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奥维德的变形记

寒假前在图书馆里发现一本朴素的小册子——奥维德的《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尽管译本序言的评论中还存留着阶级分析的笔调，尽管这个译本只是选译，并不算是完整版，然而翻开泛黄的书页，一段段神话小故事依然令人感到趣味昂然，不忍释卷。

《变形记》中很多故事来自希腊，却不能简单将它视作古希腊神话的汇编。

可以说，奥维德的故事更象是罗马版的希腊神话。

与荷马的朴素大气相比，奥维德则更显华丽和奢靡。

日神那巍峨华美的宫殿似乎就是罗马帝国宫廷的翻版：“柱高擎天，金彩辉煌，铜光如火，高处的屋檐上铺着洁白的象牙，两扇大门发出银色的光芒。

”但是，作为生活在帝国黄金时代的诗人，奥维德与其他两位（贺拉斯和维吉尔）确有不同。

为帝国歌功颂德的贺拉斯和维吉尔，在当时应当算作主旋律题材的文艺工作者，而奥维德则更象是持不同政见的反主流创作者。

因一本揭露罗马宫廷丑事的《爱的艺术》，奥维德付出了在流放中度过后半生的代价。

《变形记》的整篇诗作以“变形”为主题，将各个男女天神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无论气势磅礴的天地风云，还是宁静悠远的林间水泉，每个故事发生的景致都充满着无限的想象空间。

然而，自然描写中多么细腻柔媚的笔触都无法掩盖男女天神那丰富多变的人性光芒。

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中，人类所有的善恶天性都被诗人展露无遗。

天神那无尽的情欲与占有欲，嫉妒与复仇，乱伦，同性之爱，甚至人兽交媾，全部展现在读者眼前。

天神被诗人剥掉一切庄严与尊贵的伪装，人类至善与至恶的本性暴露到极致。

熟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大禹治水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能理解，西方人的神话故事为何如此充满肉欲和淫亵。

神话通常被称为一个民族的“儿童忆象”，它构成这个民族文化的最原始记忆。

一部《山海经》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充满着与自然搏斗的恢弘壮举，“人定胜天”的胸怀与气魄构成了中国神话英雄的基本气质。

在填海与治水的故事中，不难推测我们伟大的祖先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多么恶劣艰险。

相比之下，温润明媚的爱琴海赋予希腊人更多的闲暇去享受自然与生命的馈赠。

在那里，对人的关注自然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

所以自然界的一切大小天神都被赋予人的秉性特征。

尽管神话里也有荒年，洪水，大火，但这些灾害也不过是天神之间挑战与争斗的附加品。

风云雨雪都不过是天神发泄情感，妄为任性的工具。

东西方的神话中，英雄的伟业事迹都是永恒的主题。

荷马吟唱的伊阿宋，珀耳修斯，奥德赛堪比中国的夸父与后羿。

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奥维德这里，英雄的光环逐渐黯淡，每个天神带着各自的人性标签，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会发现云端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让人感觉更加亲切自然，甚至真实而残酷。

天神们在诗人平静甚或调侃的笔调中撕开胸膛向地上的人类展示着与他们一样汹涌而极端的爱恨情仇。

这，便是那块构筑了西方传统文明的最耀眼的砖石。

它的光芒可以耀眼得直刺入灵魂深处，让浸淫在东方伦理氛围中的我们不时地掩面回避，却又想在指尖缝隙中窥探甚至艳羡那诱人极致的欲望与欢娱。

这让我想起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仿佛是个讽刺小调，让人心照不宣，却只能一笑而过。

爱神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在偷情，被爱神的丈夫乌尔冈发现。

乌尔冈是个巧匠，织了一张比蜘蛛网还细密的大网将妻子和马尔斯网住，然后“把象牙双扉打开，把众神都请了进来。

”希望羞辱那两个偷情人。

而这时有个神却祷告说，他也希望蒙上这样的羞辱。

“众神大笑，这件事在天堂上流传了很久。

”

怎样评价奥维德的变形记

寒假前在图书馆里发现一本朴素的小册子——奥维德的《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尽管译本序言的评论中还存留着阶级分析的笔调，尽管这个译本只是选译，并不算是完整版，然而翻开泛黄的书页，一段段神话小故事依然令人感到趣味昂然，不忍释卷。

《变形记》中很多故事来自希腊，却不能简单将它视作古希腊神话的汇编。

可以说，奥维德的故事更象是罗马版的希腊神话。

与荷马的朴素大气相比，奥维德则更显华丽和奢靡。

日神那巍峨华美的宫殿似乎就是罗马帝国宫廷的翻版：“柱高擎天，金彩辉煌，铜光如火，高处的屋檐上铺着洁白的象牙，两扇大门发出银色的光芒。

”但是，作为生活在帝国黄金时代的诗人，奥维德与其他两位（贺拉斯和维吉尔）确有不同。

为帝国歌功颂德的贺拉斯和维吉尔，在当时应当算作主旋律题材的文艺工作者，而奥维德则更象是持不同政见的反主流创作者。

因一本揭露罗马宫廷丑事的《爱的艺术》，奥维德付出了在流放中度过后半生的代价。

《变形记》的整篇诗作以“变形”为主题，将各个男女天神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无论气势磅礴的天地风云，还是宁静悠远的林间水泉，每个故事发生的景致都充满着无限的想象空间。

