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风景名胜区导游词是什么

枣庄，地处鲁南苏北交界之地，京杭运河之畔接临沂，西泽，唐代时成村落，因村落遍植枣树，而得其名，自古即为人杰地灵之地，历史名人名家辈出。

封邑千里，食客三千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自荐的毛遂，凿壁借光的匡横以及墨子、滕文公、疏广、疏受、指挥台儿庄的李宗仁等等，都与枣庄有不解之缘。

枣庄历史悠久，却鲜为人知。

深埋于枣庄地下的7300年的新石器，倾诉着这方水土之上人类生息繁衍的足迹，上古时的曾国、滕国、薛国故城，无不讲述着古老动人的传说，台儿庄遗址、李宗仁史料馆，讲述着这座城市在民族危难时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以“山”、“水”、“果”为主题的旅游开发，则以全新的姿态，展示着枣庄形象和魅力。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山体绵延，山峰错落林立，植被葱郁，巢云观、君山望海、落凤崖、抱犊崮顶、十八罗汉洞、黄龙洞等众多景点，与纵横山间涧底的飞瀑流泉，组成一幅幅别样的水墨山水画，而分布于各景点的古老大殿、摩崖石刻以及新开辟的攀岩、探险等活动，更使得以 “山”为主题的旅游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京杭大运河流经枣庄，将两岸原生态的湿地风光、古老村镇、红色革命据点串联起来，形成以“水”为特色的运河风情游。

微山湖波光鳞鳞，湖鲜美味飘香；古镇店铺林立，衙门、兵署、钱铺、酒楼、戏院、会馆，一派明清古镇风貌；柳琴戏、运河琴书、鱼灯秧歌、鲁南花鼓、运河号子等，传唱着浓浓的运河两岸原汁原味的风俗风情；芦苇荡漾，随风起伏，土琵琶曲调悠扬，把铁道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娓娓述说…… 枣庄的长红枣、山亭梨、峄城石榴闻名天下。

峄城万亩石榴园，不仅是峄城石榴的主要产地，更是融生态农业与林业旅游于一体，成为枣庄“果”主题旅游特色。

榴花盛开时节，处处繁花似锦，人海如潮，那榴花红的如丹霞，白的如瑞雪；那枝干形似虬龙，千姿百态，奇崛苍劲；榴花落时，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如搂着果实成熟的芬芳；石榴园内青檀寺、一望亭、园中园、权妃墓、三近书院、观天亭、龙池榴花仙子、茗香社、三香居、降云邸等众多景点，和那一个个动人的民间传说，使得这片万亩榴园，更具迷人的风姿和韵味。

关于临洮遗迹的导游词

临洮，古称狄道，兰州南大门，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古丝绸之路要道，是黄河上游古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彩陶之乡”、“兰州的卫星城“、”兰州的后花园”的称号。

【第1句】：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

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

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第2句】：辛店文化辛店文化是商周文化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一种表现，距今约3600年——2600年。

临洮县辛店镇的辛店遗址，是辛店文化的命名地，除丰富的辛店文化遗存外，还有马家窑文化遗存，它包括辛店镇石郭家行政村的石家坪、郭家沟遗址和辛店行政村的骆驼崖遗址等。

辛店文化的陶器，几乎全都是夹砂粗陶，彩陶器很多。

【第3句】：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以发现于洮河西岸的广河齐家坪而得名，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890年—公元前1620年，是父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此期彩陶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晚期。

齐家文化彩陶以泥质和砂质的橙黄陶器为主，也有部分灰陶。

器形多属壶罐类，壶有小口鼓腹和高领折肩篮纹壶，罐有双耳罐和双大耳罐，以双大耳罐和侈口高颈深腹双耳罐最富代表性。

【第4句】：寺洼文化寺洼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发现而命名，此遗址又名庙坪鸦沟遗址。

寺洼山遗址内除寺洼文化外，还有丰富的马家窑文化遗存。

寺洼文化的墓葬，同时还发现过铜器，其年代距今约为3300年—2500年。

寺洼文化的器形，以罐最多，罐器都是灰砂粗陶。

陶器表面磨光，颈部都有对称的双耳，高肩，马鞍形口沿，平底，表面多为红褐色，间有褐色斑点，一般不具纹饰，有的仅在耳和颈部有附加的泥条堆纹，作曲线状或指压纹。

山西好风光的读后感六百字左右

我愿思绪如风，任其飘远到祖国壮丽的河山，秀丽的山川，领略今朝的大好风光。

然而，那故乡的大海，那独有的风景，是我脑海中永恒的记忆。

故乡清晨的海是活的，层层白浪迎风而起，伴随着跳跃的阳光，在追逐，在嬉戏。

海风轻轻地拍打着堤岸和奇形怪状的礁石，绽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浪花拍打着礁石的声音，好似大海欢乐的笑声。

