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变》读后感1

《地狱变》不只是一扇屏风，而是一位画师燃烧了自身所有的一切而凝结的对艺术的追求。

良秀，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画师。

良秀作为一个人，几乎毫无优点可言，他吝啬，贪心，不顾面子，唯利是图；霸道，傲慢，“老子天下第一”的名号无时无刻不打着；对弟子，折磨又冷淡，对旁人不屑一顾，被人们视为不祥的象征，无人不对他这个怪胎敬而远之。

但即使是如此狂妄自我、是非不分、唯我独尊的良秀，只对一个人具有特殊的态度，那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女儿无边的爱，对待他的女儿，仿佛良秀就不是平常的良秀了，他一毛不拔，却对女儿的任何需求有求必应，慷慨解囊，而大公收了他女儿当小女侍时，他也不甘不服，一直请求大公放还女儿，当大公每次奖赏他作画时，他也只提出放还女儿的要求，即使使得大公不快，但良秀也毫不退让。

一项命令，却使得良秀五六月没上府去，大公命他画一幅《地狱变》屏风，平日爱女如命、苦苦哀求的良秀，一改往日的作风，拿起画笔后，连女儿都不想见了，他绘制屏风，画的便是所见，几日地狱的噩梦，并非不使他感到恐惧，却也未尝不添上几份快意，他让北子被铁索捆住，被怪鸟袭击，自己速写写生，此般情景，也看出他对艺术的痴狂。但一处情景：车中女子葬身火海，便如何也无法作出，大公也应允他三日后前来观看此般景象，然而，三日后的夜晚，点火前，大公叫良秀看看车中的女子，良秀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苍白，车中女子正是他的女儿，而此时，士兵们点上了火，此位视女儿为生命的父亲，此时正瞪大双眼，惊恐地望着女儿痛苦的表情，绝望地伫立着，但是，转瞬间，他的脸上也显现了光辉，看着眼前凄厉的情景，屹立不动的良秀，心中一动……

几日后，良秀完成了那幅《地狱变》，看过这幅屏风的人，即使平日里最为厌恶良秀，此时也说不出一丝话语，而良秀画完这幅屏风，也上吊自尽了，作为一个画师。

良秀将一切都牺牲了，从而实现了艺术的完美，他虽身负骂名，却也不愧为称作“第一画师”的艺术家。

《地狱变》读后感2

我花了将近一个周的时间才看完这本书，大概故事的梗概讲的就是未来梦大厦陷入地下后，当大家都以为世界末日时，那些存活着们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开始有人死等等。

如果把这部小说当做一部悬疑小说来看，就我而言，它太平凡，甚至可以规划到中下的水准。如果它是一部纯文学作品，那么也只能放到中等的水平。

蔡骏的作品我看得不多，《神在看着你》《地狱的第十九层》《荒村公寓》《荒村归来》《谋杀似水年华》《蝴蝶公墓》，我也算得上是个蔡骏迷吧，很喜欢他的悬念叠层地出现。只是他转型后的这部作品《地狱变》显得很不够水准。运用大量的死人复活式第一人称进行故事叙述，而且叙述的过程都是周旋在一个事件中，人物太多，导致人物性格基本上统一。加上周旋在同一个事件里面，更加让我觉得无论人物往哪里套，都行。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那些所谓“死人复活第一人称描写”和“狗复活”的情节，第一部还可以，越往后面越多这种叙事的风格。几个死人开始分别灵魂显灵地复述同一个事情，然后几个活人又分别开始叙述同一件事情。搞得一本页左右的书籍，故事情节上的含量很小。

很多人都喜欢这部作品，但对于我，我还是觉得失望。我觉得蔡骏的水平不应该只是像《地狱变》这样，因为没有更好的`逻辑故事能力而干脆运用“死人复活”讲故事的手法，而且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还是《谋杀似水年华》写得好，虽然也是故事片段，但是至少情节空间量大，没有《地狱变》这么狭窄。

硬着头皮最后看完了这本书。该解释的作者也解释了，该人物刻画的，他也进行了人物的刻画，总觉得缺了些手法。中国的悬疑作品为什么比不过国外的作品，就是因为它少了那么一点偶然性，一切故事的发生和解释都趋向于必然。结局很容易让人接受，而没有让人感觉到“心酸”“舍不得”等等错综复杂的感觉。当我看完地狱变的结尾，就觉得了蔡骏的刻意，他在自圆其说的同时，只找了一些平常得不再平常的故事做了搪塞。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印象不深刻，没有《蝴蝶公墓》那么震慑。而他故事中再生故事的手法也没有运用得极其出彩。只是理所当然罢了。

最后，我写了这些，不是说我自己就能写的比蔡骏好，和他相比，我仍然差一大截。只不过看了那么多的悬疑，有自己的见解，希望自己的见解能给中国悬疑界一点帮助。就目前而言，蔡骏算是中国悬疑的领军人物了，希望他的下一部作品不要在做《地狱变》的传承。

