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肥皂》原文】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但那布鞋底声却愈响愈逼近，觉得终于停在她的身边了，于是不免转过眼去看，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唔唔，你以后就用这个……。"

她看见他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觉得

"有些地方，本来单用皂荚子是洗不干净的。"她自对自的说。

"妈，这给我!"秀儿伸手来抢葵绿纸;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儿招儿也跑到了。四太太赶忙推开她们，裹好薄纸，又照旧包上葵绿纸，欠过身去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看一看，

"学程!"四铭记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长了声音叫，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程!"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糊纸锭，侧耳一听，什么响应也没有，又见他仰着头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尽力提高了喉咙，尖利的叫：

"[

这一叫确乎有效，就听到皮鞋声

"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不听见?"她谴责的说。

"我刚在练八卦拳〔2〕……。"他立即转身向了四铭，笔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问他什么事。

"学程，我就要问你：恶毒妇是什么?"

"恶毒妇?……那是，很凶的女人罢?……"

"胡说!胡闹!"四铭忽而怒得可观。"我是女人么!?"

学程吓得倒退了两步，站得更挺了。他虽然有时觉得他走路很像上台的老生，却从没有将他当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错了。

"恶毒妇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来请教你?——这不是中国话，是鬼子话，我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么?"

"我，……我不懂。"学程更加局促起来。

"吓，我白化钱送你进学堂，连这一点也不懂。亏煞你的学堂还夸什么口耳并重，倒教得什么也没有。说这鬼话的人至多不过十四五岁，比你还小些呢，已经叽叽咕咕的能说了，你却连意思也说不出，还有这脸说我不懂!——现在就给我去查出来!"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这真叫作不成样子，"过了一会，四铭又慷慨的说，"现在的学生是。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3〕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程呢，为他化了的钱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给他进了中西折中的学堂，英文又专是口耳并重的，你以为这该好了罢，哼，可是读了一年，连恶毒妇也不懂，大约仍然是念死书。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

"对咧，真不如统统关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纸锭，同情的说。

"秀儿她们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女孩子，念什么书?九公公先前这样说，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他呢;可是现在看起来，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

"对咧，男人都像了和尚还不够，女人又来学尼姑了。"

"学程!"

学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边书快步进来，便呈给四铭，指着一处说：

"这倒有点像。这个……。"

四铭接来看时，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横行的。他眉头一皱，擎向窗口，细着眼睛，就学程所指的一行念过去：

"第十八世纪创立之共济讲社〔4〕之称。——唔，不对。——这声音是怎么念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问。

"恶特拂罗斯(Oddfellows)。"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四铭又忽而愤怒起来了。"我对你说：那是一句坏话，骂人的话，骂我这样的人的。懂了么?查去!"

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

"这是什么闷胡卢，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她看见学程为难，觉得可怜，便排解而且不满似的说。

"就是我在大街上广润祥买肥皂的时候，"四铭呼出了一口气，向她转过脸去，说。"店里又有三个学生在那里买东西。我呢，从他们看起来，自然也怕太噜苏一点了罢。我一气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学生这坏小子又都挤眉弄眼的说着鬼话笑。后来，我要打开来看一看才付钱：洋纸包着，怎么断得定货色的好坏呢。谁知道那势利鬼不但不依，还蛮不讲理，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坏小子们又附和着说笑。那一句是顶小的一个说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们就都笑起来了：可见一定是一句坏话。"他于是转脸对着学程道，"你只要在坏话类里去查去!"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哼，没有。"他终于自己回答说。"我看了好半天，只见一个人给了一文小钱;其余的围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还有两个光

"哼，"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

四铭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这是他的"庭训"〔5〕，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学程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赞许似的微微点一点头，便反背着两手在空院子里来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万年青的阔叶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黑夜就从此开头。四铭当这时候，便也不由的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所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他意气渐渐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声也愈走愈响，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来了。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

"学程，"他看着他的脸说，"那一句查出了没有?"

"那一句?——那还没有。"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

"想倒想着了一个，但不知可是。——我想，他们说的也许是阿尔特肤尔〔6〕。"

"哦哦，是的!就是这个!他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恶毒夫咧。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就是他们这一党：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说!瞒我。你们都是坏种!"

"天不打吃饭人，你今天怎么尽闹脾气，连吃饭时候也是打鸡骂狗的。他们小孩子们知道什么。"四太太忽而说。

"什么?"四铭正想发话，但一回头，看见她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我不过教学程应该懂事些。"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么话?那有什么相干?我因为记起了你没有肥皂……"

"怎么不相干?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这真是什么话?你们女人……"四铭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但大约大半也因为吃了太热的饭。

"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是一个光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极响的叫喊。

"道翁么?我就来!"四铭知道那是高声有名的何道统，便遇赦似的，也高兴的大声说。"学程，你快点灯照何老伯到书房去!"

学程点了烛，引着道统走进西边的厢房里，后面还跟着卜薇园。

"失迎失迎，对不起。"四铭还嚼着饭，出来拱一拱手，说。"就在舍间用便饭，何如?……"

"已经偏过了。"薇园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说。"我们连夜赶来，就为了那移风文社的第十八届征文题目，明天不是逢七么?"

"哦!今天十六?"四铭恍然的说。

"你看，多么胡涂!"道统大嚷道。

"那么，就得连夜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文题我已经拟下了。你看怎样，用得用不得?"道统说着，就从手巾包里挖出一张纸条来交给他。

四铭踱到烛台面前，展开纸条，一字一字的读下去：

"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7〕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好极好极。可是字数太多了罢?"

"不要紧的!"道统大声说。"我算过了，还无须乎多加广告费。但是诗题呢?"