海面上漂浮着几只渔船，岸边的海水亲切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发出“哗，哗，哗”的声音，好像要将沙滩拥入自己的怀抱。

海风轻轻拂过脸颊，带着淡淡的咸味，清新而又凉爽。

我保准你只要一吹到海风，就会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傍晚，我漫步在海边，远眺大海。

海天相接之处燃烧着玫瑰色的霞光，落日的余晖，给大海铺上了一层红纱。

温柔的风轻拂海面，海水泛着涟漪，涌着碎波，那是大海迷人的笑脸。

“哗-哗-哗”涛声阵阵，那是大海优美的歌声。

啊!好一幅壮观的大海晚景图!我被这故乡大海的迷人景色所征服，浓郁的乡土气息所熏陶，我爱故乡的大海，因为这里风景独美!

用英语介绍随州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的导游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一路辛苦了，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相聚建水。

有句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十年修得同车行”。

我代表我们建水旅行社再次欢迎您们的到来。

说到这大家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我姓杨，叫杨前红，你们可以叫我小杨或者小红，我的朋友常对我说：“前红，前红，与众不同”，那在今天的游览中我会竭诚为大家服务，相信我今天的服务定会给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感觉。

在今天的游览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建议，也可以提出，我有做得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身边这位是我们的刘师傅，他有很长的驾龄，虽说云南山路十八弯，但再怎么弯我们的刘师傅也会带我们走向光明。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游览的主要是建水文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过八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历时比较长，所以请大家带好水。

然后带上一个好心情跟我走。

各位朋友想必大家都初来建水，对建水也不太了解吧，那下面我就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建水。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建水。

建水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光秀丽，精品荟萃，民风淳朴，素有“文献名邦”、“滇南雏鲁”和“诗书郡”的美誉。

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

这里主要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哈尼族、苗族和彝族为主，另外还有傣族，回族等。

建水民族风情绚丽多彩。

有汉族的祭孔乐舞和洞经音乐，哈尼族的芒鼓舞和长街宴，彝族的花灯，烟盒舞和火把节，还有苗族的采花山及傣族的歌舞和风俗习惯等。

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了建水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景观。

建水还拥有丰富的旅游文化古迹，如儒学经院有文庙、崇正书院、焕文书院、学政考棚等；宗教寺院有指林寺、燃灯寺清真寺和云龙山寺等；人居宅院有朱家花园、张家花园、土司衙署等；遗址类有燕子洞古人穴居遗址、碗窑古窑址等；地下岩溶景观类的有燕子洞溶洞群，还有其他一些旅游资源如双龙桥、朝阳桥、小桂湖、龙岔河古墓葬群建水老井等；还有一些文化民村民镇如临安镇、曲江镇、官厅镇和团山村等。

说到这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人会说“我介绍的都是些玩的，那吃的和特产呢

”别急下面我就带大家进入建水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

建水美食有很多一说到建水大家想到的肯定是建水烧烤，但除了烧烤建水还有很多出名的美食如汽锅鸡、临安烧豆腐、传统名宴“三叠水”草芽还有燕窝及燕窝制品。

另外建水最出名的特产就是建水紫陶了，建水紫陶因质地细腻，清新光洁，透气性好“色如钢，音如磐，明如镜，光鉴照人”被称为“陶中一秀”。

也是送礼的好选择。

们一起走进这座文化大观园，感受一下“文献名邦”的深邃内涵吧

文庙又称孔庙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孔子和推广儒家教化而兴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据史料记载，明代全国就有府、州、县三级文庙约1560所，清代则增至1800多所。

建水文庙始建于元朝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经历代50多次扩建增修，占地面积已达114亩，其建筑规模、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程度，都仅次于山东孔子家乡的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全国大型文庙中名列前茅。

建水文庙历经700余年能得以比较完好的保存下来，为人们研究我国古代尊孔崇儒的历史，研究传统的建筑艺术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条件。

