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短篇散文三篇

导语:丰子恺的画和文章在几十年的沧桑中保持了一以贯之的风格:婉约恬静，他的漫画更是脍炙人口。这里边肖编辑了丰子恺的三篇短文，希望你喜欢。

第一，“老上海”

所谓老上海，是指抗战前的上海。当时，上海除闸北和石楠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现延安路)北面是英租界，南面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里有几辆电车，都是外国人开的。只有中国人经营的石楠路绕着城墙走，被称为中国有轨电车。在租界坐电车要知道其中的窍门，不然会很疑惑。售票员想劫持，方法如下:

比如你要走五站路，上车时给售票员五分钱，他就收下钱，暂时不给你车票。两站后，我给你三分票，照顾你:“第三站上车！”“第一次坐电车的人很疑惑，会想:我明明在第一站就上车了。为什么说我在第三站上车？原来他擦了两毛钱的油。你跟他讲道理，他会一本正经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让利益外溢！“他用这种方法偷钱，眼睛一直盯着窗户，看有没有检票员上来。因为一旦被查出，一分钱就要罚100分。他们称检票员为“红人”。池老也是中国人，但对外商很忠诚。他发现一个售票员贪污了钱，马上把数字记在帽子上，回工厂扣工资。有一天，一个村民第一次来上海，我陪她坐电车，买了一张五毛钱的车票，只给了两毛钱。就在一个红衣小伙上车问村民在哪上车的时候，她这么说了，售票员对她眨了眨眼。她补充道，“你在眨眼！”红衣男听到这话，抄了售票员帽子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人力车。人力车只能坐一个人，由车夫徒步拉，类似于过去的轿子。人力车有两种:“英钞”和“小钞”钞只能在中国边境行走，不能进入租界。英国纸币可以在上海自由流通。这种工人真的是最苦的。因为稍微违反交通法规，就要被路政人员打一顿。英租界的马路警察都是印度人，头上戴着红布，大家都叫他们“红头阿三”。法国租界都是安南人，以戴笠为首。这些都是人力车夫的敌人。他们经常给黄包车夫“洋火腿”和“五根雪茄”，意思是踢一脚，打一巴掌。外国人喝醉了开着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担子重，不容易躲开，所以经常被车撞倒。我曾经看见一个洋人的车撞死了一个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里坐黄包车了。

旧上海险恶的社会生活是出了名的。没去过上海之前，听人说上海打哈欠割舌头。也就是说，如果你张嘴打哈欠，你的舌头就会被割掉。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说明社会上坏人很多，必须极度警惕。曾经听到有人说: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摔倒了，没人管他，哭。这人良心发现，赶紧扶他起来，给他擦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突然一个女人走过来，搂住孩子，摸着他的手说:“你的金锁呢！”“他抓住那个人，坚持说是他偷的，坚持要他赔偿。.....这是否真的发生过还不知道。总之人心的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品。电车里、马路上随处可见“当心扒手”的标语。住在农村的人习惯于粗心大意。当他们刚到上海时，他们经常被剥光衣服。有一次差点被抢:我带着两个孩子，在乔佛里大道阿尔佩路口(现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我先用一块钱换了一家卷烟纸店，钱包里有一堆钞票。电车到了，我先把两个孩子推进车里，跟着他们。突然，我感到口袋里有一只手。我用胳膊搂着这只手，把他拖进了车里。我急忙跑到车边坐下，不敢回头。电车一到站，那个人就立刻下车了。我偷眼一看，却见他满脸横肉，赶紧挤进人群，不见了。我的处理方式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遇到扒手，一定要避免损失，千万不要理他。不然他以为你要抓他，一定要叫你“吃命”，就是跟着你，揍你一顿，或者叫你吃刀。

我在上海生活多年，只受过这种虚惊，从来没有丢过。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坐黄包车走在南京路上，突然巷子里出来一个人，把朋友的铜盆帽抢走了。朋友喊停车，抓小偷，小偷已经不见了。这顶帽子是新的，值几美元。还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住在我们学校。一天晚上，他从剧院回来，他的皮袍和丝毛大衣不见了，他快冻死了。这叫“剥猪”。那个抢帽叫“抛宫顶”。