"诗题么?"四铭忽而恭敬之状可掬了。"我倒有一个在这里：孝女行。那是实事，应该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园连忙摇手，打断他的话。"那是我也看见的。她大

"然而忠孝是大节，不会做诗也可以将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园摊开手掌，向四铭连摇带推的奔过去，力争说。"要会做诗，然后有趣。"

"我们，"四铭推开他，"就用这个题目，加上说明，登报去。一来可以表彰表彰她;二来可以借此针砭社会。现在的社会还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见有什么人给一个钱，这岂不是全无心肝……"

"阿呀，四翁!"薇园又奔过来，"你简直是在对着和尚骂贼秃了。我就没有给钱，我那时恰恰身边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铭又推开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别论。你听我讲下去：她们面前围了一大群人，毫无敬意，只是打趣。还有两个光

"哈哈哈!两块肥皂!"道统的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口皇][口皇]的叫。"你买，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这么嚷。"四铭吃了一惊，慌张的说。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铭沉下脸来了，"我们讲正经事，你怎么只胡闹，闹得人头昏。你听，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即刻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这事只好偏劳你们两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薇园极口应承说。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唏……"

"道翁!!!"四铭愤愤的叫。

道统给这一喝，不笑了。他们拟好了说明，薇园誊在信笺上，就和道统跑往报馆去。四铭拿着烛台，送出门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里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踌

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

"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

四铭微微的听得秀儿在他背后说，回头看时，什么动作也没有了，只有招儿还用了她两只小手的指头在自己脸上抓。

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经过许多时，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

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8〕，孤苦零丁了。他这一夜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

〔2〕八卦拳拳术的一种，多用掌法，按八卦的特定形式运行。清末有些王公大臣和"五四"前后的封建复古派把它作为"国粹"加以提倡。

〔3〕关于光绪年间开学堂，戊戌变法(1898)前后，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我国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开设学堂。这些学堂当时曾不同程度地传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学说。

〔4〕共济讲社(Oddfellows)又译共济社，十八世纪在英国出现的一种以互济为目的的秘密结社。

〔5〕"庭训"《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按即孔丘的儿子)趋而过庭"，孔丘要他学"诗"、学"礼"。后来就常有人称父亲的教训为"庭训"或"过庭之训"。

〔6〕"阿尔特肤尔"英语Oldfool的音译，意为"老傻瓜"。

〔7〕孟母指孟轲的母亲，旧时传说她是善于教子的"贤母"。

〔8〕"无告之民"语出《礼记·王制》，其中说：孤、独、

【鲁迅《肥皂》赏

鲁迅的小说《肥皂》于1924年3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彷徨》，并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二)》。关于这篇小说，鲁迅虽说过“不为读者所注意”的话，但他所指只是当初的情形，而事实上它不仅早在1930年代就被陆续译介到法俄等西方国家，而且作为一个充分经典化的作家的作品，也早已被研究者一再解读了。在这些解读中，除李长之以鲁迅的性格和文笔“不宜于写都市”为前提，指陈“《肥皂》的毛病则在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条款固然不差，却不能活泼起来”[①]之外，则大多沿袭鲁迅所谓“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②]的判断而在艺术成就上给予极高赞誉，并大致从精神分

很显然，《肥皂》没有采取从头开始娓娓道来的方式，而是把四铭先生上街的具体经过推到了忽远忽近的背景中，却只截取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断面：临近傍晚，他回到了家里，四太太正和八岁的女儿“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糊纸锭，她本已听到了他那“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但没有理会。然而他装模作样地交给她一块肥皂。这东西对她来说，应算得上一件小小的奢侈品，我们可从四太太的态度中看出来：

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首先，她对肥皂的香味“说不清”，已见出她对这东西的希罕，而女儿秀儿过来“抢”着要看时，她又“赶忙推开她”。随后，她又一面看一面问四铭，“上了街?……”实在说来，这不过是一种掩饰内心激动的方式，因为她知道他是从街上回来的。等到肥皂的包装纸打开时，她又“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四铭先生告诉她以后用这个来洗自己，她有些诚惶诚恐，尤其当她看到他的眼光“射”在她脖子上时，就记起在那里曾感觉到的“粗糙”，于是禁不住脸上“发烧”，特别不自在起来，暗自“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

在这里，我们需注意的细节，是四铭叫儿子时，太太也跟着叫，很显然，这是她那不胜感激的心情的延续，并且，他叫儿子大名“学程”没凑效，她一叫他的乳名，儿子就一脸油汗地跑过来。首先，作为叙述人的鲁迅将儿子对母亲叫其乳名敏感这类日常生活的细节敏锐地观察到并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而同时又在其中隐含了巧妙的讽刺。也就是，四铭给儿子起“学程”这么个名字，包含了他对程朱理学的仰慕，从而暗示他作为现代道学家的身份。此后，四铭太太问学程在做什么，他回答说练习“太极拳”，这正进一步地确定四铭了作为守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可见，当年李长之有关“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的批评，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然而，这里叫“学名”的不灵验，不仅暗示他那期待儿子学程朱理学的心思，或许已经落了空，而且初步暴露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图有其表的。

四铭在骂新学堂时，四太太一直是附和的，而这附和，几乎是下意识的，没经过思考的一种习惯行为。这一方面或许象征了四铭在家庭中占据思想文化主导的地位，毕竟他这个旧道德的演说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后面太太的发火作了铺垫，因为到现在为止，她仍然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主心骨的妇道人家，而后何以竟会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呢?这便勾起我们无限的疑问。其实，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她所遭遇的倒并非特激烈的刺激，而之所以态度发生突然的逆转，只不过反证了四铭这里喋喋不休的文化和道德跟她需要面对的日常生活问题没多大干系罢了，而他的那些义愤的宣讲，一旦遇到实际问题时，则又是何等的无力和无奈。

