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

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的著名代表作,解读这个文本可以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和不同的视角,用社会历史研究法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沈从文作为苗民血统的状况,展开苗族的环境和时代;用传记研究法可以在微观上探究沈从文形成文学观、审美观的内在生命气质。不同批评方法的使用便于研究作家本人,进而使多角度地解释文本成为可能。

关键词:社会历史研究法 传记研究法 沈从文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幅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边城》写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傩送,面对无法预知未来的茫然和期待。应该说沈从文写《边城》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更主要的是这是湘西苗民族的故事,沈从文对苗民族有着骨子里割舍不断的感情,所以我们不妨用丹纳的“三元素”说去解读《边城》。另外,沈从文对《边城》的叙述是一种抒情的笔调,有很多人称这是诗化小说。那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的笔调如此细腻,描写得温婉悲情,这又与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有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圣佩韦的传记批评研读一下作品,以求分析更加全面,角度更加多元。

首先,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共同特征在于,透过作品本身而试图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凭借这种背景而最终解释作品本身。丹纳被公认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他综合了几种学说,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影响很大。在丹纳看来,种族指族类人种的特性,这种种族特性构成它未来发展的“原始地层”{1}。环境指种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社会环境。时代指种族的文化传统在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社会心理等。

《边城》是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是他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可以说,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族是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历代统治者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于是在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史中,征服与反征服, 同化与反同化成为主旋律。虽然这种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但处江湖之远的苗民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杀戮。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正如丹纳所描述的,这种种族特性是天生的、遗传的。沈从文曾与研究他的学者凌宇说过,“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虽然在《边城》的文本中,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边城》具有丰厚的苗族文化背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且文本中涉及到了苗族习俗,端午节赛龙舟,对歌,傩事活动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边城》的创作和沈从文所了解的苗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种族观念,可以说,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

丹纳很注重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提到湘西的自然环境,不禁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两岸青山、吊脚楼、云雾中的楼阁,翠色的篁竹。沈从文在这种自然景色的沉浸中展开了《边城》的故事。丹纳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作家的情绪和价值观。沈从文可能也受优美景色的影响,对翠翠的描写像一首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可见,自然环境对沈从文塑造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通常隐去故事发生的时间,即使描述也是作为背景推得很远。但从很多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出苗民依旧麻木地生活着,沈从文对苗民的描写其实是在唱一首首挽歌。在《丈夫》《萧萧》等作品中,“乡下人”虽然热情、善良、正直,合乎自然,但与此相伴随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们无法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环境。我们看到萧萧木然地抱着小儿子给大儿子迎娶童养媳,多么蒙昧的悲剧轮回啊!沈从文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所以在《边城》《长河》中他要表现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因为他知道只剩下理想的形式了。他在《〈长河〉题记》里这样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以,苗民的时代状况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对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很可能到苗文化几近被汉文化同化后,沈从文就连理想都没的写了。

其次,透过《边城》的表层文本,我们可以窥见沈从文本人的一些经历、经验和人格特征。所谓传记研究法就是悉心探寻作品与作者的联系,试图透过作品寻找作者经历、人格,并根据作者经历、人格去解释作品。法国19世纪浪漫派批评家圣佩韦的传记批评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一般来说,传记研究法重要的是弄清作家的传记。可以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解释作品,即自传;也可以根据作家的人格风范考察作品风格,根据作家对待世界的态度主要是人生态度、政治观点、伦理观点、哲学观点研究作品;还可以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解释作品;分析作家的时代状况等。