然而，自然描写中多么细腻柔媚的笔触都无法掩盖男女天神那丰富多变的人性光芒。

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中，人类所有的善恶天性都被诗人展露无遗。

天神那无尽的情欲与占有欲，嫉妒与复仇，乱伦，同性之爱，甚至人兽交媾，全部展现在读者眼前。

天神被诗人剥掉一切庄严与尊贵的伪装，人类至善与至恶的本性暴露到极致。

熟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大禹治水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能理解，西方人的神话故事为何如此充满肉欲和淫亵。

神话通常被称为一个民族的“儿童忆象”，它构成这个民族文化的最原始记忆。

一部《山海经》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充满着与自然搏斗的恢弘壮举，“人定胜天”的胸怀与气魄构成了中国神话英雄的基本气质。

在填海与治水的故事中，不难推测我们伟大的祖先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多么恶劣艰险。

相比之下，温润明媚的爱琴海赋予希腊人更多的闲暇去享受自然与生命的馈赠。

在那里，对人的关注自然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

所以自然界的一切大小天神都被赋予人的秉性特征。

尽管神话里也有荒年，洪水，大火，但这些灾害也不过是天神之间挑战与争斗的附加品。

风云雨雪都不过是天神发泄情感，妄为任性的工具。

东西方的神话中，英雄的伟业事迹都是永恒的主题。

荷马吟唱的伊阿宋，珀耳修斯，奥德赛堪比中国的夸父与后羿。

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奥维德这里，英雄的光环逐渐黯淡，每个天神带着各自的人性标签，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会发现云端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让人感觉更加亲切自然，甚至真实而残酷。

天神们在诗人平静甚或调侃的笔调中撕开胸膛向地上的人类展示着与他们一样汹涌而极端的爱恨情仇。

这，便是那块构筑了西方传统文明的最耀眼的砖石。

它的光芒可以耀眼得直刺入灵魂深处，让浸淫在东方伦理氛围中的我们不时地掩面回避，却又想在指尖缝隙中窥探甚至艳羡那诱人极致的欲望与欢娱。

这让我想起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仿佛是个讽刺小调，让人心照不宣，却只能一笑而过。

爱神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在偷情，被爱神的丈夫乌尔冈发现。

乌尔冈是个巧匠，织了一张比蜘蛛网还细密的大网将妻子和马尔斯网住，然后“把象牙双扉打开，把众神都请了进来。

”希望羞辱那两个偷情人。

而这时有个神却祷告说，他也希望蒙上这样的羞辱。

“众神大笑，这件事在天堂上流传了很久。

”

《变形记》主要讲了什么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夫卡于1912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

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

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

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

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

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

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

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

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

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

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

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

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

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

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

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

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

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

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

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

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

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

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

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

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

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

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

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

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

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

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

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

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

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

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

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

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

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

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

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

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

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

（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

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

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

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

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

（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

《变形记》是一个悲剧。

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

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

”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

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

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

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

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4）鲜明强烈的对比。

一是爱与憎的对比。

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

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

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

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

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

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

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

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

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

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

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

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

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变形记》主要讲了什么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夫卡于1912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

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

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

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

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

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

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

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

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

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

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

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

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

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

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

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

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

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

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

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

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

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

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

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

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

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

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

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

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

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

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

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

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

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

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

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

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

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

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

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

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

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

（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

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

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

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

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

（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

《变形记》是一个悲剧。

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

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

”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

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

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

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

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4）鲜明强烈的对比。

一是爱与憎的对比。

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

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

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

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

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

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

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

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

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

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

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

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

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变形记开头那几句话是

如果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你是意回头扶我一把如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起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做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365kUaIlE.cn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

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

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

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

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

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

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

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

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

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

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

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

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

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

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

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读后感《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

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

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

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

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

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

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

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

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

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

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

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

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

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

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随文赠言：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变形记的作者是谁?

弗兰兹·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

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

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

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

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

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

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

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

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

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

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

“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

”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

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

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说。

　　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他作品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宿命已洞若观火：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

也可以说，孤独就是卡夫卡的宿命，他之渴望孤独恰如猛兽嗜血。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

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 ，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

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

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

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

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

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

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

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

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

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

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

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

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

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

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

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

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

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

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

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

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

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

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读后感《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

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

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

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

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

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

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

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

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

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

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

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

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

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

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随文赠言：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