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红色文化 1000字作文怎么写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诗、词、文皆工，并在文学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文学家。

朱熹的诗作，以吟咏山水、诗友唱和以及表达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

在他的笔下，八闽风光、武夷山水、云谷奇观、师友情谊等一一入诗。

其中又以山水诗成就最高。

朱熹的山水诗，讲究“以理入诗”。

他在描写锦山绣水的同时，往往把哲学的思考融入诗中，把深邃的哲理通过大自然的美好现象透露出来，读罢使人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时，得到某种理性的感悟和升华。

《观书有感》二首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让人们在“徘徊”“天光云影”之际，得到更深一层的思考。

在朱熹的师友门人中，由于经常互相唱酬吟咏，逐渐形成一个诗歌流派。

他们都是理学家，因大多“以理入诗”——用诗歌阐发他们的哲学主张，故被后人称为“理学诗派”。

理学诗派中，艺术成就以朱熹为最高。

宋方回《桐江续集·送罗寿可诗序》中说：“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

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诸子，又有一朱文公。

”对朱熹诗歌的艺术成就评价极高。

朱熹不仅工诗，而且善词。

今存《晦庵词》一卷，有江氏灵鹣阁汇刻名家词本。

宋代的理学名家，多视“诗余”（词）为“小道”，不屑为之，朱熹则是一个例外。

他的词作，气势豪迈，清畅淡远，音韵和谐。

代表作有《水调歌头·沧洲歌》、《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九日齐州诗》等，隐括是古代矫正弯曲木材的工具，由此引申为把其他的文学作品加以再创作，使之成为一首新词。

这是宋词所特有的一种形式，称为“隐括体”。

朱熹把唐代杜牧的诗改写为一首新词，在内容上则表达了作者“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的思想感情，可谓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水调歌头·沧洲歌》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

当时，朱熹所在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得以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

此之前，朱熹在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和在漳州知府任上，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实行了社仓法、减赋税、行经界、惩治贪官污吏等措施，因触犯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受到抑制和挫折，使其感到在政治上救国救民的抱负难以施展。

在这首词中，朱熹通过对李斯、陆机、范蠡等人的历史悲剧的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天路幽险”，宦途不平，是非太多，所以他在词中表示要“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沧洲，指沧洲精舍，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考亭书院的地方。

这是他的学术阵地和教育基地。

作者在此实际上表达了愿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致力于教育事业，从而建立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愿望。

诗词之外，朱熹的散文也蔚为壮观。

其《游百丈山》、《云谷记》等是游记中的名篇。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价朱熹之文说：“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

”将其与陆游的诗歌创作成就相提并论，评价极高。

朱熹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是宋代理学家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

他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于《朱子语类》及《朱文公文集》中。

其主要观点，一是发展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他认为“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以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皆欲人之爱而用之。

”二是提倡明白自然，反对雕琢。

因此，他对陶渊明平淡质朴的诗风极为赞赏，认为陶诗的高妙之处，“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

”他评价其门人建阳刘淮的作品，“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

”也体现了这种观点。

此外，朱熹的《诗集传》是一部影响甚巨、流传甚广，至今还每为学人所引用的解释《诗经》的著作。

书中提出的对“赋、比、兴”含义的界定，一直沿用至今。

他在书中把《诗经》中的二十四首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佚”，一方面表现出封建道学家的偏颇；另一方面，与《毛诗传》将《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错误地解释为“后妃之德”相比，朱熹的评价毕竟恢复了这些作品的部分艺术真实。

谈谈你对朱熹文学成就的认识600字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诗、词、文皆工，并在文学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文学家。

朱熹的诗作，以吟咏山水、诗友唱和以及表达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

在他的笔下，八闽风光、武夷山水、云谷奇观、师友情谊等一一入诗。

其中又以山水诗成就最高。

朱熹的山水诗，讲究“以理入诗”。

他在描写锦山绣水的同时，往往把哲学的思考融入诗中，把深邃的哲理通过大自然的美好现象透露出来，读罢使人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时，得到某种理性的感悟和升华。

《观书有感》二首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让人们在“徘徊”“天光云影”之际，得到更深一层的思考。

在朱熹的师友门人中，由于经常互相唱酬吟咏，逐渐形成一个诗歌流派。

他们都是理学家，因大多“以理入诗”——用诗歌阐发他们的哲学主张，故被后人称为“理学诗派”。

理学诗派中，艺术成就以朱熹为最高。

宋方回《桐江续集·送罗寿可诗序》中说：“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

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诸子，又有一朱文公。

”对朱熹诗歌的艺术成就评价极高。

朱熹不仅工诗，而且善词。

今存《晦庵词》一卷，有江氏灵鹣阁汇刻名家词本。

宋代的理学名家，多视“诗余”（词）为“小道”，不屑为之，朱熹则是一个例外。

他的词作，气势豪迈，清畅淡远，音韵和谐。

代表作有《水调歌头·沧洲歌》、《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九日齐州诗》等，隐括是古代矫正弯曲木材的工具，由此引申为把其他的文学作品加以再创作，使之成为一首新词。

