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字《雅舍小品》的读后感

《雅舍小品》读后感读过此书，我第一次惊奇的发现，语言的魅力竟能如此之大，吸引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品读与理解。

他操着朴实无华而略带一些小幽默的轻松笔吻，向我娓娓叙说着一桩桩一件件同样举无轻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家常小事，就像喝着几杯小酒和一个熟悉无比的街坊邻居聊天。

无论是花瓶还是痰盂，是衣服还是头发，是香槟还是啤酒，他都能侃侃而谈，就这话题无限发散开来，凭借着他数十年的阅历，作出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言而有物的文章。

不需深思熟虑，不需故虚，每一篇却都是那么的饱满与真实。

这么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就这么突兀地坐在了我的面前，他戴着眼镜，圆脸，头顶光溜溜，咧着嘴，笑得很自在。

他的笑容那么平易近人，那么有感染力，仿佛把空中的阴霾也染成了阳光，仿佛流云也为他停滞不前；他的怒斥激昂澎湃，那么激动人心，仿佛把干燥的煤炭也激出了火花，仿佛胸中滚滚的热血都是为他而流淌的。

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启发。

首先是文章干练简结，能用一个字拎清，不用两个字磨叽，就是稍加模仿，也使我文章增色不少。

其次是对事例的引用，在我书架上它是首屈一指的，从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汤，到昨天打的领带，一篇杂文可以引用七八个恰到好处的事例，再者，与当今社会的浮华风正反，他的文风非常平实，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豹窥一斑，在其他作家焦虑的思考如何给文章取一个华丽的主题目来哗众取宠吸引读者时，“雅舍小品”这四个简洁干练、清新淡雅的文字已经概括了一切。

除了文章，还有做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是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朋友们，爱书吧，读书吧，而且试着写作吧，相信她会让我们更加快乐，咱们都不妨一试

小品文的定义是什么

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

　　相关知识点的阅读：　　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语文优美生动的序、跋、记传、书信等等，都可以算作小品文。

小品文的名称并不始于明清。

　　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的是佛经的节本。

小品是相对于大品而言的，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

　　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的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文。

　　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尺牍、游记、日记、序跋、辞赋、小说等文体都可以是小品文。

　　小品文作为文体的兴盛是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

　　而小品文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影响分不开的。

　　小品文也是随笔、杂感等杂文的别称。

　　小品文中的讽刺小品，就是用幽默讽刺笔调，批判错误思想，抨击腐朽事物的杂文。

　　主要是通过事实和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议论较少，叙述、描写或抒情成分较多，以幽默的方式和喜剧性的情节，活泼、轻松的语言，给人一种揭露性的笑，并使人在笑过之后，看到问题的实质，发人深思。

　　分类　　因内容不同，一般有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和科学小品之分。

　　详细说明　　散文品种之一。

短小灵活，简练隽永，具有议论、抒情、叙事的多重功能，偏重于即兴抒写零碎的感想、片断的见闻和点滴的体会，是一种轻便自由的文学形式。

在中国盛行于明清。

在现代中国，20年代的小品文，是各式短文的统称，与美文、随笔、杂感、絮语散文大体相当。

30年代前期，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

林语堂等人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小品文、闲适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

鲁迅等人强调小品文的现实战斗性和审美愉悦感的统一，倡导生活速写、讽刺小品文、科学小品文和历史小品文，坚持和发展了现代小品文的现代化、革命化、平民化方向。

此后，闲适性小品文趋于衰落，敏锐感应社会现实的小品文获得很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小品文的类别和风格日趋多样化。

　　小品文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几度兴盛，明代是小品文观念的成熟期，也是创作的旺盛期。

明人的小品文观念奠定了后代小品文观念的基础，其创作风格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

小品文从无一席之地到受到人们的追捧，是明代文学先驱们赋予小品文以精神魂魄，使其名正言顺，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代有更替，人们对小品文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一直青睐有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作家，高举“闲适”文学的大旗，对明代小品文推崇备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小品文再度兴盛。

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文学审美观念的成熟，小品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发引人重视，小品文再掀热潮。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必然会令人反思。