我们要比较鲁迅之后的作品创作方向，艺术手法及思想特色来进一步推测鲁迅的创作受到了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影响。

提到外国作家对鲁迅写作的影响，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众多的对比研究中，大多都是侧重于芥川与鲁迅的作品比较，如芥川的《蜜桔》和鲁迅的《一件小事》，本文则将通过芥川的《中国游记》来探讨鲁迅对芥川的态度及所接受到的影响。

20年代20年代初，鲁迅先生最早译介芥川的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在译介中含有保留和批评，最早始于鲁迅，鲁迅在1921年写的《〈鼻子〉译者附记》中，坦率的指出：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

芥川的《中国游记》写于1921年，1921年3月30日午后，搭乘筑后丸抵达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走出日本游船码头后这样描述着眼前的景象。他不断地用“不洁”、“怪异”、“可怕”等词语形容着眼前的人力车夫们，并把“贪婪”的马车夫和“厚颜无耻”的老太婆作为上海以至中国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日本国民的优越感和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蔑视心理跃然纸上。

经历了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的1921年，中日关系相当紧迫。此时，距鲁迅弃医从文已有数十年，这一年他在校队《嵇康集》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此前大部分的工作在于译文及古籍校队、研究拓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已经问世。

而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文坛的一颗新星，在1921年之前早已完成了诸多奠定他小说家无可动摇地位的名篇，如《鼻子》《山药粥》《猴子》《蜘蛛之丝》《地狱变》《邪宗门》等等。在日本留学并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鲁迅，看过芥川作品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按理说，在当时的敏感时期直至之后，任何中国人看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大概都会义愤填膺，如韩侍桁、冯乃超、巴金就有过代表性的评论。而鲁迅，虽然有过上文中提到的对芥川作品的评价，在1921年之后还是不断的介绍译者来翻译芥川的作品。再纵观鲁迅的创作，《呐喊》《彷徨》等重要作品集均是之后印成，而且相比较之前在《狂人日记》中模模糊糊的对社会现状鞭笞的探索，1921年之后的鲁迅杂文则越来越炉火纯青，这一切，或许可以从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的一句话略窥端倪：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这或许可以解释鲁迅之后的杂文创作思想，以及为什么他在读了《中国游记》后依然对芥川作品持有理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鲁迅与芥川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

鲁迅以前相信医学能够救国，后来弃医从文，想借文艺的力量来救治中国。作者企图借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改良人生，在当时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一大特点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现实的人生问题，对于日本的社会现实生活更是抱否定的态度，对于生活中的虚伪和丑恶，他在作品中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鲁迅作品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芥川龙之介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揭露现实、批判社会、探索人生问题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为人生而艺术”就成为他们的创作共同点。

而且，他们的主要艺术风格及艺术手法都是幽默与讽刺。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这样评价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司空见惯的、而且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这就是讽刺与幽默的艺术。芥川龙之介在创作的过程中苦心孤诣地进行艺术探索，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他的文笔俏皮、意趣盎然。鲁迅也是一位杰出的讽刺大师。他竭力暴露现实的黑暗和悲哀，他的讽刺与幽默，是最热烈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他通过喜剧的和悲剧的笑，来讽刺当时中国的愚昧麻木的人们和他们的种种缺点和错误，表达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就是把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因而他的讽刺具有强烈的社会和理智的批判的特点。

1922至1935年间，鲁迅发表了《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而成的小说，1936年结集时取名为《故事新编》。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写作这些历史小说的方法：“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而创作时，则“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所选取的历史题材，都有着古书的依据，并且他所选用的历史故事都是特异的，如《罗生门》写老妇人拔死人的头发，仆人扒老妇人的衣服;《鼻子》则写和尚鼻子的变化，等等，都是特异的人和事。但是，古书中的故事，并不具备完整的现代小说形意。所以，使这些历史故事成为现代的小说，并且具备深刻寓意，又和现代的人生发生干系，靠的是作者的加工、改制、点染，对于历史故事进行艺术的再处理。

同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一样，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将现代的生活融入故事的结构中去，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憎与所爱。鲁迅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的《故事新编》同样也显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他“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因此在描写往昔的题材时，也不忘记当前的战斗，仍然压抑不住自己的革命激情。每一篇历史故事，经过鲁迅的新编，都成了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和芥川龙之介这两位艺术巨匠，都是为人生而创作，又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在艺术手法上都具有共同的特色。鲁迅在读了芥川作品之后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游记》的发表或许开拓了鲁迅对当时国民性自省的一个新窗口，通过“外来人”的视角来看当时中国现状，也在某种程度上催使他以后对某些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的产生。

鲁迅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富有的，他如匕首一般锋利的杂文直至现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鲁迅又是理性及冷静的，所以面对芥川的《中国游记》他不曾做出过如同巴金等人一般的主观评价，而是客观的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由此，也许可以推测鲁迅对芥川及其作品的态度，是中立着保持思考着的状态，而他在日后的创作思路上或许也多少受到了一些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