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也称“楹联”“春联”等。2006年，“楹联”作为一种“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春节时写春联、贴春联是神州大地流传久远、根深蒂固的年俗，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传五代后蜀主孟昶写在桃木板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最早的春联，距今已有千年之遥。

对联是两句，常从两个侧面说一件事儿，这种“两点论”手法使对联写人惟妙惟肖。例如，郭沫若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评价杜甫，用“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赞美蒲松龄，皆“两面出击”，成就神来之笔。这种同时观察事物两面的思辨，在中国，赋有悠远深刻的思想渊源。如《孟子》开篇便有“仁义”跟“利”的对立性思考，《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有“与”和“弗与”的商讨。

汉语的特点是“语素单音化”，即“一字、一音节、一语素”，故能孕育出“对联”这一独特的“字与字一一对应”的表达“神器”。

严谨的对联讲究字的声调。虽然在遥远的《诗经》时代已意识到字调的不同，但归纳出“四声”，则是南北朝的事了。“四声”引导出的“平仄”把数不尽的汉字“二元化”，分为“平”“仄”两类，借以在“对仗”中形成有规律的音高起伏，制造出一种优雅的音乐美。南朝齐武帝时讲求声律的“永明体”（“永明”是齐武帝年号），是唐诗先驱，为繁花似锦的唐诗盛世，开辟出浩荡前行的大道。

唐诗名句不少是对联，有的形象生动，逼真如画。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描绘出千载赞赏的画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犹如沙漠写真，故而被《红楼梦》里的香菱慨叹“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或许可以说，唐诗借力对联步入鼎盛，无形中也推动了对联的广泛传播。

爆竹中的“二踢脚”“砰砰”连响两下。对联是汉语中的“二踢脚”：字数相同、语义相关的两个语段上下衔接、连续出现，陡然增强了语言气势。“两响”的对联犹如武术中的“双刀”，相互策应，变幻出万花筒般的意味和情趣。

从修辞手法说，对联天生“身兼数职”，如“对偶＋对照”“对偶＋比喻”“对偶＋夸张”等，耐人品味。

“对偶”传统上要求两联平仄对应。古来平声为平，上、去、入为仄。而今普通话已无入声，从东北到西南辽阔的“官话区”多为四个调类，没有入声。因此人们常难于分辨出入声字。许多人便简洁地将一、二声视为平，三、四声视为仄。这种划分虽不严格合于历史上的平仄，但也构成了语音调值上“平”“升”跟“曲”“降”的规律性对应和变化，在“语音美”上有积极意义。

“对偶”虽在逻辑上含并列、因果、条件、假设等各种关系，但都能在一个完整的语言单元里，让语意瞬间凸显，并平添文采。

对联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只能说“一副对联”，不能说“一幅对联”。“成双成对”的对联，似乎隐含着先人“对称成双才稳定恒久”的意念。这种意念也显现在古建上：北京有“东直门”，也有“西直门”；有“左安门”，又有“右安门”；有“崇文门”，还有“宣武门”。北海琼岛北面临水的汉白玉栏杆上，东侧的龙头向西，西侧的龙头向东……

贴对联时，一般上联贴在右面，下联贴在左面。这跟古人从右向左竖行写字的习惯是一致的，现在竖排文稿，走向也是从右向左。在平仄上，按传统习惯，上联最后一字为仄，下联最后一字属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走胡同，常瞅见两扇门上镌刻着“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瞧见商家门前挂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木制对联。如今，对联依然活跃在社会生活中。

新时代的对联，在构造形式上，呈现出某些嬗变。例如： 对应的词，词性可以不同； 不拘泥于平仄相对； 上下联可有相同的字； 深层结构可以不同等等。 也就是说，新时代的对联，往往只需字数相等、第一层结构相同，即可成联。

有趣的是，爱求新求异的人别出心裁地把对联用于标题，创出新潮的“提示语＋冒号＋对联”样式，如《珲春：口岸通 边贸兴》《垃圾分类：牵着民生 连着文明》……读来新颖、醒目。

汉语中的对联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强劲的表现力，受到青睐，活跃于各种文本。 春联远望是两条红纸，每逢佳节，这“红双龙”便飞落千家万户，让无数地方顿时容光焕发，亮丽起来，节日气氛被烘托得炽热而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