之前学人有对小品文的名称、特点作探讨的，而对小品文的流变作探讨的文章则显得不足；对现当代的小品文发展有梳理，而对明代以前的小品文流变史则少探讨。

文学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本文通过对明人与后人小品文观念的对比，重新界定“小文”、“小说”与小品文的区别，对后人过于宽泛的小品文概念作辨析，更加明确小品文的概念，以此探讨其源头，并对其流变史作一分析总结，希冀对当代研究有所裨益。

　　明朝前概况　　据专家考证，“小品”一词，晋代已经出现。

《世说新语·文学》中有：“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

”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

又有人认为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即这类佛经的简本通常称为“小品。

”到晚明后期“小品”一词开始普遍地应用于文学，专指某种类型的作品，有用以名集者，如《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陈继儒）、《无梦集园小品》（陈仁锡）、《文饭小品》（王思任）；亦有用以名各种选本的，如《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

　　小品文的体裁多种多样，有游记、速写、随笔、杂感（或称杂文），寓言、序、尺牍等。

这些文体在古人看来，与诗文正统文学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故在古代分类的文体论中，不见有单独的“小品文”一类。

中国的文体论，发轫于魏晋，盛于齐梁以后。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九类，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属于“文”的有六种；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也把文分为九类：诗、颂、赋、七、箴、铭、诔、哀、碑，属于文的有五种。

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笔说，“无韵者笔也”，笔指各种散体文，他所列的二十种文体中，属于无韵文的有十种，还出现了“杂文”这一名称（不过它属于韵文），就是还没有“小品文”。

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将诗文分为三十八类，属于散文的有二十一种；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入选的文体更广泛，分类更细密，前者共分文体五十九类，后者搜罗文体一百二十七类,还是没有提及“小品文”这一名称。

　　人们不禁要问：明代小品文如此兴盛，名称的应用如此普遍，为什么出现在明代的二部分类书却没有“小品文”的一席之地呢?分析原因：大约有三： 　　首先是诸家进行文体分类时，多以文章用途为依据，而小品文并非指专用的某一类文体，故无法单列。

　　其次，“小品文”一词的概念，外延模糊，从逻辑上讲，它与许多文体有交叉关系，与某些文体又多重合，比如刘基的《卖相者言》，既可归之于寓言或杂文一类，也可归之为小品文。

　　其三，“小品文”在正统文人看来“既不宜说理，也不易传道”，以致于“体裁与风趣，殊纤纤不足道”（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故只能是小技、小道。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把明道宗经放首位，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言：“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小品文是属于“行有余力”而可为之的文字；再与正宗的高文大册（如策论、碑传）以宏正典则为宗、高古浑朴的风格相比，小品文以随意抒发感情为目的,风格比较自由活泼，因此显得不够庄重、严肃，且明代的小品文作家，大多思想离经叛道，自创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逸出封建正统文学的常规。

而且小品文里面颇有带刺成分，正人君子又多有疮疤，唯恐被刺到痛处，所以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为“正统文人”所不齿，所痛恶，斥之为“滥调浮辞，卑不足道”，所以“小品文”终究难登文章的大雅之堂了。

　　小品”一词始见于晋代，作为一种文体，它兴盛于明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明代小品文最盛，作家对小品文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如袁中道对小品文特点的阐说，他在《答蔡观察之履》中自述：　　生少也贱，幸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终难列作者之林，……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家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

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

托不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

班、马作文，妙得此法。

今东坡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丈大册，人固不爱也。

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这里的小文即指小品文，小说指一则则小故事，多诙谐幽默，富有趣味，由此可见，小文与小说还是有区别的。

明代袁宏道的好友江盈科也有《雪涛小说》，但他讲一则则小故事总是有寓意的，有明显的议论文字，与纯粹说小故事的“小说”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能归入小品文一类。

　　六朝小品中著名篇章最多的应推陶渊明，他的《五柳先生传》、《与子严等疏》都是绝妙好辞，前者诙谐风趣的自画对明代文人的自传文、自为墓志气在风格、手法上的影响很大，后者是一份给五个儿子的疏札，这篇文字虽有训戒、遗嘱的庄重色彩，但读来如叙家常，甚觉亲切。

这种如叙家常的笔调对明人特别是归有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总是有的。

其他如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杂贴》，陶渊明的《闲情序》、《游斜川序》，谢灵远的《山居赋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等，都是六朝有名的小品文。

