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鲁迅的《在酒楼上》,心头便不由得多了几分沉重。文章读来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压抑,甚至是愤慨.我想这便是鲁迅的味道吧!文字并不华丽,却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细读.仿若可以感受到鲁迅在风雨中的呐喊,也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在酒楼上》讲述了“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境遇的一篇小说。内容很简单，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吕纬甫曾是一位有志青年，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他指点着江山，激扬着文字，视万户侯如粪土。他曾慷慨激昂地讨论过民族大业；曾不顾一切地与封建礼教作斗争；曾无畏地冲进城隍庙拔掉神像胡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变得颓唐，以至于绝望，他放弃了立场，失掉了梦想，甘心于以教四书五经度日。这前后鲜明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到社会的黑暗。吕维莆说过这么一段话“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很可爱，也可怜。可不料现在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似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命运亦大多如此。你在街头看到一个不起眼的老头，或许他曾和如今的你一样青春无限，满是宏图大志；或许他曾风光无限，万人追捧，却终究马失前蹄，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般消逝了。便如同小狗开心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却不知自己不过是绕了一圈又一圈而已。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吕纬甫而言更有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知识分子受着非人的压迫与摧残，他们在矛盾中挣扎，彷徨，进而绝望，失了人格，成为了行尸走肉。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中的'“我”。在他眼中“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想来这花便是“我”吧！更是鲁迅。红花在雪中怒放，开得如火，不正是鲁迅在黑暗中愤怒，高喊。他为吕维莆的改变而心痛，更为无力改变这吃人的社会而无奈。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其中自然有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但我认为更加折射出其在改革社会，教化民众的道路上走得形单影只的惨象。南来北往都不过是一个过客罢了，但是缺少志同道合的伙伴的鲁迅并没有被现实所打倒，他依旧顽强的走着。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希望是本无所谓又无所谓无的，这条路还是在于你如何去走。”如果你的眼中有希望，那么即使前路再迷茫，心也是光明的，坚定的。自然不会被现实所打倒了。

鲁迅一路走来，一路挫折，但并没有被挫败。他是一个无畏的强者。如今的青年自然不用承受如此，但也面对着很多抉择，诱惑，生活依旧残酷。我们或是如那鹅软石锋芒尽失，只会圆滑处世，抑或是坚持自我，无畏世俗种种。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罢了。

《在酒楼上》从叙述形式上观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人物“我”在讲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见、闻中，引出吕纬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事的叙述方位，但是，吕纬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见”只限于引出吕纬甫和介绍吕纬甫的肖像神态，吕纬甫登场后，即以第一人称主角人物的叙述方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吕纬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物“我”只充当一个听众。这样，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篇小说阐释中必须讨论的问题。

当吕纬甫以人物“我”的方位叙述时，又引进过另一位叙述者的叙述——老发奶奶叙述顺姑之死，这段叙述也是直接引语。从叙述形式看，这篇小说包括了主叙述、次叙述和次次叙述三个层次的叙述。主叙述：第一人称“我——在S城一石居酒楼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吕纬甫。次叙述：吕纬甫向人物“我”讲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次次叙述：老发奶奶向吕纬甫讲述顺姑之死。

《在酒楼上》的不同层次的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研究老发奶奶的叙述。老发奶奶是顺姑的邻居，顺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当然常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但是，在小说中，从老发奶奶的叙述看，有些内容并不是亲身的见、闻而来，比如“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整夜的哭”、“忍不住”显然已经超越了老发奶奶见闻的权力范围，是一种全知视角了。再如“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这一段，也没有权力自限。在是否有权力自限这一点上，老发奶奶的叙述与吕纬甫和人物“我”的叙述都不同，老发奶奶只是充当了一个交待顺姑结局并加以评论的说书人。老发奶奶的全知特权，正是吕纬甫叙述的权力自限的补充。没有老发奶奶的无所不知，这个外在于吕纬甫经验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结，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替作者设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结顺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个老发奶奶，完全可以让已经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顺姑的弟弟)或详或略地或感伤或木然地向吕纬甫叙述，为什么别生枝节地引出老发奶奶这个叙事者?如果考虑到吕纬甫叙述的基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吕纬甫挂在口边上的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他的叙述语调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吧。”这样，顺姑的悲剧性的死在叙述出来时就必须“扯淡”，年轻的又是亲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叙述者，老发奶奶恰是合适的。“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这是老发奶奶的评论与慨叹，可谓将顺姑之死的悲剧性扯得淡之又淡。将这一具体的人生悲剧纳入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陈腐公式，乃是将触目惊心的生离死别化作街谈巷议的一叹，在语调上与吕纬甫的叙述保持了一致性。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第二个功能。顺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长庚的诳语，但是相比之下，以当时S城的医疗水平而论，顺姑既已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无异宣判了死刑，长庚的诳语，对顺姑之死并没有直接影响，顺姑之死，真如老发奶奶所说，“这也不能去怪谁”，生了这样的病，死了，在老发奶奶们的观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点婉惜——“没有福气”。但是老发奶奶淡然的主观叙述中实际包含着顺姑的悲剧，一个现代读者自会在老发奶奶的叙述中，自然地读出。这是因为顺姑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姑娘，不仅美丽、善良、诚挚，而且能干(这在吕纬甫吃