这是宋词所特有的一种形式，称为“隐括体”。

朱熹把唐代杜牧的诗改写为一首新词，在内容上则表达了作者“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的思想感情，可谓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水调歌头·沧洲歌》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

当时，朱熹所在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得以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

此之前，朱熹在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和在漳州知府任上，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实行了社仓法、减赋税、行经界、惩治贪官污吏等措施，因触犯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受到抑制和挫折，使其感到在政治上救国救民的抱负难以施展。

在这首词中，朱熹通过对李斯、陆机、范蠡等人的历史悲剧的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天路幽险”，宦途不平，是非太多，所以他在词中表示要“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沧洲，指沧洲精舍，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考亭书院的地方。

这是他的学术阵地和教育基地。

作者在此实际上表达了愿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致力于教育事业，从而建立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愿望。

诗词之外，朱熹的散文也蔚为壮观。

其《游百丈山》、《云谷记》等是游记中的名篇。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价朱熹之文说：“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

”将其与陆游的诗歌创作成就相提并论，评价极高。

朱熹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是宋代理学家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

他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于《朱子语类》及《朱文公文集》中。

其主要观点，一是发展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他认为“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以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皆欲人之爱而用之。

”二是提倡明白自然，反对雕琢。

因此，他对陶渊明平淡质朴的诗风极为赞赏，认为陶诗的高妙之处，“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

”他评价其门人建阳刘淮的作品，“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

”也体现了这种观点。

此外，朱熹的《诗集传》是一部影响甚巨、流传甚广，至今还每为学人所引用的解释《诗经》的著作。

书中提出的对“赋、比、兴”含义的界定，一直沿用至今。

他在书中把《诗经》中的二十四首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佚”，一方面表现出封建道学家的偏颇；另一方面，与《毛诗传》将《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错误地解释为“后妃之德”相比，朱熹的评价毕竟恢复了这些作品的部分艺术真实。

家谱序言范文

很早的文章，很久前学过。

。

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郑源新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突然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

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

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

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

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

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

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

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

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

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

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

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

……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

”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

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

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

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

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

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

”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

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

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

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

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

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

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

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

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

”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

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

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

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

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

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

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

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

”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

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

”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

”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

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

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

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

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

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

”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

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是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1898年～1958年。

郑振铎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1919年同瞿秋白、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并辞去铁路部门工作，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920年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主编《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

1927 年旅居巴黎， 1929年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

1949年从上海经香港到北京，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因飞机失事逝世。

郑振铎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西谛书话》等。

郑振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研究也做出巨大成绩，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库》中有由他本人校点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等。

解放后由他主持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和《忠义水浒传插图》。

著有《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续书》、《岳传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谈金瓶梅词话》、《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等专论古典小说文章多篇。

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他出生于贫苦的家庭，1917年，靠亲友帮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1920年 1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刊》。

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在 1921年写的《文学的统一观》，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篇论文。

他在同年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文学遗产的论文。

他撰写的80来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

郑振铎在30年代出版的70万字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解放前国内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同时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史，而且迄今尚无可以替代之书。

郑振铎在文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

4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都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

他50年代编选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宋人画选》等，在80年代数次荣获国际最美图书奖。

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 郑振铎的笔名是落雪!

〈〈唯一的听众〉〉那篇颗文作者的简介。

急。

急。

急

很早的文章，很久前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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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郑源新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突然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

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

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

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

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

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

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

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

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

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

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

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

……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

”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

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

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

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

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

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

”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

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

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

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

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

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

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

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

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

”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

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

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

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

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

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

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

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

”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

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

”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

”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

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365kuaile.cn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

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

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

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

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

”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

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是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1898年～1958年。

郑振铎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1919年同瞿秋白、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并辞去铁路部门工作，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920年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主编《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

1927 年旅居巴黎， 1929年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

1949年从上海经香港到北京，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因飞机失事逝世。

郑振铎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西谛书话》等。

郑振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研究也做出巨大成绩，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库》中有由他本人校点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等。

解放后由他主持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和《忠义水浒传插图》。

著有《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续书》、《岳传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谈金瓶梅词话》、《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等专论古典小说文章多篇。

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他出生于贫苦的家庭，1917年，靠亲友帮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1920年 1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刊》。

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在 1921年写的《文学的统一观》，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篇论文。

他在同年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文学遗产的论文。

他撰写的80来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

郑振铎在30年代出版的70万字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解放前国内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

同时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史，而且迄今尚无可以替代之书。

郑振铎在文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

4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都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

他50年代编选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宋人画选》等，在80年代数次荣获国际最美图书奖。

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 郑振铎的笔名是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