　　明朝时期　　小品文的发展到明代，明初是以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燕书》和刘基的《郁离子》继承了柳宗元寓言小品的传统，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锋利遒劲而又蕴含深沉，但他们这些作品大都是元末写的,明代开国以后就很少写“光芒卒不可掩”的寓言作品了。

明初写寓言小品的作家还有贝琼、方孝孺、薛瑄等，但因明初屡兴文字狱，寓言小品文也失去了它应有的锐利锋芒。

到明代中期，归有光如叙家常的小品对明代中后期的小品作家影响匪浅，但当时小品文还没形成气候，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只是偶而为之，并非自觉创作。

到明代后期随着文学解放思潮的蓬勃兴起，晚明的小品文也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文学先驱们有意创导，有理论指导，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作家队伍，有李贽、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徐渭、张岱、屠隆、汤显祖、陈继儒、赵南星、李日华，锺惺、王思任、冯梦龙等等，他们的小品文风格各异、体裁多样，在小品文这块艺苑中竞相争奇吐艳，并带动了整个文坛风气的改变。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

　　清代时期　　晚明时的袁宏道的[西湖杂记]一书收录的作品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雨后游六桥记等，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与[湖心亭看雪]等 清时的郑燮（郑板桥）的板桥题画一书。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周作人夏丏尊，徐志摩，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现代　　现代陈之藩，余光中，琦君，余秋雨，侯文咏，高兴宇，蔡康永等　　散文品种之一。

“小品”一词在中国始於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

後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20年代所谓“小品文”﹐又称作“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系泛指文学体裁中与诗歌﹑戏剧﹑小说并举的散文。

30年代上半期﹐小品文盛极一时﹐报纸副刊纷纷开辟专栏﹐1932年 9月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是最早专门刊登小品文的杂志。

当时﹐对小品文的范围﹐看法不尽相同。

有的仍指包容各种体式的文学散文﹐有的侧重於指夹叙夹议的杂感随笔﹐还有的偏重於指抒情散文或指速写之类的叙事散文。

一般来说﹐此时和以後所谓“小品文”﹐系指那些形式活泼﹑内容多样﹑篇幅短小的杂感文字﹐它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生动精练地叙述一件事情﹐其特点是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讲究情趣﹐并往往有幽默感和讽刺力量。

　　当代　　1934年以后﹐《人间世》半月刊﹑《太白》半月刊﹑《新语林》半月刊以及《文饭小品》月刊﹑《芒种》半月刊﹑《西北风》月刊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竞相出现﹐同时出现了“科学小品”﹑“历史小品”和“幽默小品”﹑“讽刺小品”等名目﹐以至人们称1934年为“小品文年”或“小品文杂志年”﹐围绕什么是小品文﹐小品文的内容﹑写法和价值﹑倾向等﹐展开了热烈讨论﹐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人间世〉发刊词》）﹐林语堂﹑周作人写的那些闲适淡远的小品文即其代表。

这种主张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鲁迅等人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和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篇章便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小品文典范。

《雅舍小品》的简介

小品文也叫做随笔，取其兴之所至，信笔而写的意思，是一种形式自由、亳无拘束的文体，通常字数约在一千以内，故称小；表现的内容以实际的生活片段，以及自生活片段引发而来的感触与联想为主。

由於它的格式自由，所以无论书信、日记、札记、游记、传记、读后感等体裁，记叙、抒情、论说、描写、刻画、摹拟等手法，几乎没有不能采用，也没有不可包容的；因为它表现的是实际生活的片段，所以材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俯拾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用以培养写作能力，磨鍊写作技巧的最佳门径。

习作小品文，首先不能贪多。

经邦济世的题目不可能写成小品文，学术研究的论著也无法以小品文的方式表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小不能相容。

所谓小庙坐不下大的菩萨；千字以内的短文，又哪能发挥多少道理

小品文容纳不了全盘的事实，所以必须注意事物的细微末节，以显现它专注、深入的特色。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利用竹柏在月光下的投影所造成的幻觉作联想，用譬喻的形式表达，集中全力在月下景物的经营。