现在研究吕纬甫的叙述。有一种倾向，即在分

吕纬甫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既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屯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

这样，吕纬甫也就是一个辛亥革命后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了。

上述对吕纬甫形象的分

……他本来是个很敏捷精悍的人，青年时候为了破除迷信，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辛亥革命以后，他经过多年地辗转流离，生活的打击，意志便慢慢地消沉下来。青年时代的理想消灭了，现在生活里一点目标也没有，只是“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他原来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竟教起“子曰诗云”之类的封建的东西。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只能做些无聊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不满，但又无力自拔，鲁迅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生活，像苍蝇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种苍蝇似的悲剧。小说里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吕纬甫给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葬;一个是他给一个叫阿顺的女孩子送去两朵剪绒花。这两个细节选择得非常精当，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他都做了，深刻地表现了他只做了些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那种空虚的精神世界。鲁迅写他们在酒楼上喝酒的情景非常凄凉。作者对吕纬甫的态度有同情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小说的结尾写他们一同走出店门，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各自走去了。这是一种批判。

这样的分

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吕纬甫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取了主角叙事的角度。他所叙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从真实性的角度看，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事实，一是对于事实的主观态度。这个主观的态度，是一种自我评价。人物的自我评价，是自大自狂式的，还是自卑自贱式的，亦或是公允平和的，是分

在本文第二部分也已经指出，作为人物的回忆者我的叙述成立的前提是作为经验的我的存在，先有日后的观照者之我对于感知者、经历者之我的审视观照，而观照的前提正是回忆，由此可以整理出作回忆叙述之予的精神活动的第一层次：

感知者、经历者之我//回忆者之我

在这一层次，毫无疑问，有一少一多，一少是指“感知者、经历者之我”的事件不可能全部被回忆，得到记忆并能够回忆的总是对于主体有意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是主体觉得值得回忆的东西，因此，我们说，感知者、经历者之我”是历史的、事实的，被回忆的我则是价值的、意义的。从研究讲，我们固然可以透过回忆追溯历史的、事实的我并进而作出对于历史的事实事件的判断与评论，然而更重要的也常常被评论者忽略的是对于回忆之我之价值的意义的世界作深入的解读。这一与回忆之我相联的价值、意义就是一多之多，它们是原本的事件中没有的。

况且，吕纬甫的自述，

根据上文所述，评价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处于论争状态”，所谓论争状态，我以为就是叙述者面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自诉、自评和自我辩护，不独吕纬甫如此。

当吕纬甫到一石居之前，正是送剪绒花的时候，送花之前，是迁葬。这两件事可以说都是有意义而又无意义的，这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看，就其与社会的关系看，可以说是无与于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是无意义的，从社会进步的功利观出发，甚至可以说是无聊的。吕纬甫每每称这类事为“无聊”，也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这类事，即使做了，也“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在这个层次上，“无聊”一词，说明叙事者的衡量事物的标准、批评事物的价值尺度是十年前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这一方面，吕纬甫似乎还很执著。吕纬甫所以采取这样的批评标准来作自我否定，正是对话语境的特定反应。人物“我”对于吕纬甫，意味着十年前理想、理念的重视，意味着“旧我”的记忆唤醒。在面对十年前之“旧我”时，是据现在之人物“我”以笑谑少年的孟浪幼稚，亦或是感慨唏嘘，将种种矛盾付之一叹?看来都不是。吕纬甫仍然用十年前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在衡量之中，暴露出巨大的差异与矛盾。这一矛盾是留给叙述接受者人物“我”的。其实也就是对于理想的诘难，对于旧我的诘难。故而本质上乃是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的论争关系的表现。

送花与迁葬的叙述并不如此单纯，对于叙述者吕纬甫而言，并非全无意义。迁葬、送花在一面，固然是为了母亲的心愿，但是，吕纬甫也是愿意的，就因为这都与他的情感的`丝缕相牵系。在人伦关系中的小兄弟，是据说与他很相投的，但是掘开这使她母亲牵记而着急的坟墓时，叙事者说：