沈从文的传记有《从文自传》《自传编零》,美国学者金介甫著的《沈从文传》,凌宇著的《沈从文传》等。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提到“我所生长的地方”一切事物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以至于他十五岁离开后,“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所以,在沈从文到北京后创作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多是他对家乡浓浓乡愁的抒发,其中也不乏含有城乡文化对立的心理考虑,在他眼中,城市的喧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反倒让他更加想念湘西,那里永远是他的理想寄托和精神家园。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的淳朴、善良,《边城》中翠翠,傩送的古朴爱情都是作者头脑中的家乡投影。沈从文还从小就不喜欢枯燥的书本,经常逃学,这反而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不止一次在《从文自传》中提过水对他创作的影响:“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同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很大的关系”{3}。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因此,他看山看水都是带着审美的眼光,感性的他对自然和美的抒发是直接的,富有激情的。但他也总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里有一种忧郁的情调。他的性格内向,既富于幻想又敏感,以及不为人理解的内心的孤独,这些情感经历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及情绪状态,因此我们会发现翠翠的性格和沈从文有某些相对应的地方。翠翠的性格“显示出从文这方面的性格”{4}。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审美观和他所处的年代,将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审美观的评判总是结合那个年代,而且也因为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朵奇葩。沈从文曾说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来供奉“人性”,“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5}。这种人性即是生命的天然形式,原始形态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柏子、贵生、萧萧、翠翠都是这种自然生命形式的表现。这可能也是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的理由,他一直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这种文学观或审美观在他的自传中很明显地流露出来,“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6}。这样,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带给他自己和读者的就是感官上的享受,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触觉的。《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风俗习惯,我们随着文章的叙述节奏,仿佛置身于那张风景画之中。通篇的和谐之气与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作家创作的视角,采用的文体,运用的语言等问题都是与作家内在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

解读《边城》的方法有很多种,相信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和传记研究法来解读文本,会相对全面一些。而且相对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京派的主要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或许更恰当一些。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 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摘要：《黄瑞云寓言》作为优秀的儿童读物，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也受到成人读者的青睐，这同黄瑞云先生对寓言艺术继承、变革、超越的不懈探索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不断的追求，使黄瑞云先生的寓言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

关键词：卒章显志;价值取向;超越传统

黄瑞云先生是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业余时间进行寓言创作。半个世纪的坚持不懈与努力创作，使他成为当代一位卓有成就的寓言作家。写了上千篇寓言作品并结集为《黄瑞云寓言》一书出版。1985年获得“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奖”，此后一版再版，连连获奖。赢得了广泛读者的喜爱。纵观黄先生的寓言，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作家阅历的丰富与思想的变迁，他的寓言创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有对传统的继承，再在继承中进行变革，最后实现对传统寓言的超越。这也是黄瑞云先生寓言得到各个不同阶段读者喜爱的原因之所在。下文将重点分析黄先生寓言的这种演变过程。

一、继承传统

世界上最早的寓言集是《伊索寓言》，它的出现，奠定了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基石。两千多年来， 《伊索寓言》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一再成为后世寓言创作的蓝本。与伊索并列为世界寓言三大家的拉封丹和克雷洛夫也受其影响。如拉封丹的《龟兔赛跑》、克雷洛夫的《狐狸和葡萄》等都直接采用了《伊索寓言》中的题材，经过艺术加工而成。黄瑞云先生的的寓言也不例外，也继承了《伊索寓言》的创作传统。《伊索寓言》中的所有寓言在文本上清晰明了地呈现出两个部分，即故事与寓意。故事即它要讲述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寓意即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或某种教训。黄瑞云先生早期的'寓言在文本形式、价值取向上与伊索寓言是一致的。下面我将以《黄瑞云寓言》中的具体文本为论述对象进行论述。

《猫和燕子》这则寓言先讲燕子在紧贴屋顶的檩子上做窝，并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占有得天独厚的有利位置，便可以高枕无忧，猫奈他不何!孰不知，猫很轻巧地就从屋顶上进入它家。寓言至此，讲述的是一个假托、虚构的故事。最后的一句“——没有抵抗的力量，占据任何保险的位置都是并不保险的”，就是对上述故事所得的教训的总结，即寓意部分。这个寓意被直接用文字表述出来，明明白白，不用读者的冥思苦想及由动物界到人世间的联想。作者的价值取向也是很明确地：对燕子的处事方式持否定的态度，告诫世人不能像燕子那样，只想借助外力，因为任何强大的外力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关键是要增强自己的防御力，只有这才是万全之策!寓意具有很强的警世作用。

《陶罐和铁罐》中铁陶在陶罐面前炫耀自己的坚固，嘲笑陶罐的易碎，而最终是陶罐完好无缺，而铁罐却锈成一堆碎片。最后一句告诫人们：“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是没有必要的，别人也有比你强的地方。”

