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服饰艺术传承中可见一斑。近读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服饰史学者高春明先生著的《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更加深了这一印象。《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集作者逾三十年学问之积累，厚积薄发，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作为服饰文化特殊语言的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沿革、构成和特征。1200余幅弥足珍贵的传世纹样精品编就了美轮美奂的锦绣文章，其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所付出的努力真是艰辛。

中国传统织绣纹样源出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中国传统陶瓷纹样、铜器纹样、玉雕纹样、建筑纹样等异曲同工，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别样风采。作者认为，纹样孕育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富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及民俗学意义，意境深远。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之于政治，乃社会人等身份品级不可僭越的礼制规定：万千纹样上下亲疏有别，维系着政治和伦理秩序；纹样之于经济，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技术水准乃至生活水平：自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渔猎，及至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耕稼，纹样的题材、风格、配色、造型莫不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的变迁；纹样之于宗教，集中表现了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凝聚了人们对于自然神力的虔诚信仰；而龙图腾兼具恐鳄、惊蛇、爱豚、赞鹿、羡鹰之精神寄托，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其纹样成为至尊之代表；崇尚生命繁衍的生殖图腾则以抓鸡娃娃、鲤鱼闹莲、凤戏牡丹、交颈鸳鸯、榴开百子、蝶恋花等谐趣无穷、浮想联翩的借代纹样广为流传……

作者舒展了哲学思维，他写到，中国传统织绣纹样设计汲中华古代文明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之精华，在造型、布局及配色方面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法则，营造出富于辩证变化且又和谐始终、回味无穷的绝妙意境，堪称中华文化风格的杰出体现。在造型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形体构成无不依阴阳变化之律，或刚柔相济，如该书所举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之龙凤虎纹绣衣；或动静结合，如民间常见之飞蝶花卉纹、明清帝王龙袍及百官蟒袍下脚之海水疆牙纹；或曲直相间，如敦煌莫高窟出土之北魏忍冬团巢龟背纹刺绣花边、明清常见之冰梅纹；或屈伸交感，如唐代之卷草纹；或具象和抽象互现，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至唐墓出土之方格兽纹锦、隋唐之连珠纹锦、宋之八答晕和明之天华锦……其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浑然一体而又毫不做作。在布局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排列充满了虚与实、聚与散、大与小、疏与密的对比和变化，貌似对立的组合取得了生动的和谐。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配色同样不同凡响，明暗、冷暖、纯度和色相对比强烈，协调有度，在一张一弛间充满变化，予人以一种美学享受。中华文明崇尚的“天地人和”，在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作者的研究功力在对于中国传统织绣纹样发展史的把握中反映出来。1929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出土的戈形兵器上，有明显的织物印纹；1950年安阳武官村殷墓出土的铜戈上，有丝绢印痕；其他墓葬出土的铜爵、铜觚、铜钺等器物上，也屡见丝织物印痕，甚至连织物上的回纹、条纹和雷纹，都清晰可辨。近30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的丝织品文物出土颇多，尤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大宗，这些丝织品色彩丰富，纹样精美，组织复杂。汉代以后，提花技术不断进步。唐代的提花技术更为精湛，丝织物花纹硕大丰满，色彩富丽。常见的绫锦花样有盘龙、对凤、拱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芝草、双胜以及吉祥文字等，史籍中有不少记载，实物也有大量发现。宋元以后，有关织造工艺的文献记载更为丰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杨屾风广义》等著作不仅对织机的'构造、织工的操作有详尽叙述，而且有附图，为人们了解古代织造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明清时期丝织物传世颇多，织绣纹样进一步发展变化，完整的织机也有传存，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花镂机提花的传统工艺。刺绣与织造不同，刺绣在已经织出的布帛上另作加工，用绣针牵引彩线，按设计好的图样刺扎出花纹。刺绣纹样同样源远流长，绚丽斑斓。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发展，更见其历史的穿透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艺术的感染力。

汪曾祺散文好句及赏析1

【第1句】：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第2句】：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第3句】：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第4句】：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第5句】：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6句】：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第7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第8句】：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第9句】：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第10句】：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第11句】：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第12句】：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第13句】：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第14句】：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第15句】：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第16句】：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来也可以。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记忆里保存了这种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第17句】：我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

【第18句】：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第19句】：我一直都错怪 是你带走了一切 其实一切本来就会离开 只有你如约而来。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 我的孤独认识你的孤独

【第20句】：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第21句】：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第22句】：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第23句】：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第24句】：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第25句】：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第26句】：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第27句】：“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第28句】：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第29句】：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30句】：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汪曾祺散文好句及赏析2

【第1句】：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第2句】：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第3句】：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4句】：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第5句】：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第6句】：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第7句】：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第8句】：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第9句】：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第10句】：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第11句】：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第12句】：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第13句】：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第14句】：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汪曾祺《受戒》

【第15句】： 她挎著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著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汪曾祺《受戒》

【第16句】：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汪曾祺《受戒

【第17句】：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佐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放到锅里。不大一会儿，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到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走。不一会儿，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曾祺《受戒》

【第18句】： 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上丫头，这一头的好头?!通红的?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汪曾祺《受戒》

【第19句】： 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汪曾祺《受戒》

【第20句】： 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汪曾祺《受戒》

【第21句】： 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他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汪曾祺《受戒》

【第22句】： 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第23句】： 茨菇。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著。煮猪食，喂猪，?咸菜，--她?的咸萝?乾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汪曾祺《受戒》

拓展阅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看汪曾祺散文，他写小学春游上文游台，扒在两边窗户上看风景：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汪曾祺故乡高邮离扬州不远，但也仅去过一次。大学某年十一曾与小脸往游，登奎楼，观净土寺塔，游盂城驿，看高邮湖，访王氏故居，高邮城七拐八绕已日暮，当日返扬，几乎错过末班车。未履文游台，至今引为憾事。他日当再往一游。

北方称胡同，南方多称巷或弄，我的家乡山东，在农村，胡同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般北方胡同多横平竖直，显得开敞，南方巷弄曲折多变，更委婉。胡同和巷弄都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的市声“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文化

胡同或巷弄中的生活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也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远，它们正在消失。很多城市进行旧城改造，拆旧房，建高楼，老城正在沦陷。汪曾祺在最后伤感而无可奈何：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在他写这篇文章后的几十年里，北京的胡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让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变得越发粗俗，像个暴发户。

所幸，扬州还保留着数百条巷子，不少旧时风貌依旧，骑车穿行其中，体会市井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汪曾祺在五味中说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以我所知，北方人吃糖确实少，最多不过蒸糖包子，馅只用糖，蒸熟热吃极香甜，菜包肉包加糖是难想像的。尤其是做菜，绝少放糖，不像江南一带，糖成了做菜必备调味品。

南方多用白砂糖，北方多吃绵白糖，更细软。汪老提到他家一个正定乡下的老保姆，回乡探亲，临行称了二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过去在北方农村，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望长辈，多会带上两斤白糖，类似曾经的麦乳精现在的脑白金，算是滋补品。

白糖水对家庭不富裕的孩子也是难得的佳饮，白开水味寡淡，抓一把白糖放茶缸里，用筷子搅匀，等稍凉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觉得是无限满足。直到高中时我还喜欢喝白糖水。每月一次放假，我先在城里逛一回书店，搭客车到柳树店，一路吹着口哨，晃荡着翻过东山坡，到家已傍晚。父母下地干活还未归，我把大门掇开，钻窗进屋，走了一路早就口渴，从柜子里翻出白糖罐，抓两把冲大半茶缸，拎一个马扎坐在天井里，边喝边看书边等父母归家。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