所以，说四铭太太是一个没多少主心骨的妇道人家，或者如女权主义者一般将她视为旧家庭里男性附庸的例证，实在有太多的片面之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当在四铭慷慨激昂地谈论一些大而无当的文化或者道德问题时，她才是不加思考地附和他的，而一旦涉及了具体的生活层面，似乎她比四铭还有发言权。比如当学程拿了字典来，要四铭来裁定那个“鬼子字”是否“恶特拂罗斯(Odd fellows)”时，他不满意，发脾气把儿子臭骂一顿，她看不下去了，于是说：“这是什么闷胡卢，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而她这番主动给儿子作排解，才让他有机会回过头来叙说买肥皂前后的遭遇，并由此而慢慢道出那个被他标榜为“孝女”的女乞丐。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原先四铭在家里说一不二的地位，这时似乎已经大权旁落，而他的太太，却慢慢获得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动权：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乍一看，四铭仍在絮絮叨叨说个不住，而且义愤填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这是在晚饭桌上发生的事情。这时候，四铭因为儿子把自己早已看中的“菜心”夹走了，心里窝火，于是又将傍晚时的事掂了出来，借题发挥了一通。四太太这时候就看不下去了——她总是在他没来由地找儿子发火的时候来表示她的不满，这也符合一个作母亲的天性，而他说出“光

我们知道，四铭太太得了肥皂，感激之余又觉得羞愧，因为它让她想起了自己脖子上的积垢，而听了四铭的长篇大论以后，她已经感觉到他夸奖那个要饭的孝女与他给她买肥皂大有关系。这层关系，是小说最为精彩的地方，它在“性心理”上“触及到人物潜意识的层次”[⑤]，而且，只在这里，四铭与太太的对话才出现唯一交集，但这交集跟他津津乐道的形而上的伦理道德全然悖反，却只紧密地联系着形而下的情色想象。强烈的讽刺性由此得到最为深刻的表现。夏志清曾指出，女乞丐肮脏破烂的衣裳，与四铭因街头光

也许夏志清的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但他并没有纠缠于“肥皂”的物质属性所蕴含的象征意蕴，以为这能洗去脏物的肥皂，“代表了消除‘性幻想’障碍的一种反抑制的力量”，甚至由四铭对“肥皂”颜色的执着，认为它是女乞丐的青春和活力的象征，乃至因为它的`形象和香味(“小长方形包”、“米色”、“光滑坚致”、“细簇簇的花纹”、“似

四铭应该也不缺少这类直觉和类比联想，但他的“中规中矩”和“满口的仁义道德”，却将这接近身体本能的一面给压抑下去了。所以，当面对带着祖母出来乞讨的女丐被人围观议论而得不到施舍的时候，发一些世道浇漓的牢骚，在他应是直接而真实的反映，而骨子里控制不住的淫念，则要仰赖街头光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说，四铭先生虽然因为对女乞丐灵光一现的淫心而在与太太的争吵中败下阵来，但是，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他似乎还是占了上风。对此，朱崇科曾议论道：“耐人寻味的是，四太太尽管洞察四铭的伪善与压抑的淫欲，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肥皂的洗礼，消费了肥皂，也成为四铭的消费品”[⑨]相较而言，李继凯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批评四铭太太“被男权异化的女性”身份：“从她在这次‘斥夫’之前的帮夫(大有夫唱妇随之风，一派守旧的强调)与此后的‘媚夫’(录用了肥皂并持续用了下去)行为中，不难看出她在努力的磨砺和培养自己的‘妻性’”，[⑩]这实在只能说是一种被西方理论所“异化”的批评，它完全忽略了四铭太太的敷衍，以及这敷衍所给四铭的自我暴露所提供的机会，不然，自会意识到四铭在家庭权力秩序中所谓的“占上风”并非由于他文化和道德说教起了作用，相反，倒是以他这种伪装被太太无情撕下为代价的。

我们已经看到，四铭在太太切中要害而又不依不饶的反诘中，除了把责任推给街头光

似乎，只有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话语层面，四铭才有资格作太太的主导，也正因此，他才有机会展示自己作为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骚家的不平。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太太的随声附和以及漫不经心，看起来是维护了他的权威，使他感受到一种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占据主导的心理满足，但也悄然完成了对他的消解与颠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一种声音的价值，就在于它发出时所遇到的碰撞与阻力。鲁迅曾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⑪在这里，四铭虽是一个反启蒙的道学家，然而他的尴尬与那些遭遇“无物之阵”的启蒙者又何其形似。这也许正是鲁迅除了撕下假面的尖刻讽刺之外，又对他尚有些许温婉的同情的原因吧。毕竟，四铭是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叫喊于太太面前的，但他却对她漫不经心的附和没有半点反省，却还一味地亢奋，宛若自己就是国计民生的主宰，可笑之外，也实在又是一种内心无限寂寞的表现。他借助宏大话语而构建的家庭权力秩序，一旦遇到太太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层面的反诘就岌岌可危了：

“哼，”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

四铭大骂路人的冷漠与缺少同情时，太太最为关心的，却是他有没有给人家施舍，这可是关系到自家生计的问题，于是就做了回应，但与他的牢骚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对这样的回应，本当促使四铭想到实际的生存境遇，从大而无当的道德关怀中抽身出来。然而，他不，他偏偏给自己寻找辩解，但太太这时却根本没心思来敷衍他了，因为“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在这种行而下的生活面前，他的行而上的高调，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不得不一个人踱步到院子里。小说的叙事节奏突然慢了下来，这本该是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进行反省的时候。然而，他内心非但缺少这么一种自省机制，反倒充满斗争的亢奋，这才最终导致了他宏大话语掩盖下的淫心，在太太日常话语的逼问中现出了原形，而自以为在家庭权力秩序中的优越地位，也在家中小女儿对“咯支咯支”的戏仿中，以及在我们随之而来的笑声中，消失得没有踪影，更