妓女是上海的另一种财产。我没去过妓女那里，完全不知道详情，但听说妓女有三种:“长三”、“么二”、“野鸡”。第三年更高，野鸡更低。都集中在西米阿路一带。门口挂着一盏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和“薛宝钗”。野鸡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到马路上拉客。

西藏路，西米路一带，傍晚时分，野鸡成群结队的出来，站在路边，寻找行人。他们抓住一个客人，把他拖了进去，坚持要他留下来；如果客人不肯留下，只要拿出一块钱送她，她就放你走。这就叫“两只脚进门，一只出袋”。

我想看看。一天傍晚，我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地走到西藏路口，却看到那些野鸡，油油的，油油的，穿着奇装异服，撒娇撒娇的，其实是一群鬼，让人害怕。然而，还是有人愿意被拖进去过夜。叫做“射野鸡”。有一次，我走在第四条街上，耳边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想念阿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房子……”回头一看，是一个男人。我赶紧跑了，他没追。据说这种男人叫“乌龟”，给妓女打工，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妓女。总之，四马路是妓女的天下。最好不要去找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不过去司马路上的青莲阁喝茶看妓女还是安全的。

都是陪着皮条客，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客人陪着喝茶的人，白了她一眼表示嫉妒。看到一个单身男人坐着喝茶，我就去陪他，为了招揽生意就和他闲聊。

上海的游乐场是另一个烟雾弥漫的地方。当时上海有四个游乐场，大的两个:大世界和新世界；两个小:花花世界和小世界。天下最有名。如果你花20美分买一张票，你可以从中午玩到午夜。一扇门就是一面“哈哈镜”，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照在人体上，有时看起来像丝瓜，有时平得像螃蟹，有时头脚颠倒，有时左右裂开...没有人不笑。它有很多种类:京剧院，越剧院，上海剧院，评弹剧院...有电影、杂耍、轮盘赌、乘坐宇宙飞船、彩票、猜谜、各种餐馆和屋顶花园。总之，什么都有。来自农村的人把操场视为天堂。进去玩了几次，不敢再去了。因为害怕热毛巾。到处都是围着白色围裙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放着很多拧成一团的热毛巾。每个人给每个人一个，逼着他擦，然后收他一个铜钱。有的人拿着这个热毛巾，先擤鼻涕，再擦脸，脖子，上身，然后翻出裤子擦腰，希望擦屁股。他充分利用了这枚铜币。那人把擦过的毛巾拿回来，扔在桶里，用热水洗干净，再拧一拧，放在盘子里，然后到处分发，换铜钱。

这些热毛巾里装着人的鼻子、脏眼睛、唾沫和汗水，仿佛是多种维生素。我尽量避免热毛巾，但我做不到。因为它无处不在，走廊里，屋顶花园里。当我不得不的时候，我给了他一枚硬币，然后迅速跑开了。这条热毛巾让我不敢再去操场了。这让我想起了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乘船游西湖，船夫一定会指引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姜庄、唐庄，亭台楼阁，各有各的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给你端来茶盘，请你坐下喝茶。茶至少要20美分。如果你坐下来喝，他拿出一个蛋糕碗，请你吃点心。如果你给他吃一颗花生，你至少要给他40美分。每个庄子都是这样，真的让游客吃不消。如果到处吃茶，喝茶的钱比坐船贵多了。所以我一看到茶盘就要跑。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道:“客官，茶好了！”“你赶紧跑开，他会在背后诅咒。真扫兴！所以我们这些习惯在西湖游泳的人，都不敢去庄子。最好是坐在白堤和苏堤的长椅上，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在平湖、秋月等地吃碗茶。很平和很安宁。