我的心

竭力要寻出点牵记着情感的那些实有的事物，结果是“踪影全无”——这是以有意义始，以意义的消解终——真正是“无聊”，这个“无聊”，是对于自己而言的无聊。“送花”同“迁葬”的差别不是很大，既是为母亲，也是为自己，为了自己曾经受到过顺姑真挚而热情的“款待”，所以，吕纬甫竟然非常认真、非常勤快，并且格外地周到，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但是，顺姑死了。与吕纬甫过去相联系的一些人事，因这些人事而生的情感的牵累，竟也是虚空之至。“送花”这一事件，在时间上，与人物“我”在S城寻访旧友差不多，且看人物“我”之叙述：

…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竞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城固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人物“我”的访友与吕纬甫的送花性质乃是一样的，是一种类似关系。他们都因情感的牵累而来，结果都得到虚空，都感到无聊，并且都想到了“一石居”。人物“我”的进“一石居”，“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吕纬甫应该也不例外。吕纬甫向人物“我”叙述其“无聊”乃是诉说人生之百无聊赖：于社会，早已无与于进步文明，于个人，连情感的牵系也抓不住、摸不着，那么，人活着的依据是什么?这是吕纬甫叙述的另一意向，是特定语境中对于听者的发问，也是自问。但是这一叙述与人物“我”的叙述是一个类似关系，其实也是人物“我”所不能、无法解答的问题，故而这两者的叙述构成一个潜在的反讽。

吕纬甫其实还应该可以与鲁迅的另一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合观。在曾为之奋斗的理想落空后，二者都是在情感的牵系中寻找生活的依据，一为爱，一为恨，但倘若认真地思量，爱也虚空、恨也虚空，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所不同者，吕纬甫的老母亲还没有死，所以他还必须活着，必须去做那些他未必想做的事，魏连殳的唯一的亲人老祖母一死，他便任心而活，结果于人无损，倒是毁了自家。古代也好、近代或现代也罢，从理论上说，从社会实际人生样态说，人的活法其多也不可胜数，但吕纬甫的叙述中，始终要寻找的是人生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又总是以他人、以社会为条件的，这或许竟是革命浪潮中被唤醒的纯洁而又平庸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特征。革命浪潮带给他们价值观念，带给他们理想，但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就夭折了，历史不会重来一遍，革命即便再次发生也早已换了花样，不再是这套把戏，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为自身准备的那些虔诚的香客信徒，要么改弦更张，要么作那革命的无谓的殉葬品——那样的革命永远不会再来。我们也许可以说，吕纬甫乃是“革命遗少”的符号。

吕纬甫的话语也就成为对于人生意义的两个方面的质询：对外与对内，外面人生的价值与内面人生价值同时落空，则他的教“子曰诗云”甚至《女儿经》以谋生也就无所谓，这正是对今天之人物“我”的辩护——反正无意义，干什么都一样：“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从以上解

另外，还应该注意，吕纬甫的叙述是一种贬低陈述，他总是说得轻松：十年的人生经验代之以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事小事，一律调之“无聊”，总之是挑那些最无足轻重者说，这是有意的自我贬抑，与这种自我贬抑相对应，是对人物“我”的期待：“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在论争性的语境中，人物“我”并非一个被动的听众。当人物“我”为逃避“无聊”进入一石居之前，其心绪与进入一石居的吕纬甫颇为相似。人物“我”所以绕道到S城，原是为了重游故地、重会旧友，结果发现一切(包括学校)“于我很生疏”，发现人物“我”成了故乡的“生客”，“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这件事如果让吕纬甫来叙述，就是“无聊”。而“无聊”竟可以说不仅于此——“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差不多也是十年来的

而小说中的二个“我”的关系， 又未尝不是鲁迅自己精神世界矛盾的一种表现?简短的结论。

鲁迅《在酒楼上》读后感1

今天再次读了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总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只读一次很难辄穷其意，必须多次阅读、细细揣摩。《在酒楼上》篇幅虽短小，意蕴却无穷，读罢之后总感觉一团团乌云笼罩在心头，让人实在觉得压抑、沉重。这就是鲁迅啊，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字字见血，他的笔像一把锋利的刀划在心头，让人直面淋漓的鲜血，深切地感受到切肤之痛。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原是辛亥革命时期振臂一呼、力求改革的热血青年，在屡遭现实打击后变得一蹶不振、意志消沉，教着他曾经最厌恶的“子曰诗云”。他对待现实态度极其消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作者是将其归为封建思想加以批判的。与鲁迅先生以往的小说不同，作者所批判的对象不再是麻木的未觉醒的老一代中国儿女，而是觉醒了的新一代人。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些觉醒者，他们非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更加深刻的悲剧感受，使读者产生共鸣，倍感压抑、沉重。

