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过程中，大家常会发现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优美词句，我们可以把它们写入我们的

认真对待权利读书笔记【1】

德沃金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法律理学家之一，在其名著《认真对待权利》问世后再法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因此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浅显地读完这本书后，对其中许多对我而言还比较晦涩深奥的东西目前还理解不透，但对有些论述却让我醍醐灌顶

德沃金作为西方后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其思想无不受“自由”之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美国盛行的功利主义给予了理性的批判。而自由理念，从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就是必须承认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规律为前提，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受限制的状态。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人与人的联系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均衡的状态下的自由。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以前两者为基础，我认为就是个人的权利。自由无论从哪个角来看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就是“把一个人当一个人”，就是使人不断成为自由体。从这个立场出发，权利就是我们为人之不可忽视和脱离的重要东西，我们不是认真而是应该要很严肃地对待，因为它时刻受到限制和干扰。德沃金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书中指出：“法律并不是统治者强加给弱者的意志，而是社会共存的保证。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法律应该提供必要的基本框架和规范，使这些问题的争论局限在这些规则之内。尽管立法是民主的过程，但名义上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但立法往往通过功利主义的思路论证限制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大部分调整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那些法律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它必然体现社会大多数人或一些强者关于社会利益的观点，再严格的立法程序也不能确保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到伤害。因此，权利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对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许诺。当人群中的这种分裂作为严重时，如果必须执行法律，那么这个许诺必须是最真诚的。”由此可见，功利主义并不是真的如许多法学家那样标榜的“把每一个人当一个人”在不平等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的社会里，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为我们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立法我们到处可见，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欣然接受并且在自觉承受这些的同时将其融入了我们的判断的价值观中。为多数人的福利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应该谨慎注意个体的权利，更应该认真对待之，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权利。德沃金这一论述其实回答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权利这一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重视的问题。

那么，继续追问我们该有什么权利呢？显然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是不同态度。德沃金从对权利的概念分析作为切入点，回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他认为在不同的背景下权利的内涵是不同的。“当我们说某个人有权利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

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德沃金认为个人首先有对抗政府的权利。在作者成书的背景来看，当时越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合理导致了遵纪守法的公民的生命的牺牲，而这被誉为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外交鼓动辞令的背后却是政客滥用了人们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后果。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个一直崇尚追求自由的国家，在建国一开始就一直对政府的问题保持着无比的小心和警惕，一部美国宪法的起草建立过程，就是当时各州在为保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人权护航的准备过程，立宪会议的55位国父们争吵不休，核心争论是政府该怎样建立，为谁建立，以及它的权力该怎么限制。到了后来，最终达成妥协。美国宪法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实质建立，但是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这个民主的国度确立了个人自由的权利本位的思想，将对政府的怀疑和警惕深入到国民心中。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的本质是为人民挑选出来为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干预和限制个人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自由的维护，现实中必须在立法上赋予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这种对抗不是以一种激进偏激暴力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法律赋予的形式予以制约。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一脉相承地对政府予以理性的警惕和规制，尽最大可能性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在有这一传统的国家里的法理学家，更是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德沃金自然而然地会在这一基础上加人深入的论述。这这本著作中，也可以在多处得到体现。

其次，德沃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的另一重要的权利是平等权和自由权。这是从个体人本位并且是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也是其他的个人权利的基础。德沃金核心的概念并不强调自由而是平等，他认为在政策决策中，自由权的分量不能和平等权相抗衡。同时在其著作中他对自由也作了区分。许可的自由和作为对立性的自由。前者指个人不受社会和法律的限制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而后者则指人作为独立平等的人的自由。他指出：“好的法律，如禁止谋杀的法律也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了它，而坏的法律，如禁止政治性演讲的法律，则更大程度上限制这种自由。”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受到社会和法律过多的限制，那么，至少这是一个有力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附属于那个向他发号施令并强加诸多限制的集团，就是我们所说的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从两种自由的区分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作为许可的自由来说，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削减了这种自由，不存在一般的自由。作为自由权只是一种比较弱的意义上作为独立性自由。由于每一项限制自由的法律都会侵犯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权在政治争论中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能与平等权相抗衡，而根本不存在普遍自由权。 而对于平等权，他认为“平等权意味着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德沃金认为的最高政治准则。如果政府更否定了公众的平等权，就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或者给予他人的关心少于其他人对的关心。由此看来，政府必须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而且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它千万不要根据由于某人值得更多关注从而授予其更多的权利这一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它千万不要根据某个公民的某个集团良好生活的概念更高尚或高于另一个公民同样概念而限制自由权。”

有人认为对人的平等保护也不是绝对的，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时候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行得通，或多或少会与我们的社会政策相冲突，法律就会做出对个人平等保护规范以一定的限制。我觉得，这些限制虽然在功利的角度来看起到了很大的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合理性我们应当予以怀疑，机会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平等，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实质的公平正义。法律给予人平等的保护，或许有可能是在平衡一些机会不平等的状态，以求权利人起点的公正，而对于那些被限制的有更大机会优势的人而言，这种的'平衡其实功利地对其权利予以伤害。

从这两种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权利来看，其实是在外和内两个语境将权利和法律联系起来。德沃金的“权利论”在这两个方面出发，很好得批判了百年来西方法学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在缺陷，确立了权利的地位。同时，对法理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位阶作了调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法律要想受到尊重，必须寄托着人的一些美好的理想理念，一则我们的政府要认真对待法律，忽视法律就如同忽视其建立的根本，没有区分法律和行政命令，同样是野蛮的行径，否则就无法构建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同样，政府不重视或不认真对待权利，同样也就意味着没有认真对待法律。二者作为个体的公民要积极为权利而斗争。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权利的本质是斗争，为自己也为他人。只有理性的斗争，我们的权利才能扩大，我们的就越有我们追求的自由。也许我们只有在斗争的争取中才能明白“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旨在享有的社会。”

认真对待权利读书笔记【2】

在《认真对待权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点和一个命令的反差——一个命令的适切性取决于命令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观点对于任何人的适切性取决于对该观点所基于的基本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基本价值观的检验”。

怀疑论者和这些美国法学家们都认为法律与政治道德的命令有着基本的紧张关系。唯一的区别是，这些美国法学家们把他们的宝押在法律上，而怀疑论者在把他们的宝押在道德上。

一个政府通过尊重权利表明，它承认法律的真正权威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所有人来说，法律确实代表了正确和公平。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

知识的特点是，它的发展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建筑的过程。换句话说，和我们新建的铁路系统不同，我们认为一个新发现的知识是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存在的。例如，地球引力是在依萨克·牛顿发现之前就存在的一种力量。道德发现也是如此。一个人突然发现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不说明虽然现在不能接受种族压迫，但是在过去，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相反，他的意思是，虽然以前他认为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他发现事实上他过去错了；种族压迫永远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是他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知识的发展，首先是由促进参与发展的人们之间的观念交流来推动的。我们可能事先不知道将有什么发现，或由谁来发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保证与这一知识有关的所有思想的迅速和彻底的、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来推动发现的过程。知识的发展是一种思想、一个新的原则导向另外的思想和原则的过程。所有相关的思想都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包括那些所产生的环境与我们的环境不同的思想；以及那些最初看起来不合理的思想。例如，所针对的背景与我们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仍然可以刺激我们对于不同状况的思考；很多重要的思想在发现的最初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即使最终由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思想，有时候也可以为重要的发现提供灵感，从而促进真实的知识的发展。为了效率起见，这样的交流应该尽可能地包括所有参与这一知识发展的人们。参与交流的人越少，就越可能丢掉有用的思想和重要的发现，从而使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