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确实看的我有点头痛。睡觉前拿起来翻一下，慢慢的看，有时觉得很精彩有时觉得很无聊。估计作者得桐城派的真传，以考据为乐，引经据典，参考资料浩如烟海。这虽然不失为治学严谨，但是对于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来说则太过专业。

但是这本书，总体来说还是一本好书。在烽火连天的那个特殊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纷纷南迁。途中体现的赤子情怀和对钻研学问的热情，让我这个生于浮华的90后唏嘘不已。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主寂寞还不够，他们还要拖着厚重的书箱躲避纷飞的流弹，在家人饿得头昏眼花时拒绝敌人的糖衣炮弹。虽然他们都是哈佛，耶鲁毕业的高材生，但是他们没有试图辗转他乡，以保一己之性命，而是选择回到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与祖国共命运。

日本人说：“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光是占领他们的领土，城市，财产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征服。”所以，日本人占领天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炸毁南开大学。随着日军南推，南开成为一片废墟，清华成为日本军营，众多高校被日本人占领。但是中国所谓“百无一处”的文人们却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迁徙，漫漫三千五百里，从北平长沙，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再到四川。一步一步，用脚来丈量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

为什么这个并不安逸也并不适合学习的时期出来那么多人才？或许也归功于走的这三千五百里路。通过这个方式，让学生们走出了象牙塔，真正深入了群众。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学生们也学会了脚踏实地。这也许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吧？

西南联大，史上最辉煌的学校。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组成了校董事会。傅斯年，陈寅恪，金岳霖，李济等组成了史上最豪华的明星老师阵容，而这个学校，也诞生了一批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人才：杨政宁，李政道，王曾祺但是，这所辉煌的学校却只有茅草盖顶的校舍和寄人篱下的悲情。反观今天中国高校，财大气粗，不是亚洲最大食堂就是亚洲最豪华校舍，但是，在如此优良的学习环境中，现在能被称为大师的又有几人？在学术方面有了几分造诣甘愿留在祖国的又有几人？清华北大沦为美国在中国的.最大人才收割机，国内学术腐败丑闻不断，要我如何对中国的学术有信心？读了这本书，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之大，在于大师之大”了。

这本书有很多让我动容的小故事。

蒋介石在庐山开会，日军空袭炸楼，两名保安当场被炸死。蒋介石沉着冷静，不为所动，在风雨飘摇的小楼中继续开会。这让我了解了什么叫做“魄力”。

张自忠无力回天，自戕于日军前，日军敬重这位将军的人格，列队行军礼。中方为了抢回张自忠的遗体，派出一个师的军力强攻，以牺牲两百士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遗体。看完，我热泪盈眶。这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军魂”。

陈寅恪在香港面对日军的讨好，“宁可饿死，不食周栗”。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骨气” 。

金岳霖潜心学问，对空袭警报置若罔闻。日军来袭，把它的楼都炸了，但是金完全没被外界影响，还是在一片废墟中读书写作，空袭过后，看着一片残骸，金才后怕不已。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专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让人快乐，有的让人心酸，有的让人苦涩，有的让人愤怒，但更多的是，对于那个逝去年代和大师们的深深敬意。

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词

冯友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倭寇复神京，还燕碣。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

最近一直在读《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本书，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南征北战”。

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公元228年春天。蜀军经过严格训练比以前更大更强了。魏国大臣因为没有准备，放松了警惕。这次蜀军突然袭击祁山，守在祁山的军队挣扎了两下，就纷纷败退。蜀军乘胜进军，祁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被杀的措手不及，投降了诸葛亮。与此同时，曹丕病死，曹睿继位，曹魏迁都到了洛阳，魏国大臣听到蜀军进攻的消息都惊慌失措，曹睿却十分镇定，他立刻排兵布阵，并亲自到长安监督。诸葛亮到祁山后就让马谡率领先头部队前去抵挡敌军，虽然马谡精通兵法，聪明过人，但是只会纸上谈兵，过于浮夸。诸葛亮因为喜欢马谡，认为他可以守住街亭，就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街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马谡自以为精通兵法，就能守住街亭，他只是大概的观察了一下地形，就决定让士兵埋伏到南山的树林里去，因为他的一意孤行，导致大军差点儿全军覆没，他只好下令：“放弃南山，放弃街亭”。逃回了魏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光有理论是不可以的，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取得到胜利。我以后可不要像马谡一样，不打没有准备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