这便是以小见大、以部分显现全体的小品文作法。

小品文在质量上是算小的，但是在分量上却不能不重，否则便成抢救车薪的杯水，见不著效用，徒遗笑柄一把而已。

小品文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精兵，它的战争最高指导原则是直指中心、冲其要害。

所以小品文应有明确的主旨，以便将全篇的文字，统一归属在它的旗下。

徐志摩在志摩日记开头说的数大便是美一语，即为统领这一篇文章的中心。

写作小品文，字数不求多，但求别人读了印象深刻，所以要注意使用描写的方法。

描写就是照著事象的发展状况，将它重现在笔端，相当於画画时使用的描绘。

吴均的与宋元思耆第二、三两段：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

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

就是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是具体、鲜活，如在目前。

其效果与仅作印象式的叙述，相差不以道里计。

小品文不管用以记叙、抒情或论说，其目的都不外在抒发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感触，所以小品文里感想绝不能少。

每篇有全文的总感想，每段有各段的小感想，甚至每句都寓有个人的寄托在。

梁启超所说的笔锋常带感情，放在小品文身上尤其确当。

练习小品文从日记与书信入手最好。

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必有几笔可记，拣取精要发挥成篇，便是日记式的小品文。

若将上述材料的独白形式，改为倾诉方式，便是书信。

有了倾诉对象，情意的付托将更为具体、实在。

这是书信式小品文的优点。

写作小品文，是文学创作的开始。

我们可以藉它练习精细事物的描写，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利用它短小精悍的形式，培养在有限篇幅中，清晰表达情意的能力。

等我们的小品文写得成功了，它不但能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兴味所在，藉著短文的扩大，我们也许因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中国的小品文，据说起源于南北朝，最初乃是专指佛经的节选本与缩写本。

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则是在晚明，原因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小品”命名的文集，如王思的《文饭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等等。

确实，这一时期出现的小品文大家张岱、袁宏道、钟惺等人已足以撑起小品文在晚明文学界流行的大旗。

至于外国的小品文，首创者已被公认为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蒙田一生中创作过许多小品文。

因为小品文在中国起源于佛经的节选或缩写本，因为小品文在外国起源于富于浪漫气息的法兰西，对于这种文体的大致面容，我们不用言传也定能意会了。

从篇幅上说，小品文的特点首先自然是短，这是我青睐小品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短者数十字、几百字，长者上千而绝不过万。

因其简洁，因具经济，可随手拿起，随意阅读，也可随便放下。

小品文可说是最符合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最符合闲适格调下的心灵需要，最符合人们快节奏下的文化需求欲的文字。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唯一的标志。

在我看来，小品文之为小品文，除掉短小，一是要有散文的品格，一是要有高尚的品位。

比诸一般的散文，小品文的质量标准显然要求得更高。

如果没有值得品味和赏鉴的意义，而只有取悦于人的特点，便算不上真正的小品文。

作为散文大类中的一种文体，小品文可说是散文大家族中个性最突出、格调最明朗、特色最鲜明的一种文体，它以轻灵、散淡、秀丽、集中为美的特征，兼富言以载道或独抒性灵的特质，注重素朴优雅与谨严自然，力求活泼的、多样化的个性风格与言简意赅、言近旨远的语言特色。

小品文中不一定要求处处都有隽永的语句，但一定要有精悍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引人入胜、撩人情思的本领，追求的是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文化境界。

它不必以哀感顽艳的故事供人消闲，不必以抑扬铿锵的韵律让某某人于微醉后“含情凝睇，缓缓歌之”。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小品文“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小品文实际上表达着大文化，或者说构建着大文化。

所以，小品文对作家的要求就十分苛刻。

古人奉“小摘短拈”、“清味自悠”、“天趣横生”等为小品文之圭臬，这样的要求表明着小品文作家在小品文的写作上，不论在技术还是构思上都需要真正的天生丽质。

难怪郁达夫先生成名后撰文评说小品文时说：“原来小品文字的可爱的地方，就是细、清、真三点。

”可谓智者历经小品文兴衰变幻之后的内心感悟，也可算作小品文创作的艺术三味。

钟敬文先生说做小品文要有两个主要的元素，即情绪和智慧。

说到底，小品文作家需要有作小品文的潜质。

元日译成现代文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

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

“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1021-1086），北宋诗人。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

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

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百花园的读后感怎么写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

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