【注释】

[①]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③] 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第61页。

[④] 刘东方、程娟娟：《“可恨”与“可怜”——<肥皂>新解》，《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3期，第72页。

[⑤] 温儒敏：《<肥皂>的精神分

[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⑦] 温儒敏：《<肥皂>的精神分

[⑧] 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2页。

[⑨] 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第64页。

[⑩] 李继凯：《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异化》，《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74页。

⑪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内容简介】

《孔乙己》是是近代文学巨匠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 ，后编入《呐喊》，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白话小说。

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篇幅不长，但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人物形象】

孔乙己

环境造就人，孔乙己生活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性格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乙己善良朴实，另一方面他迂腐顽固，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这样性格的人物，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形象。

迂腐

孔乙己是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他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条，但是他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有没有功名利禄，生活过得非常穷酸。孔乙己有着封建教育制度影响下的书生特有的清高本质，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从事劳动赚取钱财，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只能越过越穷。关于孔乙己那句“窃书算不算偷”的名言，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穷困潦倒的书生的迂腐一面。当大家嘲笑他偷书的时候，孔乙己只能无力的回击一句“窃书不算偷”，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这是多么可笑的歪理，此时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可见一斑。

善良

孔乙己的人物形象是双面性的，复杂的，他虽然穷酸、迂腐，但是也有人性的闪光点。孔乙己善良的一面体现在他教小孩子认字和分茵香豆给小孩子吃的两个细节上。孩子们围住他，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茴香豆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咸煮笋，或茴香豆，做下酒物”的年代，在卖酒都要羼水的年代，对于一个穷愁潦倒之人来说，确是何其珍贵，可他却一人一颗，一直分到所剩无几为止。一个“便”字就可见其大方，真真是分得毫不迟疑，毫不手软。相比较那些个掌柜和长衫客们，他们中有谁不比孔乙己阔绰，有谁拥有的不比孔乙己多，但又有谁分豆给孩子们吃呢?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孩子们再次把“眼睛望向碟子”，他不是谩骂，不是恐吓，竟也“着了慌似的”哼起了《论语》里的调子直哀求，一个拥有善良与透明心性的老头跃然纸上。

穷困潦倒的'“士”阶级

酒店的酒客，有两个不同的等级：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的“短衣帮”和以上层地主阶级、有钱人和读书人为主的“长衫客”。“短衣帮”们因为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在酒店里只能站着吃喝，“长衫客”们却可以走进酒店的专属包间坐着，慢慢享受酒肉佳肴。孔乙己初次出现在酒店里，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是站着喝酒却穿着长衫的惟一的人。既是穿长衫的，就应慢慢走进屋里，愉快地坐着吃喝。但是孔乙己却不能，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酒，不伦不类。他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上秀才，不能依靠认识的字、读过的书来生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但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就在于它不但使人与劳动脱离，而且还教育人轻视劳动阶层，灌输唯有读书是最高尚的思想。不劳动，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可是孔乙己还是死要面子，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比普遍人高一等，处处要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卖弄学问。站着喝酒这个细节显示他不是地主阶级，不是有钱人，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融入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愿承认自己的穷困潦倒，相反还觉得自己比他们都要清高，处处摆读书人的架子。他既不属于贫穷人士也不属于上层地主阶级，与这两个社会主流阶层都存在着距离。生活贫穷的孔乙己和当时社会的下层人民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时刻穿着在他看来是身份象征的“长衫”。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内心轻视广大劳苦众生，同时又渴望融入在他看来高大上的上层地主阶级和读书人、有钱人的世界，这种意识使他处在一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当中，不但不被这两个阶层认可，反而成为他们讥讽的笑柄。孔乙己穷苦、懒散，身上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年多没有补，也没有洗”;反复被人欺负、殴打，脸上经常挂着新痕旧伤，偏偏他又自恃清高，满口“之乎者也”，“孔乙己”称号由此而来。鲁迅通过对孔乙己的社会地位、肖像、穿衣、话语及称号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的矛盾所在。孔乙己热衷功名利禄，思想上羡慕上层阶级，轻视劳动人民，时刻不愿脱下标志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长衫。

孔乙己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文化教育的牺牲品。统治阶级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控制，推残了他的肉体，剥夺了他的生路，而且在精神上毒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痛苦。文章刻画了一个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而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形象和他的悲惨命运，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孔乙己最终在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死去了，但他不觉悟，致死都不明白是谁造成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 

酒店掌柜

掌柜是一个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典型的小商人形象。这些小商人群体在生意上狡猾精明，在精神上却空虚愚昧，他们似乎没有受到封建礼教过多的束缚，可以和一些下层人打成一片，一起“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骨髓”(李长之《鲁迅批判》)，然而却正是他们麻木的笑容、愚昧的笑声，使孔乙己们生活得更潦倒、尴尬，最终被扫出了这个社会，同时也让读者在窒息中沉思。 

叙述者

咸享酒店里进进出出的小伙计，时方12岁，鲁迅将孔乙己的遭遇通过小伙计的口一一说出，将咸享酒店中发生的一切通过他一一铺排，让读者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曾经的淳朴纯真“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样子太傻”这样的判词显然不是小伙计的自言自语，而是对掌柜或是他人的口无遮拦的“直接引语”，总之是来自成人世界的评价，从这一句看似贬义的评价里，我们看到了小伙计最初的纯真。“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无非长衫主顾傲慢，小伙计不会或不愿阿谀;小伙计从侍候长衫主顾的差使旁边赶开后，做不到伺机往酒里羼水，是淳朴诚实的天性使然;别人嘲笑孔乙己，但小伙计看到了他“从不拖欠”的品行……渐被同化的麻木冷酷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等级分明、欺诈势利、冷酷无情的咸亨酒店里成长的小伙计，渐被同化而麻木冷酷。

