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莫言作品的语言冲破了传统语言运用的方式，融入了各色词语，词汇运用极具个性。下面分享几篇关于莫言作品的读后感。

莫言作品读后感一

听说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找了篇3年前写的莫言作品读后感贴上，和大家聊聊莫言。我比较看好莫言早、中期作品，最近10年来他写的那些长篇实在差得让我不能卒读，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当我读《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等作品的时候，我为其充满速度的叙述、斑斓的意味、锋利的究诘和卓越的语言才华而兴奋不已。

当然，我也为他后来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感到极度失望。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阅读感觉在退化还是莫言的水准在下降。当然，文学就是文学，需要真诚的阅读与公正的评价：莫言得他的奖，读者则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阅读感受。

真实的阅读感受，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而不是像那些戾气哄哄的伪“公知”一样将文学简化为“时政批评”。这些唯恐天下不乱且站在虚假的道义制高点上的家伙，以偏激的观点迎合、撩拨大众诉求，消费政治，标榜自己，中饱私囊，还以为大众都是傻瓜，对此我深恶痛绝。MrLiu是英雄，莫言也是大师。但是，这些虚伪成性的家伙总是喜欢道德绑架别人。好了，不谈他们了，一谈他们我就来气。

再谈谈莫言吧：莫言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博大、勤奋的作家。博大源自其尝试的写法多而宽，充满试验性的创新精神，其笔法汪洋恣肆、气势蓬勃、自由率性。勤奋源自其写作的数量和质量之积，也源自其不懈的开拓精神，就中国当下而言，无人能出其右。

下面是我4年前阅读莫言的随感，零碎、任意，但确是我真实的感受。其实，真正来说，国人长期以来将诺奖看得太高了，都神秘化了，单从文学的层面看的话，高行健那样的小说都可以得诺奖，中国当代能得诺奖的作家就绝不止莫言一个。所以，诺奖确实有明显的政治评价，绝不单单是一仅从文学价值出发的奖项。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是诺奖成就了莫言，而是莫言的作品成就了莫言;不是莫言被授予了诺奖，而是诺奖配得上莫言;只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奖项!

莫言作品读后感二

一部优秀的文字作品必然是作家经过内心焦灼、痛彻、反思而来。所以我通常把文字比作为最本质的东西，因其追求本性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文字源于心声追求本性，文字是用来抒发内心感受的，具有排毒养颜作用，若改了就无法顺应本心对身体也无益。

莫言在《莫言散文》中写到“真诚恰恰是文章，尤其是散文、杂文的灵魂，除此之外战斗性恰好也是散文的灵魂。”素来是喜欢看散文的，一来散文以一种真实的叙述源头展现了作家真实的内心世界，二来散文不似小说之中的些许桥段给读者带来一种矫揉造作的视觉效应。譬如：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以自己的故乡——东北高密乡作为写作背景，《********》、《透明的红萝卜》、《蛙》都是以莫言少时历经饥饿的真实状况写在饥饿之下人们吃煤块、透明薄如蝉翼的肚皮为特写。正如此，使其读者的视觉效应与之相结合，达到文章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最佳效果。

托马斯.沃尔夫人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成功的作家写手背后必然经历常人所不知道的痛楚，拿最容易被90后青睐的写手——郭敬明来说，十五岁的青春文字，《爱与痛的边缘》的写作背景无疑是将其透明本质的晦涩青春融入书内，一本关于友情，关于青春忧伤，关于每个青春少男少女的情愫展露无疑，而惯于被80后接受的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也是将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对书中青年小伙农村的故事展开叙述，对人生开始做进一步论述。当然被读者敬佩的作家——史铁生，《我与地坛》则是结合自身的一部赤裸裸散文，从自己双腿残废到对生的理解对地坛的描写对自己母亲的进一步细节描写都难脱逃与“真实”两字……

从散文另一个层面“战斗性”来讲，每一个资深写手作家必是经过内心的声色犬马，进一步的将所思所想二者“厮杀”、“兼容”。经典杂文 留下的、结合在一起的便是作家文字的顿悟与哲思。譬如作家赵丰在《孤独的散步者》一文中写到对孤独的高度阐述，他说：“孤独是睿智地、深邃地、从容地，真实地审视人生，反省自我，它与冷淡、空虚、浅薄的无聊没有共同之处，孤独往往伴随着精神的独立，人格的高尚，情操的高洁。”从此处不难看出赵丰在描写孤独这一段文字之前不免对自身的孤独感产生一场否决与厮杀，认为孤独是自卑、哀怨、可耻的一系列负面情绪最终与内心世界进行“战斗”，最终产生对孤独这一段文字的哲学论述……