再说说上海游乐场的扒手和拐骗，和别人不一样。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碰巧陪朋友逛大世界，亲眼看到了一个场景。有一次在一个场地变魔术，很多人围着圈看。当恶作剧结束，所有人都被分开时，一名男子惊讶地喊道。原来他的缎面松鼠皮袍子后面被剪掉了一大块。此人身材高大，袍服长而宽，裁片有两三尺见方，绸缎和毛皮都很值钱。那人空手走出操场，后面迎接他的是一阵笑声。这一幕还能出现在我眼前。

我妈妈来自农村。有一天我陪她去操场。看到前面有一个抽奖亭和一个长椅，我们就坐在长椅上休息。我看见一个人来抽奖，付了一毛钱，在筒管里掏出一个牌子:“一个保温瓶。”这个人拿着一个崭新的暖水瓶，笑着走了。然后又来了一个人，付了一毛钱，摸了一个搪瓷脸盆，面带微笑走了。我妈很嫉妒，也去彩票了。第一次触摸，一颗糖果；第二摸，一块饼干；第三摸又是一颗糖。三毛钱买了两块糖和一块饼干，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转了一圈，走到了这个摊位前。我看到刚才碰了暖瓶和水盆的两个人，坐在里面有说有笑。

当年上海被外国人称为“冒险家的天堂”，其内容可想而知。以上我所描述的，真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我想到了另一个巧妙的骗局来结束我的故事:在三马路的广西路附近，有两家专营梨膏的商店，它们比邻而居，被称为“天知道”。里面有一幅画着乌龟的大画。这两家商店是由两兄弟经营的。他们的父亲发明了梨膏，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销路广，利润大。父亲去世后，兄弟俩争夺这家老店，说是父亲的秘方传授给我的。争论不休，投诉到上海县。官方不能破。两兄弟到城隍庙发誓说:“谁说谎谁就是龟！”天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大家开了一家店铺，名字叫"天知道"，里面挂着一只乌龟。上海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故事，这使它远近闻名。全国各港口都来批发这种梨膏。

外地人来上海一定要买两瓶梨膏。两兄弟生意兴隆，财力雄厚，都成了富翁。两兄弟上朝，跪在城隍庙前。表面上他们是敌人，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和谐。他们巧妙地想出了这个骗局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果然，大家都发了大财。

在1972年

第二，李坏·舒潼先生

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个妃子生的。他出生时，他父亲已经72岁了。他倒地后，父亲失去了他，家庭变故，年轻时陪着亲生母亲南下上海。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是个很帅的男生。当时上海文坛有一个著名的上海社。李先生被要求为上海学会写一篇论文，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排在第一位。从此，他受到上海名流的重视，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终于在当时的上海出了名的才子。后来母亲去世，他去日本留学，写了一首《金曲》，歌词是:“顶着头发去疯。莽中原，暮啼，几株枯柳。谁来收拾残破的河山？西风仍在下降。会让人变瘦。走着走着就会心情沉重，叹气，说自己相思，念念不忘双红豆。悲伤比酒更黑暗。感情是源源不断的。我讨厌每一年，都很难回头。二十条震惊大海，毕竟没有一句空话！听着箱底黑龙的咆哮。寒夜睡不着，所以群居也无所谓。是祖国，耐得住寂寞吗？”读了这个词，我们可以想象他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爱国热情。他出家的时候，把他过去的照片都发给我了。我曾经在当时的上海见过他:一顶中间镶着白玉的丝绒碗帽，一件弧形背心，一件缎子袍子，后面垂着一条肥大的辫子，底下系着缎带，穿着双梁厚底鞋。他昂首挺胸，英俊潇洒。他当时真的是上海第一等帅哥。这是他的特点的最初表现:一切都是认真的。他立志要做一个帅哥，所以他会彻底的做一个帅哥。