孔乙己在酒徒和小市民那里找不到丝毫的人间温暖，他把自己真诚的感情转移给孩子们，他诚恳地教“将来做掌柜”的小伙计“茴”字的写法，小伙计的态度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并“努着嘴走远”。小伙计对于孔乙己的诚恳和善良，小伙计回报的却是鄙视和不屑;别人嘲笑、挖苦孔乙己的时候，小伙计呢“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面对穿着一件破夹袄盘腿垫包坐着用手走路的孔乙己，小伙计也只是“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只放在门槛上而不递给行动不便的孔乙己，“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小伙计的麻木冷酷跃然纸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在孔乙己身上，小伙计才找到快乐。“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可笑却又叫人可悲的画面。因为样子傻不让他侍候长衫主顾，因为诚实不会往酒里羼水而被派去做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小伙计逐渐势利、冷酷，甚至把乐趣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表现出当时畸形社会对人的影响和毒害。

1933 年，李长之在《清华周刊》第 39 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发表了《红楼梦批判》。这是继王国维以后，进一步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系统地探讨《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专着，在红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红楼梦批判》由于大部分没有写完( 按照作者的写作计划，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 ，又未结集出版，关注的人很少。2006 年，团结出版社将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连同《水浒传与红楼梦》、《评王国维 ＜ 红楼梦评论 ＞》、《评李辰冬红楼梦研究》三篇文章一起集结出版，于天池和李书为此书作序，并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名为《李长之 ＜ 红楼梦批判 ＞ 和李长之对于 ＜ 红楼梦 ＞ 的研究》的文章。同年，李长之《红楼梦批判》被收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这样，李长之的这部着作才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本文论述的范围除了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和以上三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文章以外，还有涉及到《红楼梦》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论人类命运之二重性及文艺上两大巨潮之根本的考察》等。

一、《红楼梦》的基调———浪漫主义精神的巨着

对于《红楼梦》的基调，李长之定义为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的着作。他指出: “《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着。就浪漫主义精神说，它是《牡丹亭》的继承; 就现实主义精神来说，它是《金瓶梅》的发展。……在《牡丹亭》中所缺少的现实的认真描写，在《金瓶梅》中所缺少的理想成分和积极力量，《红楼梦》都给弥补起来了。《红楼梦》的伟大在此，而它的伟大关系到它的继承处也在此。”［1］《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被李长之认为是中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通过对中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追认”，李长之为浪漫主义这一外来的而非中国原生的理论资源，找到用于中国语境的合理性，并将浪漫主义思想贯穿其《红楼梦》研究之中。

李长之之所以会采用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进行《红楼梦》研究，与其整体的浪漫主义思想之形成有关。一方面，受李长之所接受的教育资源影响; 另一方面，李长之自身的文化理想使然。从接受的教育资源的角度看，李长之对德国美学和哲学较为熟悉。早在北大预科师从熟谙德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杨丙辰学习德文时，李长之阅读了大量德国文学方面的书籍。1933 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转入哲学系以后，他对德国的美学和哲学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翻译德国浪漫主义着作。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将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的德国。［2］( P13)倾心于德国文化和哲学的李长之，深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文化理想角度看，李长之意图将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李长之指出，“五四”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李长之试图做出超越“五四”的努力，在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资源的观照下，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以浪漫精神来统领中国的精神谱系，从中国文化本身去找到重生之光，从而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红楼梦》研究就是李长之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李长之《红楼梦》研究的关键元素———“凭了感情”

综合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论着，可以看到其中体现出一大关键元素———“凭了感情”，这是李长之对作者写作态度的定位，也是对书中人物塑造的评价。李长之在《红楼梦批判》的开篇，便指出曹雪芹是“伟大的天才”，“曹雪芹才是感情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他的感情”［3］。曹雪芹拥有的伟大成就，正是浸润了他情感的着作《红楼梦》。而考证派和索隐派的研究方式并未能真正理解这位天才，不能发掘出《红楼梦》的真正艺术价值。李长之批评近年来“红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从不信是自传到太信是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地点问题就非常拘泥。”［3］

李长之在认同“书的成就，是与作者所最关切的背境有种切合”的同时，更强调曹雪芹“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然而，中国人“在精神的被损害里受着束缚”，往往落入史学研究的套路，不能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曹雪芹，“翻阅中国人自己作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曹雪芹，却仍然很冷淡。同人谈起来，如果把《红楼梦》与世界上别国的名着并论，也依然有不自然的感觉。”［3］李长之明确指出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是《红楼梦》能够跻身世界名着之列的重要原因，这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看待《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大体现就在于曹雪芹的“诗国”。李长之将曹雪芹的小说世界比附为“诗国”，将曹雪芹比附作“诗人”。他认为: “曹雪芹是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却正是诗国里的英雄。”［3］“曹雪芹不但是诗人，而且是画家。”［3］曹雪芹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专事诗歌创作的诗人，却被李长之认为是“诗人”，这一理念与浪漫主义思想中“诗”的泛化有关。施莱格尔表示: “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把诗的所有被割裂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使诗同哲学和修辞学产生接触……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意。……它包括了凡是有诗意的一切，最大的达到把许多体系囊括于自身中的那个艺术体系。”［4］浪漫派以诗来对抗对立和分裂，以诗为中介去解决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5］因此，“诗”在浪漫主义那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情感方式、一种哲学追求，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 这就是说，届时所有艺术和科学将合为一体，而在我们的状态中，只有真正的诗才是理想的人及总汇性的艺术家。”［4］李长之肯定了《红楼梦》中的诗性元素，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构造的一个“诗”的王国。

