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的改革先锋，项南以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大胆勇气推动改革，让福建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有媒体称他为“项大胆”。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省委书记的胆子太大了。当时在场下听报告的省直机关干部鸦雀无声，简直是目瞪口呆，新来的省委书记给我们全新的感觉，全新的认识。”时任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肖辉家在《项南》记录片中讲述当时项南对他思想上的冲击力。

当时，尽管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但守旧的思想观念让项南在福建改革开放工作举步维艰。

当年项南常说一句话：“不会运用报纸广播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

根据统计，在任五年多，项南共为《福建日报》写了25篇评论，其中社论和经济评论各七篇。

他在福建推开农业生产责任制时，便充分借用了报纸的影响力。他深知，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和全省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和推动作用。

当时为了解决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半信半疑的问题，他要求《福建日报》把落实生产责任制作为重点来宣传，并经常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大胆而鲜明地表达观点。

在当时相对保守的福建，他笔锋尖锐的文章经常引起“反弹”，让报社压力很大，最后都是项南给他们吃“定心丸”。

1981年4月，福建省政府公布了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用立法形式加以规定，成功地推行了“包产到户”。

效果明显。同年，福建遭受多年罕见的自然灾害，但全省粮食产量不减反增，总产比1980年增加一亿五千万斤。关键时刻，人们看见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历史遗留下的冤假错案平反，是项南另一件让福建人最为感念的事。

土地革命时期，福建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以后，留在福建的许多红色武装和潜伏敌后的中共党员，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和地下斗争。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肃反”运动和党内“佐”倾思潮的影响，加上一些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福建出现了闽中地下党“四〇五专案”、闽西南“红旗党”案、曾镜冰“内奸嫌疑案”等“三大案”，很多涉案人员被逮捕入狱，蒙受冤屈。

“项南同志1981年到福建以后，他所遇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怎么样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原会长杨涛在《项南》纪录片中回忆。

为冤假错案平反并不容易，项南冲破各种现实阻力，历时数年，很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在福建产生了积极反响。

根据统计，从走马上任到1986年项南离开福建，头尾六年，福建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六千多个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解决了四千余名原地下党员的党籍问题，提高了三千六百多名地下党干部的工资待遇。

项南一直认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后来事实证明，由于他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充分调动了大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为福建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格局。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开创了多个全国“第一”。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成为中国第一家完全利用外资建设的机场，也是中国第一个下放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国际机场。同时，厦门航空公司又成为中国首家地方与民航总局合办的、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营的航空公司。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身处十字路口。项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他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坚持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而且希望中央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提出建设“自由港”……同年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初，厦门、漳州和泉州作为闽南三角地区，被中央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1981年6月，项南刚上任不久，福建便对外宣布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

正逢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该项目都有不同意见，有的领导甚至将它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与这些质疑不同，项南毫不犹豫地给予有力支持。不只是福日公司，当时福建引进的每一个项目都碰到相似的反对声音，而项南总是挺身说话。

改革的车轮下荆棘密布。在福建力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项南都是把乌纱帽捧在手上做事情。无论他提出的大念“山海经”战略;还是他提出和组织实施修建厦门国际机场和水口水电站;亦或支持和鼓励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乃至他落实华侨政策，扶持乡镇企业……几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他都要与守旧的思想争锋。

1985年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省内已有人对他的改革举措不满，认为他“处事偏右”。

同年，福建晋江发生了假药案，尽管项南及时向中央反映，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严加处理，并先后5次检讨，但他终被处以“党内警告”。

1986年春，项南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

关于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但不同意给予处分的意见未被接纳。

返回北京后，项南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在北京逝世。

齐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

——题记

曾经在无数个早晨，我总拿起《走复兴路，圆中国梦》小学生高级读本一字字、一行行、一段段、一页页、一章章如饥似渴地读，一段段地反复朗读，一字字仔细地斟酌，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中国梦正冉冉升起！

翻开书的第一章“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之门，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让中华民族从恶梦中觉醒，促进中华民族的思想，召唤了新文化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更让人振奋，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了威武雄壮的新中国，中国独立，人民解放，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带领着我们进入新的社会，从此，中国梦开始了以”复兴中华，圆中国梦“的新旅程。

翻开第二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跃然纸上，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既然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就应该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在大胆探索中继承发展。可不，深圳打开经济特区的窗口，建立新的特区，使中华民族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国梦！而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是中国梦上开的一朵朵花！上海世博会以深刻的内涵托举起了中国梦的希望！