后来他去了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文化，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向往。他立马放弃了帅哥的姿态，成了留学生。他同时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方的，教的都是西方的绘画和西方的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语学得很好。当我到达日本时，我买了许多西方文学书籍。他出家的时候给了我一本不完整的莎士比亚原著全集。他对我说:我之前认真看过这本书，上面有很多笔记。虽然不全，但也是个纪念品。可想而知，他在日本的时候，全面进攻西方艺术，学习绘画、音乐、文学、戏剧。后来在日本创办了春柳剧社，聚集了留学的战友，演出了著名的西方悲剧《茶花女》(大仲马写的)。他穿着小蛮腰，伪装成茶花女，黑粉色出现。这张照片是他出家时给我的，一直由我保管；直到抗战时毁于大火。现在还记得这张照片:卷发，白大褂，拖地的白色长裙，小蛮腰，双手撑着后背，头向右歪，眉头紧锁，眼睛眯着，就是茶花女的样子。还有很多该剧的画面，无敌。这个春柳剧社后来迁回国内，李先生出了，由另一批人经营，就是国内最初的剧社。可想而知，李先生在日本的时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礼帽，硬领，硬袖，燕尾服，斯托克，尖头皮鞋，加上长身，高鼻梁，鼻梁上没夹脚的眼镜，就像个西方人。这是第二次展现他的特点:一切都是认真的。喜欢学习，喜欢学习。做一个留学生，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回国后，他在上海太平洋报社担任编辑。不久，他被南京师范大学邀请去教美术和音乐。后来应杭州师范大学的邀请，我也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在南京住了半个月，杭州住了半个月。两所学校都邀请了助教，在他不在的时候，助教会代替他。我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这时，李先生已经从一名国际学生变成了一名教师。这种改变变得真的很彻底:漂亮的裙子不再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灰色的粗布长袍，一件黑色的布夹克和一双布底的鞋子。金丝眼镜也换成了黑钢框眼镜。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艺术家，所以他很讲究外表。虽然是布，但是很合身，而且往往很整洁。他穿着布，布是无限的，却有一种朴素的美。可想而知，他演的是茶花女，身材很苗条。穿着布衣，他依然是个美男子。淡妆总是合适的。这首诗本来是写的，但它也适用于描述我们的李先生的外貌。现在人们谈论生活的艺术性，大多是好奇和标新立异。李先生的衣服真的可以称之为生活的艺术性。他那个时代的服装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生活。每个时代的思想和生活完全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衣服也不一样。布鞋的李先生和礼服时代的李先生和马甲时代的李先生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三次展现他的特点:认真。

我二年级的时候，画画是李老师教的。他教我们用炭笔石膏模型素描。学生一直习惯画画，一开始也无从下手。四十多人中，没有一个人画得像样。后来，他给我们看了一幅模特画。画好之后把模特图片贴在黑板上。大多数学生看着黑板抄写。只有我和几个学生按照他的方法用石膏模型画素描。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素描产生了兴趣。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粉彩是别人看到实物后画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素描开始，为什么要抄袭别人，跟风呢？所以我的画进步了。从此以后，李先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我。因为经常请他教画画和日语，所以对李先生以后的生活比较了解。他以前看性方面的书，后来突然信了道教，桌子上经常放着道经。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年，谈不上宗教。李先生除了画东西没和我说过话。但我发现他的生活在逐渐趋同，仿佛一个人即将出发去远方。他经常给我他不用的东西。他的朋友，日本画家隆德小野，晋三和，三宅敬二来西湖写生的时候，他带我去请他们吃饭，然后他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陪他们(我当时会说普通日语)。他自己关起门来研究道教。有一天，他决定去大慈山不吃了。我有课，所以不能陪他。陪同我的是学校工作人员虞雯。几天后，我去看他。我看见他躺在床上，脸很瘦，但精神很好。他像往常一样和我说话。

第三，云霓

这发生在去年夏天。

两个月内不会下雨。太阳每天照耀十五个小时。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每天都在百度以上攀升。河底一直延伸到天空。池塘变成了洼地。杂草变黄了，长在灰色干燥的土壤里。炎热的痛苦和干旱的恐慌充斥着整个世界。