初读莫言的'《莫言散文》只一味地注重作家写实的白话文字，比如作家“莫言”二字原是因作家自小爱胡乱说话，母亲让其少说点话，后取名为——莫言，再比如作家自幼相貌丑陋、食欲惊人，吃饭的时候老是遭遇桌前人士的嘲笑，这些都是来自于此书的笼统感官情节，后再读此书，则注意到作家文峰的幽默之处，比如：将其自己的文字比作乌鸦的嚎叫，愿者便听，不喜莫怪，当然在《莫言散文》中的一处描写是尤其深刻的，他说自己在地铁站看到一位枯黄娇小的中年妇女用乳汁喂养怀里的婴儿时，使其泪水夺眶而出，他想到自己苦命的母亲，后来由这灵感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母亲过世之后的阵子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昼夜不分的开始写这篇小说，写完之后，心情格外之好，体重竟然涨了5斤。

细读此段便能切身体会到作家当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也有了自己之前在黑夜里乱写一系列杂文的指引，如：会写冗长不修边幅的文字，会写没有逻辑条理的文字，会写不少人感同身受的快言快语的文字，而这些都是充当被积攒了多时的内心情愫在写字的一瞬间一股脑儿被投掷下来，有点像十月怀胎的少妇，遭遇孕育期间的阵痛继而在分娩之后的欣慰感，不敢狂妄在一些胡话的文字之后美其名曰：散文，只是用唠嗑一词儿诠释其言所感。

之前把散文的抒写归类在文采的范畴内，以为深度的散文写手必然是囊括在文采的内核。也是因莫言散文的文字，后知后觉那种快言快语的凛冽感早就脱逃文采的范围，散文与文采无关。用作家乔叶形容风骚与性感的区别应用于言语和文字的区别，则可以略加改之为：如果说言语是咄咄逼人的，文字则是清茶慢泡的。言语是张牙舞爪的，文字则是素手杀人的。言语是招摇呐喊的，文字则是落地生根的。言语是烧人眼的，文字则是润人眼的。言语是气球，炫得高，文字则是磁铁，引力大。言语是浅层之技，是技则会技穷，文字则是魅力之果，果成则芳香无限。

觉得文字的张力不在于字数的长短，而在于语境的透明度，正如前面结合《莫言散文》的有关论述，不管是散文还是何种面世的文字都是讲求“真诚”，在当今科技已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言，各种电子高科技产品接踵而至，音乐、电影、更是以一种商业一体化的模式出炉，当然文字作为这种廉价商业的形式而论，讲究的是写者的操守以及读者的认同。

文字，源于本性。

文字，回归本心。

莫言在一篇讲演中提出的一个看似平淡、却或许会有深远影响的 “作为人民的写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相信这种表述不是“做秀”，因为我记起了那些眼泪—— 即便是他的一篇在读者看来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也深深地印着这样的痕迹：他是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写作的，是充满着血泪的文学，这似乎是最简单甚至看起来腐朽的道理，但它的感人之处正在这里，其中的悲愤和哀告，就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没有丝毫的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一个作家的良知在这样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接受考验，他会反对一切正统的道德，但却体现着这样的道德追求，人民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人民的泪水就是他要在笔下化作的滚烫文字。他不会躲开他们，用了“艺术”、“生命”和“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相信莫言对最朴素的写作立场的寻求：作家首先要放弃的，就是他对老百姓的蔑视，这样的蔑视很容易会和“爱”混同在一起。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在写到这样的 “人民”的时候，无不是充满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是一个典型，他试图用文字来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实却是他从未相信过他们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 ?他们哪一个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 “狂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喻，深深的孤独毁了他的自信。这就是启蒙主义者和他们的叙事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某种意义上鲁迅后来不再写小说，也与这样一个矛盾有着深层的关系。在他之后，知识分子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写作，无疑体现着他们对高尚的写作伦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也暗含了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思想。