人要生存，就必须与外部社会打交道，觉醒者亦是如此。觉醒者首先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否则难以立足。吕纬甫为了糊口度日就不能不教“子日诗云”，否则连每个月二十元的生活费用也无法得到，他也就无法生存。但是，教“子曰诗云”又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走向自我毁灭。这是一种两难境地：要实现自我，与现实对立，就无法生存；要生存，就得向现实妥协、毁灭自我。二者中任何一种都意味着人的毁灭，这蕴含无穷的悲剧感。

然而，作者所表达的是对这种人生态度的痛斥，他所坚持的正如他眼中之景，“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区别于吕纬甫，鲁迅先生选择了在孤独中砥砺前行。这让整篇文章不流于失望，给觉醒者展现了希望之路。

鲁迅《在酒楼上》读后感2

吕纬甫，一个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起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的他，在屡遭挫折后终变得一蹶不振。从鲁迅先生的笔下，不难看出，既有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时又批评了他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吕纬甫的人生就像是蜜蜂和苍蝇一样，被惊吓的一下子立即飞去，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到了原点，这样的悲剧人生，不仅让我读出了他的可悲，更是读出了他的可怜。他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曾经的他意气风发，拥有青春的活力与革命的热情，和他的同学们到城隍庙去拔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曾经他也满怀信心地和封建礼教做斗争；曾经他也慷慨激昂地讨论着国家大事；曾经他也对“保守派”的停滞不前而大为耻笑。但他所做的一切并未使社会有所改变，让人们的思想解放。在异常顽固、异常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吕纬甫终没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终究他是灰心丧气了，他不再与封建势力继续抗争，而变得十分颓唐、十分消沉，破罐子破摔，再也不去努力改变什么。他的人生从此变得落魄，就像是蜜蜂和苍蝇的飞行一样，又回到了原点，着实是讽刺啊！“哀莫大于心死”，而吕纬甫却已是对生活“心死”之人，背弃了自己追求的高尚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生了，每天浑浑噩噩地过着，如一个失去灵魂的傀儡，他甚至能为了活下去而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孩子们学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句话无疑突显了吕纬甫的无奈与可悲。

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然而思想却是十分清醒的。他对自己所去的路和自己的现状认识的是相当透彻的，以至于他在精神上给他以沉重打击，他变得自责，更是觉得自己没用，他清醒的看着自己由勇敢、聪慧的年轻人变成了神色颓败的中年人，他比谁都明白却只能放任其这样，但他的人生的悲剧色彩又增加了一层。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说的很坦诚，却也很无奈、很痛心，吕纬甫就这样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走向了悲剧的深渊。

鲁迅《在酒楼上》读后感3

读罢鲁迅的《在酒楼上》，心头便不由得多了几分沉重。文章读来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压抑，甚至是愤慨。我想这便是鲁迅的味道吧！文字并不华丽，却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细读。仿若可以感受到鲁迅在风雨中的呐喊，也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在酒楼上》讲述了“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境遇的一篇小说。内容很简单，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吕纬甫曾是一位有志青年，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他指点着江山，激扬着文字，视万户侯如粪土。他曾慷慨激昂地讨论过民族大业；曾不顾一切地与封建礼教作斗争；曾无畏地冲进城隍庙拔掉神像胡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变得颓唐，以至于绝望，他放弃了立场，失掉了梦想，甘心于以教四书五经度日。这前后鲜明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到社会的黑暗。吕维莆说过这么一段话“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很可爱，也可怜。可不料现在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似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命运亦大多如此。你在街头看到一个不起眼的老头，或许他曾和如今的你一样青春无限，满是宏图大志；或许他曾风光无限，万人追捧，却终究马失前蹄，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般消逝了。便如同小狗开心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却不知自己不过是绕了一圈又一圈而已。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吕纬甫而言更有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知识分子受着非人的压迫与摧残，他们在矛盾中挣扎，彷徨，进而绝望，失了人格，成为了行尸走肉。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中的“我”。在他眼中“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想来这花便是“我”吧！更是鲁迅。红花在雪中怒放，开得如火，不正是鲁迅在黑暗中愤怒，高喊。他为吕维莆的改变而心痛，更为无力改变这吃人的社会而无奈。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其中自然有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但我认为更加折射出其在改革社会，教化民众的道路上走得形单影只的惨象。南来北往都不过是一个过客罢了，但是缺少志同道合的伙伴的鲁迅并没有被现实所打倒，他依旧顽强的走着。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希望是本无所谓又无所谓无的，这条路还是在于你如何去走。”如果你的眼中有希望，那么即使前路再迷茫，心也是光明的，坚定的。自然不会被现实所打倒了。

鲁迅一路走来，一路挫折，但并没有被挫败。他是一个无畏的强者。如今的青年自然不用承受如此，但也面对着很多抉择，诱惑，生活依旧残酷。我们或是如那鹅软石锋芒尽失，只会圆滑处世，抑或是坚持自我，无畏世俗种种。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