现已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水文庙分为六进空间，主要建筑有包括一池（泮池）、一坛（杏坛）、一圃（射圃）、二殿（大成殿、崇圣殿）、二庑（东庑、西庑）、二堂（东明伦堂、西明伦堂）、三阁（尊经阁、奎文阁、魁星阁）、四门（棂星门、大成门、金声门、玉振门）、五亭（静一亭、思乐亭、斋宿亭、西碑亭、东碑亭）、六祠（仓圣祠、忠义孝悌祠、名宦祠、崇圣祠、寄贤祠、乡贤祠）、八坊（太和元气坊、洙泗渊源坊、礼门坊、义路坊、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圣域由兹坊、贤关近仰坊）。

整个建筑宏伟壮丽，结构严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为建水这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享誉全国的文化殿堂吧，各位朋友请抬头看文庙大门“太和元气”坊，。

它高9米是文庙的单体大门，是一座石木结构，三门五开间式的牌坊，整座牌坊采用雕刻造型装饰，姿态生动的六狮，二象拖着檐梁吊柱，是力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门头上的“太和元气”四个贴金大字，意为“天地浩然之气”是赞美孔子思想得天地之正气如同天地生育万物。

这也说明文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办学的地方，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大道之行，不择地至，大道兴而圣教兴，以道兴教”的含义，也透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气息。

次间木栅栏门的门头板上，刻有清雍正年间重修此坊时临安府主要军政官员的名字，左为文职官员，右为武职官员。

石砌须弥座夹杆石上雕刻除了有狮象之外还有有龙，这是建水文庙不同于其它文庙的石作特色之一。

这就是一进。

好了我们往里走，各位朋友请看这个姿态庄严，文化气息逼人的立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孔子铜像。

它高3米，重675公斤，基座高

【第1句】：5米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在1999年来建水参观考察后，慷慨捐资铸造，于2000年12月3日落成。

各位朋友，你们看到前面的荷花池了吗

这就是有名的泮池。

你们也知道我们云南有十八怪吧

其实我们建水也有十八怪“建水十八怪”，其中有一怪就是“半亩方塘也叫海”。

这半亩方塘讲的就是文庙的泮池，说是半庙，其实建水文庙的泮池有45亩之大，列全国第一。

全国的文庙都有泮池，独建水文庙称泮池为“学海”，取“学海无涯”句。

所谓泮池，就是个大水池，呈半圆形，上有拱桥连通。

古有在学府前建泮池能振兴学业之说，所以其多用于孔庙、文庙、学宫等建筑中。

为什么会有泮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周代天子宫前设池为圆形，而诸侯只能用其一半，以示区别，故称为“泮池”。

另一种是：天子之学为“辟雍”，诸侯之学称“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故称为“泮池”。

古时曾把学校称为泮宫，校内的水池叫泮池。

不过泮池这个称谓太高雅，也不顺口，所以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它学海，既表示学校里的海，又寓意为学无止境

唐崖土司城导游词是什么

遗址位于咸丰县尖山乡唐崖河畔，土司城始建于元至六年（公元1346年），明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进行扩建，辟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

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候庙、玄武庙等寺院。

　　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咸丰县尖山乡现改名（唐崖镇）唐崖河畔，土司城始建于元至六年（公元1346年），明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进行扩建，辟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

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候庙、玄武庙等寺院。

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废唐崖司。

现在土司城遗城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牌坊，是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修建的，正面刻着荆南雄镇，反面刻着楚蜀屏翰，两面镌有土王出巡、渔南耕读、云吞雨雾、哪咤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图案。

牌楼正面的唐崖河畔，存有石棺、石马各两尊，石人仪态庄重肃穆[1] 。

　　400余年雨蚀风化，木质建筑于20世纪70年代失去最后轮廓，但条石铺设的街苍、土石垒砌的城墙仍清晰可见。

　　唐崖司村,面临唐崖河,背靠玄武山,距县城30公里。

唐崖土司系著名“九溪十八峒”土司之一,咸丰县四大土司之最。

所辖范围方圆近二百里,城址内随处可见残缺砖瓦,以及残陶、瓷器碎片,文化层最厚处可达1米左右,现城址中还保存着土司时代的重要文物遗迹,如石牌坊、石人石马、土王坟以及城墙、街巷等。

1992年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崖土司,覃姓,世代居宦,相沿一十八代,历位460余年。

元时建制,功授宣慰使司；明洪武四年(1371年)因过降为长官司,永乐二年升授安抚司,并颁授活龙、苍蒲二副司。

天启年间,覃鼎奉命征讨,战功卓著,蒙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授宣慰使职，朝廷赐皇令二道、牌坊一座,上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清康熙十八年又降为长官司,直至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为止。

