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书斋中的周作人信笔写了《故乡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虫鱼”系列的先声，亦暗潜其怀乡之意(虽文中偏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这一篇后来流传颇广，许多人都知晓。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之情状(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众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世态人情、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思想家、学问家、爱智者(另有一称谓似可借来，虽是其称呼他人的：“好事家(Dilettante)”，“他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后来模仿苦雨斋者众，得其形或有之，追其神韵难矣哉，即在这根底的大差异);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远甚，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为随笔这种文体注入了别致的气韵。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清淡的(于涩味的追求亦是其文字的要义)，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如“日本称为‘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如见声貌，有叙事记人的特点，这是与苦雨斋的区别。周作人倒是写过叙事体的《初恋》，大约是其最近似小说的篇什，调子很静，非灵动，是那种低眉的沉静，或有热情，但已被表层的淡然遮掩住了。周作人的性情与艺术气质是散文式的，他曾谈过对小说的看法，“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板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些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有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于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又译阿索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评论他人的文章里言及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里，比较详细地说起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时代与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一个禁忌，虽上层于其生活及写作方面网开一面、给予出路，但大家在公共领域是有意避之的(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署名，如周遐寿、周启明等)，而八〇年代之后，对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逐步“解冻”，但争议仍纷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

苦雨斋序跋文。上下两辑自序代序。前后几编一收再收。上是叙由来，道新感。下是

谈龙集。文艺篇什，自己性情，批评议论兼愿想。西洋东倭，小诗俳句，移译误译有胜无。主观自我原批评真谛，解读注脚是翻译心态。悼祭西哲百年，是艺苑援引；序言故国新篡，是文学探究。废名小说，平伯散文，是自家最爱。两性神话，歌谣民歌，是文士实绩。

周作人书信。山中养疴，车内闲时，奉达好友一扎；副刊邀稿，小报私谈，但去争辩一封。近身实见，偶思妙想，愿与良朋知道；劝诫条陈，古国新事，自家头脑所得。称兄一句，私事但道不妨；援君一声，故旧聊于新知。伏园兄去京走沙漠，废名兄修道隐山中。子容君乡有乌篷船，某某君文无蔷薇社

知堂文集。四知天地你我，两知当字悬砣。言而当，知也；默而当，知也。人生天地间，往来你我中。乱世活命，卖文且生。汲汲于新道德，愤愤于旧习性，逝者斯世；口耳间四寸，言行里春秋。茶酒菜蔬，摘句偷词。茫茫然大国民，锵锵然小兵卒。存乎当年。人活一世，稻粱谋；国生万民，垂永祚。

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周作人，生活在民初，思想在明末。他拥有的特点，属于一些率性而为的真人。他也汲汲于世道人心。但大都反思过去有没有必要。他的答案一直保留到自书退出文坛。他只是在苦雨斋，苦竹，苦茶。读读散书，文案闲话。亡国，或未亡。做的文章，大抵没有用处。他对国人中官民认识很透彻

汪曾祺是一位文学作家，也是一位美食家，创作很多有关美食的作品，他的作品《故乡的野莱》，大家知道都写了哪些内容?

荠菜。荠菜是野菜，但在我的家乡却是可以上席的。我们那里，一般的酒席，开头都有八个凉碟，在客人入席前即已摆好。通常是火腿、变蛋(松花蛋)、风鸡、酱鸭、油爆虾(或呛虾)、蚶子(是从外面运来的，我们那里不产)、咸鸭蛋之类。若是春天，就会有两样应时凉拌小菜：杨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切细丝拌海蜇，和拌荠菜。荠菜焯过，碎切，和香干细丁同拌加姜米，浇以麻油酱醋，或用虾米，或不用，均可。这道菜常抟成宝塔形，临吃推倒，拌匀。拌荠菜总是受欢迎的，吃个新鲜。凡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

荠菜大都是凉拌，炒荠菜很少人吃。荠菜可包春卷，包圆子(汤团)。江南人用荠菜包馄饨，称为菜肉馄饨，亦称“大馄饨”。我们那里没有用荠菜包馄饨的。我们那里的面店中所卖的馄饨都是纯肉馅的馄饨，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没有“大馄饨”。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这种讲究的吃法，我们家乡没有。

枸杞头。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声音很脆，极能传远：“卖枸杞头来!”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叫做元宝篮子。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

自己去摘，也不费事。一会儿工夫，就能摘一堆。枸杞到处都是。我的小学的操场原是祭天地的空地，叫做“天地坛”。天地坛的四边围墙的墙根，长的都是这东西。枸杞夏天开小白花，秋天结很多小果子，即枸杞子，我们小时候叫它“狗奶子”，因为很像狗的奶子。