翻开第三章“走向未来的光明前景”“长风破浪会有时”跃然纸上，是啊！中华如今已是走向幸福，走向未来了，正所谓书中所说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让步”，如今，我们拥有了四大发明，但我相信，将来会有“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的发明！少年智则国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是啊！中国梦要靠我们少年去实现，少年时中国梦的实践者，我们要创造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国梦。

梦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梦想是灯，引我们走向黎明。我也有梦，我有一个作家梦，从三年级起，我就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写出风格鲜明的文章。然而，实现梦想就必须实践中国梦。

回首过去，一幕幕中华民族向中国梦起航，实现眼前我们必须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看望现在，我们必须牢记“中华社会主义必须发扬”！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建设更美好幸福的中国！

我的梦，中国梦！

——后记

俗话说，穷则思变，贫困村的村民们是否想过自己要发生变革，至少个人在整个社会往前发展的潮流中产生一些变革?我相信，他们不是不会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也不是不会利用社会优良的资源来成就自我，我更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殷切地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他们还是依然贫困?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愿意迁徙到一个自然条件好、能让自己变得富裕一点的地方去呢?这其实是因为面临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他们能走出去吗?

很难，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给新一轮的户籍制度刻下深深的烙印，不是城市的户籍，很难享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便利，而同样也是如此，不是当地的户籍，也很难在一些能够开展工业或者其他能够创造更大利益的地方谋求工作，这些所谓的“先天条件”让他们实在是很难走出贫困山村，继续耕种着那些本都是不适合耕种的土地维持生计，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禁止土地买卖的条件又让土地限制死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土地的生产模式变得极其僵化。这就是我对第一位上台演讲的书记而作出的感想，我认为他的改革和推动只是在一些层面上改良了土地的使用方式。

第二位上台演讲的书记可谓是声容并茂，她用“微博女皇”的身份很明确也很主动地声明自己已然成为信息时代的一位主力军，但他的所谓发展模式俨然是难以逃出我国发展历来主推的“创模范，抓典型”的僵化路子，因为这套方法很多年前都已经证明了并非明智之举，但是橱窗式的宣传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1963年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以中国国土之广袤，人员之众多，集全国之力建好几个村庄几个城市还是可以的，但是覆盖下来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建设就变得水土不服，最后千疮百孔，不了了之。改革开放之初所设立的几个经济特区的建设也是集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极度倾斜的政策优势，使得几个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瞬间兴起，毕竟这些经济特区占有着天时地利人和，而向下推广就变得淮橘成枳了，不但原先构想的先富带动后富也逐渐化为泡影，还造成90年代末以广西北海，海南为代表的房地产严重泡沫化而导致的所谓城市危机。李俊玲书记的辛勤劳苦不能不让我们感动，面对新时代的发展，他学会利用微博来为自己鼓劲呐喊，以集思广益来为自己树立旗帜，但是，对于农村的发展，特别是贫困乡村的开发建设是否还是适用“创模范，抓典型”的传统模式，对于微博的力量是否真能够找到发展路子还是未知。成功的模范典型毕竟是少数，如果以模范典型的模式铺开来全面建设，各地基础条件不同是否适用仍有待考量，更何况贫困村早已是一穷二白，又如何经得起这样那样的实验折腾呢?

第三位出场的书记无疑成为本次报告会的亮点所在，他的流利表达和实例结合都增加了他的宣传力量，并且以一个博士生深入基层、去做一个基层书记的奉献精神也让人倍受鼓舞，他的创新意识和实干能力也在报告中得以一一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对政策的有效利用，同时，创新也会受制于制度的僵化。当发展创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难免会对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而制度的僵化会使这位踌躇满志的博士书记该背石上山的时候还是得背石上山。但我相信，以这位博士书记的精明与才干，以他为先驱，一定可以推动一些制度性的改革。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土地价值的利用与开发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因为农业依赖土地，工业依赖土地，工商业服务业同样依赖土地。如果土地开发是模式性的，就如“微博皇后”李书记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虽然能够在一个高投资，快建设的方法创立一个模式，但是其推广就会产生雷同和投资过大、产能过剩的风险，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的条件都那么相似，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具备成为下一个深圳的条件。党中央早就强调，不能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更不能单以GDP论英雄，干部的政绩考核不应该只用GDP作为唯一指标，应该把自然环境、社会稳定、幸福指数等等都纳入其中。所以只有抛弃“创模范，抓典型”的老模式，不断深化改革体制，因地制宜，让体制适应各地发展，而不是让各地发展适应一成不变的大局体制才是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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