用类似警句作为寓言结尾的还有《长城庙里的老鼠》、 《老虎和兔子之间的协议》、《大熊垒窝》、《土拨鼠和乌鸦》这些寓言都是先讲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最后用寥寥几句点明故事的寓意，也就不再一一例举。

黄瑞云先生早期的寓言总是假托，虚构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并且唯恐读者不理解这个道理与教训，于是就在文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用一句话把它概括出来，并放在结尾处以提醒读者的注意，旨在让读者从故事中受到启发或教育。王金禾教授也注意到黄瑞云先生寓言这种卒章显其志的特点，她说“黄瑞云寓言中所阐发的哲理意蕴，有不少则是在篇末直率地告之于读侣。

这种结构寓言的方式严格地遵照《伊索寓言》中寓言文体的特点——假托故事，卒章显志。作者反对什么，赞扬什么，一清二楚，一目了然，不需要读者的回味与领悟。价值取向也非常明确，决不模糊与含混。这种直白说明寓意的方式有利于小读者的阅读，因为他们理解，领悟能力还不高，知识储备也不丰富，再加上他们的兴趣式阅读使他们乐于接受这种生动有趣，易读易懂的寓言故事。

二、变革传统

黄瑞云先生的寓言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真按说明寓言，而是在作品中巧妙地暗示寓意。从这一部分寓言，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伊索寓言》卒章显志传统的变革。如《狐》这则寓言假托动物间的故事，即狐狸吃兔子还为自己找一个维护秩序的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运用拟人与对比的手法，删繁就简地暗示其主要寓意。一针见血地讽刺那些打着的名正言顺的理由而大行其凶的人。作者并没有在结尾点明寓意，但是由于寓言假托故事，寄寓哲理的文体特征很自然的使读者意识到这只是一比喻，是“使唤动物来教训人类”，最终是要指向人类社会。从作者的遣词造句可看出作者的对此类人是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所以说作者的道德批判与价值取向也是非常明确的。

在《虾的诉苦》中，虾子抱怨各种鱼以他们为食，而它们却不敢与鱼抵抗，只知道退让，头上还徒长着的两把大刀。《青蛙向蛇宣战》中青蛙们集在一起信誓旦旦要向蛇宣战，这时恰好一条小蛇经过，所有青蛙作鸟兽散!这两则寓言结尾虽不置一词，但作者对他们胆怯弱点的遣责却溢于言表。由物及人，寓言的目的旨在揭示人性的弱点与不足。

《驴子和一袋花生》中驴子因有一袋花生而引来了很多拜访者，花生吃完，再也没有人来。寓意不言而喻，那就是常言所说的“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猫头鹰博士的演讲》猫头鹰演讲时通篇引经据典而没有自己的见解，旨在讽刺那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类似卒章不显志的寓言还有《石像》、《野牛》、《狼探虎病》、《画眉和猪》等等。总的说来，这类寓言在结尾不再用简短的话来概括或说明寓言，但寓意却是不言而自明的。这是因为作者建构了一个由动物，植物，或古人组成世界，这个世界看似远离现在生活，而实际上却对应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在这个象征世界中，去掉现实生活中的纷繁与复杂，高度的简化与纯化现实生活，但却在更高层次上接近了现实生活的本质，使现实生活的本质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道德标准也是喜恶、好坏，是非两极分明的，他在这个二维的世界中作出了明确的情感选择。“我们在作者的这个象征世界里，几乎只能看到具有肯定或否定意义的两种角色，两种对立的价值载体。作者显然无意于在两极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无意于去折中调和对立双项，他明确地选择和评价，大胆地抨击否定一方，执顽地肯定追求另一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于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感到忧伤。

这篇十年前创作的小说，在十年后却更鲜活的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精神状态。这篇不引人注意，看似平淡的小说，细细品读却意味深长，平生这份单纯的沉重。

参考文献

[1]苏童，苏童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孔范令，施战军主编20六、苏童研究

[3]胡经之王岳川主编20五、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