枸杞头也都是凉拌，清香似尤甚于荠菜。

蒌蒿。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面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字典上都注“蒌”音楼，蒿之一种，即白蒿。我以为蒌蒿不是蒿之一种，蒌蒿掐断，没有那种蒿子气，倒是有一种水草气。苏东坡诗：“蒌蒿满地芦芽短”，以蒌蒿与芦芽并举，证明是水边的植物，就是我的家乡所说“蒌蒿薹子”。“蒌”字我的家乡不读楼，读吕。蒌蒿好像都是和瘦猪肉同炒，素炒好像没有。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炒蒌蒿薹子。桌上有一盘炒蒌蒿薹子，我就非常兴奋，胃口大开。蒌蒿臺子除了清香，还有就是很脆，嚼之有声。

荠菜、枸杞我在外地偶尔吃过，蒌蒿薹子自十九岁离乡后从未吃过，非常想念。去年我的家乡有人开了汽车到北京来办事，我的弟妹托他们带了一塑料袋蒌蒿薹子来，因为路上耽搁，到北京时已经焐坏了。我挑了一些还不及烂的，炒了一盘，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马齿苋。中国古代吃马齿苋是很普遍的，马苋与人苋(即红白苋菜)并提。后来不知怎么吃的人少了。我的祖母每年夏天都要摘一些马齿苋，晾干了，过年包包子。我的家乡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只有过年才包，自己家里人吃，有客人来蒸一盘待客。不是家里人包的。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会包，都是备了面、馅，请包子店里的.师傅到家里做，做一上午，就够正月里吃了。我的祖母吃长斋，她的马齿苋包子只有她自己吃。我尝过一个，马齿苋有点酸酸的味道，不难吃，也不好吃。

马齿苋南北皆有。我在北京的甘家口住过，离玉渊潭很近，玉渊潭马齿苋极多。北京人叫做马苋儿菜，吃的人很少。养鸟的拔了喂画眉。据说画眉吃了能清火。画眉还会有“火”么?

莼菜。第一次喝莼菜汤是在杭州西湖的楼外楼，一九四八年四月。这以前我没有吃过莼菜，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乡人大都不知莼菜为何物。但是秦少游有《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诗，则高邮原来是有莼菜的。诗最后一句是“泽居备礼无麋鹿”，秦少游当时盖在高邮居住，送给苏东坡的是高邮的土产。高邮现在还有没有莼菜，什么时候回高邮，我得调查调查。

明朝的时候，我的家乡出过一个散曲作家王磐。王磐字鸿渐，号西楼，散曲作品有《西楼乐府》。王磐当时名声很大，与散曲大家陈大声并称为“南曲之冠”。王西楼还是画家。高邮现在还有一句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王西楼有一本有点特别的著作：《野菜谱》。《野菜谱》收野菜五十二种。五十二种中有些我是认识的，如白鼓钉(蒲公英)、蒲儿根、马栏头、青蒿儿(即茵陈蒿)、枸杞头、野绿豆、蒌蒿、荠菜儿、马齿苋、灰条。江南人重马栏头。小时读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提到儿歌：“荠菜马栏头，姐姐嫁在后门头”，很是向往，但是我的家乡是不大有人吃的。灰条的“条”字，正字应是“藋”，通称灰菜。这东西我的家乡不吃。我第一次吃灰菜是在一个山东同学的家里，蘸了稀面，蒸熟，就烂蒜，别具滋味。后来在昆明黄土坡一中学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我们时常断炊，就掳了灰菜来炒了吃。在北京我也摘过灰菜炒食。有一次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装在书包里。门卫发现，走过来问：“你干什么?”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我把书包里的灰菜抓出来给他看，他没有再说什么，走开了。灰菜有点碱味，我很喜欢这种味道。王西楼《野菜谱》中有一些，我不但没有吃过，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如：“燕子不来香”、“油灼灼”……。

我的家乡本是个穷地方，灾荒很多，主要是水灾，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时就见过。现在水利大有改进，去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没死一个人，王西楼所写的悲惨景象不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欣慰。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喔，我的家乡的野菜!

周作人和汪曾祺同题作文《故乡的野菜》对比赏读

周作人所写《故乡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许多人都知晓。后来，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1992年)，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学问家、爱智者，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这是在苦雨斋笔下不会出现的。

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文案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

文化传统的中断或接续，似是一个严重的话题。其实自苦雨斋至汪曾祺的文章来看，更有温润的色彩在，一股潜流在地下静静流淌，多年不绝，值适宜的境遇，重获新机。文化之“化”，非短时间可为，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尔斯泰称道的一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或可移来用作一种隐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