房间里没有不热的地方。坐在凳子上就像坐在铜炉子上。压桌子好像压烟囱。洋蜡烛从台上弯下弯成磁铁的形状，薄荷锭放在桌上一会儿，就完全融化蒸发了。狗伸着舌头在桌子底下喘着气，人各占一个门口，不停地挥舞着扇子。手腕都要断了，汗还是不流。虽然出汗多，但喝水是个问题。远处捡一担四毛钱，倒进水缸里就像牛奶。附近捡要十个铜币，泥沙少部分是泥。有钱买水的人省地省水。洗脸的水留着洗衣服，洗衣服的水留着洗裤子。洗完裤子后把水省下来浇花。没钱买水的人，小脚的父母，几岁的孩子，拿着水桶在远处挑。每天担心高温缺水，还要担心未来的干旱饥荒。晚耕区没有耕种，土壤坚硬如石。早耕区的秧苗都长了，但都变成了干草。把村里的男人都赶去踩水。

先从大河流入小河，再从小河流入港湾支流，再从港湾支流流入田野。但是一天工作15个小时，人踩进去的水还不够太阳一天蒸发15个小时。今天有消息说西南角的田禾已经全部发黄；明天会有另一个消息。运河岸上的水车数量已经增加到800多辆。人与人相见，最初都是喊一声“不下雨怎么办？”“上帝完全忘记了雨！”但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一见面就惶恐地告诉对方:“十天不下雨，荒年就要到了！”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每个人都担心会下雨。每天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天气。然而，天气只是晴朗，晴朗，晴朗...十天来一直是晴天。过了第十天，还是晴天，晴天，晴天...阳光灿烂到数不清。几个人绝望地说:“就算现在下雨，也来不及了。”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绝望:农民仍然在拼命踩水，他们甚至出来参加。镇上的人们仍然每天仰望天空，希望马上下雨，或者万一有补救措施。他们不绝望，以至于十几天来每天都有几朵云和霓虹灯挂在东南角。它们浮沉，大的小的，亮的暗的，聚的散的，向人们展示着各种要雨的现象，维持着自己的一线希望。有时它们会升起，长大，变黑，仿佛在勇敢地对那些踩水看天的人说:“不要失望！我们带来了雨水！”于是踩水的人增加了勇气，越踩越用力，望天的人得到了希望，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下雨了！下雨了！”老人摇着手阻止他们:“别喊，别喊，会被吓跑的。”很快那些云霓真的被吓跑了，它们在烈日下渐渐下山，越来越少，越来越轻，散开，最后藏在地平线下。人们空欢喜一场，还是回到了热萧条和干旱的恐慌中。每天都有一种空虚的喜悦，但每天都无法逃离沮丧和恐怖。原来这些云霓只是挂着给人看的，空旷给人安慰和鼓励。后来人们识破了，让它们在天空中光明地飘着，只是低着头和酷暑干旱搏斗，得过且过，不被那些虚荣的云霓忽悠。

这发生在去年夏天。然后终于下雨了，但是无济于事，大饥荒终于出现了。农民在泡糠，工人闲着工具，商人守着空柜子，都在等蚕麦成熟，不再回忆往事。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提起过去？因为我画了一幅干旱时期的云霓。从大旱以来所作的画中选出了60幅描写民间生活的画，汇集成册。这本名叫云霓的书被命名为云霓。这不仅是模仿关雎和葛覃，也是以第一句话为题，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心里总是弥漫着大热般的压抑和干旱般的恐慌，也有几个“云霓”总是挂在我们眼前，总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保持着一丝希望，就像去年夏天的情形一样。就把这种情况描述一下，作为本书的序言。

账一算完，我就开始琢磨:我的云霓可以给别人欣赏吗？能满足干旱时代的欲望吗？你甚至不能知道它。因为这里描绘的云霓太小，太少。这些花怎么会下这么多雨呢？恐怕只能给人一个空虚的空间去享受，然后让他们沉入地平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