公平与正义，和谐与美善

素食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

它对每个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它代表着一个人向自己宣告：我对美好的渴望是真的，因为，我不仅心里向往，不仅嘴上宣称，我已经付诸于——哪怕是小小的——行动

”诚如作者所言：“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修身始于对口腹之欲的超越，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素食主义救中国。

从这个角度，《舌尖下的中国》是一本醒世之作，是一本值得每一位追求美好良善的中国人放在枕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阅读反思的自我救赎之书。

黎安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昌平军都山研究方向：中国社会思想史，宗教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