李长之将曹芹看做“是诗国里的英雄”，“因为他有天才，又有纯挚丰富的感情”［3］。这是诗人之为诗人的根本依据，也是“诗国”存在的基础。在其他批评文章中，也能看到他对于“诗”的情感性的理解。在论及鲁迅时，李长之指出: “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6］再比如，在评价司马迁时，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是一个抒情诗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是情感才是司马迁的本质。”［7］情感是浪漫诗的重要元素。在浪漫派看来，“诗的王国最终是……( 根据) 情感、想象、幻想和爱。诺瓦利斯认为，情感本身才是人的全都生存赖以建立的基础，人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去感受世界……诗与情感结为姐妹，诗不过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行动方式。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诗。”［5］华兹华斯也说: “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8］可以说，情感是诗得以存在的根本基础。李长之正是在认为“情感是诗的本质”这一重要理念下，将曹雪芹认为是“诗人”。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浪漫派还进一步关心“一个最根本的情感———爱”，而爱又与想象有关。施莱格尔认为，只有想象才能把握住爱的秘密。通过想象，浪漫派可以实现提倡扩大诗的概念的真实意图，即把“不透明的、沉抑的、散文化的客体性变为一种活的、灵性的、诗意性的主体性，使有限与无限的同一能够兑换”。［5］但对这一点，李长之并未进行论述。

李长之是在“情感是诗的本质”这一维度上运用“诗”的概念的，并进而分析“诗国”于曹雪芹的意义。李长之在《评李辰冬 ＜ 红楼梦研究 ＞ 》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的着者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形上的，这就是贾宝玉还没走入红尘的世界，一是现世的，这就是荣华富贵，一场空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如何，是《红楼梦》的哲学。”［3］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就是: “人生是必须由形上界至而至现实界，又复归形上界的，用《红楼梦》的话说，是必须到红尘走一番，然后各自销案。”［3］在《＜ 水浒传 ＞ 与＜ 红楼梦 ＞ 》中，李长之又强调了《红楼梦》中存在两个世界，“贾宝玉是大荒山上的一块补天石，林黛玉是一株仙草，大都不是红尘中的人物。”［3］由此可见，李长之所认为“两个世界”实际上是“形而上界”与“现实界”，或者用《红楼梦》里的说法，即“天上”与“人间”。李长之并未明确指出这“两个世界”究竟为何，也未细细探讨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但已隐约透露出对于《红楼梦》中理想成分的重视。李长之指出，尽管“遇合，繁华，他都曾有过，然而又没有了”［3］，然而，曹雪芹能够“从生活中打出去，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3］，“他诗国里的所有……却永久夺不了去的”［3］。夺去的是现实，夺不去的是理想，“诗国”就是曹雪芹所营造的“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的理想世界。

“长期以来的史学研究，忽视了对理想世界的关注”［10］，不过，也有一些红学大家郑重讨论过这一问题。俞平伯在 1922 年的《红楼梦辨》中与顾颉刚探讨《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时已经发现诸多矛盾和困难，除非推翻“大观园不是空中楼阁”的设定前提，其怀疑态度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在1954 年写就的《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一文中，俞平伯明确指出大观园包含着相当的理想成分，是用笔墨渲染出的一个蜃楼乐园、空中楼阁。余英时认为，俞平伯的说法在红学史上具有库恩( Thomas． S． Kuhn)所谓“典范”的意义，但环境使他无法对此革命性的新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10］。1972 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这可以说是第一篇郑重讨论《红楼梦》理想世界的文字”［10］。宋淇指出: “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造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体的发展……不论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如何生动，如何精雕细琢，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11］“( 大观园)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11］余英时于1973 年发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肯定俞平伯、宋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两个世界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大观园是在贾宝玉心中唯一有意义的世界，“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只代表肮脏和堕落”［10］，“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10］。就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关系问题，余英时进行了深入分析，“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理想世界建立在肮脏的现实基础之上，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现实世界的冲击。

然而，余英时也并未讲清楚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仅以“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等模糊字眼作说明。事实上，李长之早已提醒我们，《红楼梦》超越于一般写实小说的地方是其浪漫主义因素，“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3］。曹雪芹的理想世界与浪漫主义所要造的“诗的王国”，又是何其相似。首先，曹雪芹所构造的大观园的理想世界，是与庸常人所应付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世界。超越庸常生活，创造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探寻“现实生活如何化为诗和艺术”［12］，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其次，李长之指出，这两个世界，一个为“形上的”，未入红尘时的天上世界，即无限的、永恒的世界，另一个是“现世的”，却是“一个空幻的世界”，因为“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红楼梦》第一回) ，即有限的世界。李长之点出《红楼梦》的哲学就在于处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即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这亦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由于科学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宗教的神圣性被摧毁，人只顾及物质生产和享受，摒弃对灵性的思考，有限失去了通向无限的途径。浪漫主义提出要创造一种“新宗教”，以诗为中介，使得人可以从有限的不完美的现实接近无限的、完美的理想，以实现有限和无限的同一，来为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意义寻找一个支点。曹雪芹感慨于繁华易逝，唯有通过构造大观园这样的理想世界，才能使得有限生命获得永恒的超越。李长之强调的“透过人生而超越人生”，不正是浪漫主义“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理想吗? 再次，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上看，“( 大观园) 这个理想的现实依据是非常之脆弱的。同一切的理想一样，它早晚有幻灭的一天”［11］。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构建的“诗国”终究是幻灭的，这不仅是《红楼梦》的'悲剧，更是人类生存的悲剧! 浪漫派一方面以理念化形式构造着所谓“诗意世界”，避免被具体的、琐碎的庸俗生活所湮没，另一方面，人必须得生活于现实之中，过于远离具体化的、现实的生活会使得人生变得抽象，甚至产生虚无感。后期的浪漫派纷纷转向了天主教，以回归宗教的方式来解决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也宣告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幻灭。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又一体现就在于曹雪芹的“理想人物”。在探讨《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时，李长之提出一个重要看法: 小说应塑造理想人物。李长之指出，曹雪芹“认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在一般的小说，未必有理想，在《红楼梦》却确是有理想的，他书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赋予了一种美丽的灵魂。”［3］。学者罗伟文认为，李长之将理想作为批评的艺术标准，并将这一概念追溯至德国古典美学，认为这里的“理想”就是指典型，“理想的实质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他强调的理想人物应具有作者赋予的灵魂，指的是典型人物身上富有鲜明的特征性。”［13］不过，纵观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可以看到，他更多地是从浪漫主义思想的角度来阐述“理想人物”这一理念的。

