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句】： 中国古代对商人的称呼有哪些

【第1句】：掌柜

古代对一个商店店长的称呼，也有的对老板称之为掌柜的。称呼店主或经理的名词。古代店主的俗称。执掌柜台的，称“掌柜”，一般也就是负责钱柜的，拥有钱柜钥匙和银两收支大权，即古代时的大堂经理。

【第2句】：商旅

指来往各地做买卖的商人；行商。语出《易·复》：“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周礼·考工记序》：“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 郑玄 注：“商旅，贩卖之客也。”西晋 陈寿 《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朱）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

【第3句】：商贾

商贾，是古代对商人的称呼，释为行商坐贾，行走贩卖货物为商，住着出售货物为贾，二字连用，泛指做买卖的人。《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阜通货贿。” 郑玄 注：“行曰商，处曰贾。”《商君书·垦令》：“商贾少，则上不费粟。”

【第4句】：市贾

市肆中的商人。《左传·昭公十三年》：“同恶相求，如市贾焉。”《新唐书·王缙传》：“性贪冒，纵亲戚尼姏招纳财贿，猥屑相稽，若市贾然。”

【第5句】：总商

也称商总。 清 政府在垄断行业特许商人中指定为首领的殷实商户。 嘉庆 年间在 广州 十三行中设立总商，总理洋行事务。 道光 以前在盐商中也有总商。《儒林外史》第三五回：“只见岸上有二十多乘齐整轿子歇在岸上，都是 两淮 总商来候 庄徵君 。”

【第2句】： 古代有名的商人

【第1句】：富甲陶朱--范 蠡（前536-前448年）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

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

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第2句】：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前520——？）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

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

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

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第3句】：智慧商祖——白圭（前463年———前385年） 白圭，名丹，战国东周洛阳人，梁（魏）惠王时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诸如“人弃我取”、“知进知守”等经商理论至今对现代理财有指导意义。

【第4句】：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 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第5句】：富可敌国——沈万三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只可惜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第6句】：第一富翁——伍秉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

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第7句】：商业巨族——乔致庸（1818--1907）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他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第8句】：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第9句】：一代钱王——王炽（1836-1903）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

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第10句】：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

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

【第3句】： 古代商人的地位（字数要求1000字左右）

古代商人地位低

【第1句】：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第2句】：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第3句】：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第4句】：儒家思想的毒害！ 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象吕不韦就是大商人出身。孔子的学生子贡好像也是。

【第5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第6句】：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