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从而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作品中的陈奂生已经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有衣”，抽空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当然还可以买顶“新帽子”。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过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总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历的事情”。而此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因偶感风寒而“坐上”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在心痛和“报复”之余，“忽然心里一亮”，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种陈奂生式的精神满足似乎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着血缘关系，而我们也只能带着“含泪的微笑”来看待这一人物的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缍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

《陈奂生上城》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开拓，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土洋结合，寓洋于土”，富于创新。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基本上采用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即通过人物个性化的动作、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与此同时，也借鉴、吸收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如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意识地将叙述、描写与人物心理分析

结合起来，以更深一层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情节基本按照时空顺序展开，但也有跳跃和切入，且在叙述、描写过程中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作品语言朴实凝练，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轻松的喜剧色彩。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于素朴之中，构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略读高晓生《陈奂生》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作品所反映的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作者高晓生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炼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可谓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晓声的这篇《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的一段经历，刻画出一个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在新的社会面前的所作所为，展示了一个中国最低层的农民的朴实憨厚，在新的经济政策下所受到的实惠，和一个积极的精神面貌。

在我还在读这篇小说时，我便开始同时思考陈奂生与阿Q到底有无一定的联系。当我读完时，虽然我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觉得至少陈奂生是两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们拥有的是两个彻底不同的背景和命运。阿Q和陈奂生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在我的理解中，陈奂生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中国农村农民形象：一方面他秉承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优秀的传统美德，他既勤劳节俭、又朴实憨厚;另一方面他又未能脱离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这点评价可能有点过甚，其实就是那种很强的一种官意识)的束缚。

我的认识仅仅就是这两点，我觉得陈奂生和阿Q就是挂不上边的，而且对于陈奂生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说他是个未曾觉醒的农民，似乎应该向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去挖掘。

首先，他的勤劳节俭，朴实憨厚，是不用赘述的，无论是从他的身份，还是他的言行，都无不体现着这些美好的品质，自然是无可非议的。有争议的就是关于他在旅馆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心理及言语。

在那里高晓声这样写道：“(陈奂生)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嗵坐下去……”

单单从这里看，似乎可以说陈奂生几乎就是个阿Q式的家伙——一种愚蠢而又简单的报复心理。这是一点，对于认为陈奂生和阿Q很是相象的同学来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陈奂生有着严重的自我安慰心理也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体现这一点的地方很多，例如他对自己不明不白地就失去了五元钱的一种理解，还有在回家的路上所想的对自己的老婆的托词，似乎无不体现这个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精神幽灵。

但我不禁要问要想，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不是真正的说明了他有虚荣心，是不是他容易满足，他这种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是不是精神胜利法?我不喜欢讲到什么，不管他的现实意义就靠到一个典型或是什么主义上去。我宁可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必然，而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一个独到人物。其实，我以为讨论一个人的品质如何，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人欲望的大小。

对于陈奂生来说，他只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分强烈的欲望，顶多就是买顶帽子，赚点谈资罢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他的追求低，就说他容易满足，那岂不是很怨?至于精神胜利的一说，我觉得乐观和精神胜利有时是很难分辨，甚至有时可以混为一谈，重要的是看人物具有怎样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朴实，那么处理问题就想得开，自然就不是什么精神胜利法;如果一个人小心眼，那么对待利益问题就自然不得法，却硬要让他解决得让大家感到合乎道德，肯定就只有精神胜利法了，自我安慰了。

至此，我觉得陈奂生就是陈奂生，和阿Q根本就没有也不会有必然的强加的联系。陈奂生是个老实的新中国农民。

至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我想不管是谁要真的和书记沾上上了关系，自己不会不对人说，别人也不会熟视无睹的，还有住宾馆里陈奂生的举动有点夸张和过分，但谁能保证说现在就有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比这个更斤斤计较的做法呢?

我想一切都不仅是陈奂生一个人的错，只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已，早已经根深蒂固了。相同性质的“打江山”和“坐江山”的笑谈至今不还在被大家争论着不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若是谁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亟亟歪歪地说什么农民和市民是两个层次，那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