罗伟文认为李长之确立以理想作为审视标准的批评理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有效地阐释小说这类写实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追求，更准确地把握了按西方写实型小说崇尚典型的发展趋势”［13］。崇尚典型是写实型小说的重要特征，即罗伟文是在默认李长之将《红楼梦》当作写实小说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想”即为“典型”的。不过，在李长之看来，首先，《红楼梦》并不是绝对的写实主义，“他( 曹雪芹) 有写实的手腕，但只是手腕而已，不是着者的基本精神”［3］。

《红楼梦》和一般的写实小说并不一样，因为《红楼梦》有“理想成分和积极力量”，“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3］。其次，李长之认为《红楼梦》能够与西方名着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在于擅长写人的精神和情感。试看，“宝玉那样任感情，那样把感情施得过分……简直像俄国人的性格，加上这种狂癫的生理的依据，就很像朵斯退益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了。”［3］而且，他以是否能够展示出人的精神为评判标准，来反驳认为高鹗续书不如原着的观点，他“觉得高鹗更能写人精神方面”，“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斯基”。因此，李长之将《红楼梦》的创作基调认为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其伟大之处在于擅长写人的精神和情感。所以，单纯用写实型文学注重的“典型”来阐释李长之的“理想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

罗伟文认为论及人物塑造时，“李长之没有就理想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13］，但综合李长之对《红楼梦》的整体研究，我们可以摸索出他的观点。李长之在《红楼梦批判》中多次指出，理想人物应该是有灵魂的，“在《红楼梦》却确是有理想的，他书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赋予一种美丽的灵魂。”［3］“因为见他是主张书中的人物必须有理想的色彩，我们也就晓得他书中的人物并不是行尸走肉，乃是有着灵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们加以探索。”［3］“假设自然界的创造是有两种，一种是只给形象的，一种却是更赋予了生命的……只有后一种才是完成的创造……而在赋予了生命的创造中，那高下优劣自然也有着差等: 这就与所赋予的生命之美恶相应。《红楼梦》作者的创造，完全是成功的创造了的，他所创造的人物中有美丽的灵魂。”［3］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红楼梦》的作者究竟要创造什么样的美丽灵魂呢? 李长之指出，“那些人物是作者所理想，所赞成的呢……我认为贾宝玉，贾母，林黛玉三人的意见，是最可以代表作者的意见的。”［3］宝玉不爱“左传国策公羊毂梁汉唐等文”，“最心爱，最熟悉的书，便是西厢记，牡丹亭一类了”，是因为“宝玉本来是感情的，不喜欢的也就不能够”［3］。

《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书都是“主情”、“尚情”的，“我们必需忘不了凭了感情这句话，因为这是书中主人唯一的特性，当然也就是作者的性格的反映。”［3］因此，“凭了感情”的人物就是有生命的灵魂，就是所谓的“理想人物”，而并不是罗伟文所认为的“普通性和特殊性统一的人物”。在《评李辰冬 ＜ 红楼梦研究 ＞ 》中，李长之更是明确指出贾宝玉并非世界上的真实人物，他的身上有作者的理想在，“这理想就是情感高于一切，反对一切功利主义”［3］。《红楼梦》中的“情”为很多研究者所关注，“清代末叶以前，誉之者或称《红楼梦》为‘艳情’之作，毁之者则或斥其为‘yin书’”［14］。但李长之将“情”郑重提升到理想的高度，可谓是有独特的眼光。

“情感高于一切”的人，即可称为“情痴情种”。《红楼梦》第二回中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论及世间有三种人，“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怯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 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 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而还有一种人，是由“清明灵秀之气”和“残忍乖僻之气”相遇激荡而成，“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称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 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贾雨村认为，贾宝玉即是这一类人物，“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其灵秀之气比一般人高，其乖僻之气比一般人更甚。这类人的共同点在于天资优异，不甘为庸人，与浪漫主义诗人有相通之处。“灵秀之气”和“乖僻之气”实为一体，即为“才华”或“创造力”。这一“才华”不仅指文学创作上诗的才能，更是指对于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处世方式的创造。“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 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情痴情种”即是“诗”在“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贾宝玉身上的体现，内蕴“诗性”，外显“情痴”。而在庸众眼中，这类人身上的诗性却是一种“乖僻邪谬之气”，如贾政就认定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子兴也认为是“色鬼无疑”了。贾雨村驳斥道，这类人身上的诗性“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禅之力，不能知也”，必是有思想、有素养、有学识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类人。“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曹雪芹在这里实质上是借贾雨村之口梳理了中国文化中的诗性脉络。他所着力刻画的贾宝玉等人“亦是这一派人物”，其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即“诗性”。以诗的方式生活，以诗的态度思考，“在心灵中排除外部现实，用诗意的憧憬创造出诗与哲学的体系”［12］。