有没有真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表示怀疑，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也没有必要“写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诚，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这种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情境—— 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了来自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 不无关系，包含了某种“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于对前人写作的认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认同“民间”的价值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和趣味发生怀疑，在我看既是对一个固执的自我幻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说，以“知识分子”的心态反而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写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才会实现“真正的民间写作”—— 在事实上书写出人民自己的意愿，这应该是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概念是真正知识分子化的一种理解，不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种醒悟，一种精神的自省与自律。我认为，莫言也许因此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长时间地陷入迷途的问题。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为人民”或 “代表人民”的写作，虽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启蒙含义激励过无数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却往往变成了空壳—— 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从未真正得到过揭示，正如德里达所欲图解构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人民”，他们无形当中的“所指”会变得隐晦不明。

这一文学的“民间伦理原则”，事实上在《红高粱家族》等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形了。与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不同，《红高粱家族》的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正是 “民间”，是民间社会和民间的生活，由原来的边缘位置上升到了中心地位，过去一直处于“被改造”的`边缘地位的人物变成了真正的英雄，“历史的主体”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出了历史的中心，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以往关于“抗战题材”的主题就这样被瓦解了，宏伟的“国家历史”和“民族神话”被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所取代，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就这样被“颠覆”了。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真实”这一历史伦理的一种追求，是谁写下了历史?在被权威叙事淹没了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莫言找到了另一部被遮蔽的民间历史，也告别了“寻根”作家相当主流和正统的叙事目的。有的评论家曾说，寻根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最后一次”试图集体影响并“进人中心”的尝试，而莫言所选择的民间美学精神，却终结了这一企图。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来说，这一终结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联系起来看，在莫言早期的《秋水》、《白狗秋千架》、《球状闪电》——乃至后来的《红蝗》、更晚些的《牛》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立场”和“倾向”的民间生活，同他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民间道德精神，其实是从两个方面—— 民间自身的生机和被施暴的屈辱—— 确立了他的基本的民间写作伦理。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所设置的民间艺人张扣，应该不是一个叙事的装饰，他的底层的社会地位，纯粹“民间”的话语方式，无处不在的本能式的反应，还有与百姓完全一致的立场与命运，都表明他是莫言所追求的民间写作伦理的一个化身。

但仅仅是“张扣式”的表达未免是过于直白了些，莫言热爱并为之感动，但却比他更“高”，他要把这民间的哀告和大地的忧伤连接起来，还要用“母亲”这样的人伦化身来激荡起它那高尚和神圣的内涵。《丰乳肥臀》才是最典型地体现着莫言对民间伦理的执著追寻的作品，他对被侵犯的民间生活的描写，同母亲的苦难与屈辱、和大地的悲怆与哀伤一起，合成了一曲感人的悲剧与哀歌。

《檀香刑》可以看作是另一种例子，它所体现出来的民间伦理，因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变得复杂起来。用时髦的话说，其中的“现代性”的思考，对“民间”的某些文化因素构成了烛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等作品中那种民间大地的诗意，民间在这里变得分裂和矛盾起来。比如民间生活化身是孙眉娘，作者对她的态度与对《红高粱家族》中的奶奶、《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显然都是一致的，是对民间生命形态的由衷赞美;民间生活的“变体”是孙丙，他的生命形态就显示了一种可怕的分裂，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和装神弄鬼的愚昧，显示了民间价值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悲剧命运。某种意义上，民间文化本身是没有“落后”和“愚昧”之征象的，只是当它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侵犯，并呈现出某种必然的“反应症”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丑”的一面。孙丙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既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也是莫言对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的思考。它使我相信，“知识分子”的东西在莫言的叙事中仍是足够多的，莫言所说的 “作为老百姓写作”在本质上并不会放弃“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追求，相反，还会得到更逼近人民和民间的体现，将二者更好地统一起来。