这也是《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所在，它蕴含着人们对于诗意的追求。这也使得《红楼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乃至人类生存现状的思考上都具有独特价值。李长之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曹雪芹的“诗”的理想，它体现在“情感高于一切，反对一切功利主义”的贾宝玉的身上，并高度赞扬: “我们见他( 曹雪芹)对于诗的认识那么正确，我们才承认《红楼梦》这部大着作乃是中国唯一的出自有文学素养的作者之手的小说”［3］，“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不过，遗憾的是，李长之仅关注到了“情痴情种”这一“诗”的外在表现，并未深层挖掘“诗”的本质和根源。尽管如此，他对于《红楼梦》中诗性元素的关注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以探求《红楼梦》中的理想成分于文学、于艺术甚而于人生的独特魅力。

就“诗国”和理想人物的关系而言，在曹雪芹所创建的“诗国”或理想世界里，住着的都是“诗人”或者理想人物。宋淇指出，“大观园是女人的堡垒，除了宝玉以外，其他男人一律不能入内。”［11］事实上，即便是“女人的堡垒”，入住的女孩子也是经过曹雪芹精心挑选的。黛玉之“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痴情与诗才自不必说; 袭人则是“有些痴处: 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 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红楼梦》第三回) ; 就连最通世俗气的宝钗，也“古怪着呢……从来不要这些花儿粉儿的”( 《红楼梦》第七回) 。然而，大观园里的人最终得走出这个诗性世界，理想人物终究要落入庸众之中。人渴望“诗意地栖居”，却往往只能在琐碎、庸俗的有限生活里浮沉，这难道不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10］吗?

三、李长之《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自 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学考证发展已面临危机。余英时指出: “近代新红学的最中心的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自传说至少受到三种不同的挑战: 第一种是出乎索隐派的复活; 第二种是起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 第三种则来自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的认识。”［14］前两种挑战都不足以建立起新的“典范”，只有在第三种挑战的指导下，“红学”研究才有可能从困途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余英时强调，“这个可能建立的新典范是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14］新典范是从“自传说”红学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个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李长之尊重“自传说”的考证成绩，但又认为“他( 曹雪芹) 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从而“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14］，超越了历史考证的红学传统，打下了新“典范”的地基。

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新“典范”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与虚构性。……第二，新典范假设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隐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14］具体而言，第一，李长之一再强调曹雪芹是“中国唯一的大作家”，《红楼梦》是“唯一的大着作”，是在文学价值上可以和世界名着相提并论的小说。他批评考证派和索隐派的史学研究套路“不以为中国大作品的作家也有美妙的情绪和思想”，不能给《红楼梦》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李长之对《红楼梦》中的理想成分予以关注，重点分析了曹雪芹的“诗国”及其塑造的“理想人物”。第二，李长之强调要从作品本身去发掘作者贯穿其中的思想。他指出，“唯一可考见作家的精神的，乃是他的作品”［14］。如在论述作者对文学的态度时，李长之指出要凭着可靠的材料找出作者的意见。再比如，李长之抓住“凭了感情”这一贯穿全书的思想，揭示了作者本意和小说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见，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红学革命的意义，“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被当做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14］。

而“在新‘典范’引导之下的《红楼梦》研究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不复为史学的界限所囿”［14］。王国维可谓是最早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红楼梦》的，但“此后考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此尤为红学史上极值得惋惜的事。”［14］事实上，王国维开创的研究思路并未完全“绝响”，李长之在考证派大行其道的 30 年代，郑重指出: “从咬文嚼字的考据，到事实上的考据，然而现在却应该作内容的欣赏了。王国维的评论，固然很可真贵，究竟因为是作于未确定为作者自传以前，而且不能算什末详尽。可是，既然开了端绪，我们就更该认真作一下了。”［3］李长之从作者态度、文学技巧等多方面探讨《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深入到《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与精神天地。即便是在 1954 年以后，整个“红学”研究转入“斗争说”

的政治阐释时，李长之仍为《红楼梦》文学价值的研究作着努力。他于 1957 年发表《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明确指出《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着”，还于 1944 年参加中央大学文学系一次文学座谈会作演讲: “《水浒》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是单抒个人的感情! ”［3］他一直坚持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发掘其美学价值。因此，李长之《红楼梦》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可谓是红学从史学研究到文学批评的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从更深一层说，自王国维较早做出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开拓研究视野提供了新途径。李长之延续王国维的研究传统，在指出王国维生搬硬套的弊病之后，进一步回归作品本身，以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进行观照获得新解。李长之从浪漫主义角度挖掘出《红楼梦》中的诗性元素，展现《红楼梦》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独特魅力。尽管李长之在浪漫主义相关理念的把握和运用上尚有欠缺之处，但他毕竟打开了“解其中味”的大门，让后来者能够继续沿着这条研究之路走得更远，去深入理解那“满纸荒唐言”的真正价值，真正去理解作者曹雪芹实为可与歌德、卢梭、普希金等人齐名的“天才”。

参考文献:

［1］李长之． 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N］． 文艺报，1957( 3) ．

［2］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8．

［3］李长之、李辰冬． 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M］．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6．

［4］施勒格尔．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

［5］刘小枫． 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6］李长之． 鲁迅批判［M］．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3．

［7］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M］． 北京: 三联书店，1984．

［8］华兹华斯． 抒情歌谣集一八 00 年版序言［A］/ /西方文论选( 下) ［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9］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1］宋淇． 论大观园［A］． 红楼梦识要［C］． 北京: 中国书店，2000．

［12］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二分册)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3］罗伟文． 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和德国古典美学［J］． 红楼梦学刊，2013．

［14］余英时．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A］．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