莫言作品涉及的民间生活纷繁多样，都与人们为生存的奋斗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他的作品在写到性爱时也下笔特别恣肆，这其实也是人的生存繁衍的一个基本方面，所谓“饮食男女”，其实是联系到人的生存的很基本、很深刻的内容的。正是这两点，民间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莫言作为一个民间色彩浓厚的作家，在表现这些时特别汪洋恣肆，毫不造作，有一种民间的率真。这种率真，也让人直接感受到生命本体的冲动，而没有丝毫的淫秽之感。相反，一个受过很深文明熏陶的人反而可能将之表现得很污秽。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把乡土民间的文化形态揭示得这样深刻的作家只有莫言。他没有张炜的诗性浪漫，但他能更充分地体味到民间的复杂和二元判断的艰难，更接近于民间生存的本相。作为一个民间之子，他在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现实文化空间中，把生命精神充分地张扬起来.而这种生命精神又具有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它与中国民间的现实和文化心理密不可分.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审美艺术世界。

2012年12月8日，我的“高密东北乡”老乡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厅里发表的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因为精彩，用文字稿传播开来，近日，我又重新翻阅，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反复读了数遍，《讲故事的人》把故事讲到这个份儿上，可谓是上乘之作，深底蕴，高品位，大舞台，广视野，一个个故事如同一道道精神大餐让读者分享，竟让我常常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感受在故事的想象里。

莫言坦称“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讲故事的人》里说的故事，有的是亲身经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有的是民间传说的虚构故事，这些不同的故事巧妙地组合到一起，就是故事的大串连，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就是人人心中皆有、许多人笔下皆无的现实生活“大杂烩”。

我与作者莫言有老乡关系的地域邻近感，有当兵经历的戎马生涯亲近感，有可算作同时代人的生活亲历感。所以，我读《讲故事的人》，有着感同身受，读之感到特别有味，有一种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收获，看后，有一种不一样的表达，使我受益匪浅，为之感怀，为之动情。

《讲故事的人》有独特的个性，有鲜活的人物，有动人的细节，有令人深思的故事，有谦卑和深刻的语言，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精品，在《讲故事的人》里彰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创作实力，渗透着“高密东北乡”原汁原味的事。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里，较大篇幅讲了他母亲的故事：莫言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他提开水因饥饿无力，失手打碎了热水瓶，本以为会受到母亲打骂，但母亲并没有打骂他，只是抚摸着他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莫言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他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时，母亲被看守人搧了耳光，多年以后，在集市上看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让儿子报复，并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莫言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莫言就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求乞老人愤愤不平，却遭到了莫言的喝斥，母亲阻止了莫言，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倒进了求乞老人的碗里；莫言最后悔的一件事，他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卖白菜的老人的一毛钱，母亲难过的泪流满面，对他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这四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真实地刻画了一位宽容的母亲、悲悯的母亲、正直的母亲，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读了这几段故事，使我联想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与莫言的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一边读着《讲故事的人》，一边想象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内心深处受到了无比的撼动，难以名状的情愫在涌动，《讲故事的人》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思维空间里好像也产生了一个个故事轮廓，你说《讲故事的人》的影响力有多大。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里，讲了他童年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饱受饥饿，放牛时感到离开群体痛苦的故事；他躺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望着蓝天上的白云，学着鸟叫，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便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会对树倾诉心声，但鸟儿不理他，树也不理他，就这样越是不理他才有更深切的故事和想象空间。后来，莫言就把当年的许多幻想都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他想象力丰富，读了《讲故事的人》后，我仔细揣摩，那是他生活的真实体验，那是渗透在骨子里的一种感情迸发。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里，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经历，他没有上过大学，小学都没毕业，大概上到四年半学，不过，接着上的是“民间大学”，莫言辍学以后，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经历，他听着民间故事、说书人的故事长大，后来，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热炕头上，在马车上，聆听了二百年前，故乡曾出现的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讲的神鬼故事，成为他写作丰富的资源，“高密东北乡”一直成为他创造的不竭源泉。莫言在《讲故事的人》里，讲述从农村到部队的经历，与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有些故事情节，确实耐人寻味，但莫言能留心听故事，然后给别人讲故事，而我却不能讲故事，只能听莫言讲故事。

莫言还在《讲故事的人》里，讲述了写作《透明的红萝卜》、《娃》、《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经历，使故事与小说联姻，将原始的故事提炼、虚构成小说，从小说里回味原始的故事，让读者的想象更丰富，感受更真切。

莫言的《讲故事的人》，把一个个故事串连起来，文脉通畅，情感连贯，令人回味无穷，我不由惊叹:莫言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莫言本身是一个十足的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