　　　　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代初期,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拥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建有衙署、宫言堂、大小衙门、存钱库、牢房、阅书院、靶场、箭道、左右营房、万兽园，等还有8大寺院36箍井。

现存的遗址东西长77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5775平方米。

整体建筑分政治、宗教、军事、文化、经济、综合、娱乐和墓葬八大组成部分。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第7句】：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广汉三星堆导游词，一定要写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

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

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

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

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

“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

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

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

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

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

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

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

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

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

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

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

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

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

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

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

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

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

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

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

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

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

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

【第3句】：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

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

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

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

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

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

坑底长

【第4句】：01米，宽

【第2句】：8米，深

【第1句】：46～

【第1句】：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

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

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

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

【第2句】：1米，深

【第1句】：4～

【第1句】：68米。

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

【第1句】：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

【第2句】：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

【第3句】：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

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

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

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

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

【第64句】：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

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

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

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

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

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

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

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

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

【第46句】：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

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

【第2句】：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

【第1句】：72米。

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

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

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

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

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

还是拿着什么东西

拿的是一件物品

还是两手各拿一件

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

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第五组：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

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

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

　　　　第六组：凤鸟翔云—青铜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

　　　　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

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

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

　　　　第七组：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

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

　　　　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

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原来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

　　　　第八组：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顶尊人像、大象头冠人像　　　　鸟脚人像　残高

【第81句】：2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0厘米，上部人身残高

【第31句】：2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

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

　　　　大象头冠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残高40厘米，人像下部残断，遗憾的是与前面介绍的鸟脚人像接不上。

人像头上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两侧高耸着耳朵，中间卷曲的是象鼻子，象口有小圆孔，可能是原来安装附件的，口部两侧有太阳纹，人像的手势与大立人像的非常相似，但是两手的位置要错开些，右手的小拇指翘着，这种手势会不会是某种作法的姿势呢

　　　　顶尊跪坐人像　通高15厘米，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短裙，头顶一带盖圆钮双手上举的护尊，跪在一个山形座上。

它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以尊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具体用法。

　　　　第九组：天鸡唤日—青铜雄鸡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

【第40句】：3厘米其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抽象艺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件铜鸡不是一般的家禽，可能正是古人心目中呼唤日出、呼唤光明的“天鸡“的形象。

　　　　第十组：精气长存—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

【第40句】：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

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

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是固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

　　　　第三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第一组　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影响　　　　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上千件文物宝藏的出土，震惊世界，正如张爱萍将军题词所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

罗森感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开始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先后赴瑞士、德国、英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鎔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黄菊等先后到博物馆参观，中外知名学者、国外友人来馆参观后，对三星堆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组　辉映学林——三星堆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星堆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它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还涉及艺术、宗教、民族、神话等领域，它从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成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范例，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三星堆的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与日俱增。

　　　　第三组　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发掘经过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祖孙三人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他们将这些玉石器分散埋在住房四周，一年以后才取出一部分馈赠亲友。

　　　　后来这些器物出现在古董市场上，又辗转流传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发掘，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治安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在10天后便告结束，但出土各种玉石器、陶器等600余件。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

郭沫若先生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50年代，以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几次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捐出了其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石器。

60年代以后，三星堆考古进入新的阶段，在数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冯汉骥先生预言道：“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8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进入大规模的连续科学发掘阶段。

1980年，四川考古界认定三星堆是一处重要遗址。

1980－1981年，“三星堆遗址”命名被正式提出并引出了“三星堆文化”的概念。

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一带找到了大量文化堆积层，并探明遗址总面积为四平方公里。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令世人震惊的一、二号祭祀坑分别于7月、8月出土，至此，叩击了数十年的古蜀历史的大门终于开启，几代考古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探幽发微，使这支已经淹没数千年的古代文物精华被正式发现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三星堆遗址与河南安阳殷墟，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遗址发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两大范例。

　　　　第四组　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历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多并且多有建树，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悬而未决，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如：　　　　三星堆文化究竟源自何处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归根何处

　　　　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消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坑器物的掩埋

　　　　陶器上的符号是什么含义

　　　　诸如这样的的问题在三星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古蜀国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撩开，三星堆的解谜也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

安阳文字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 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 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韦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韦”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第1句】：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第2句】：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第3句】：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第4句】：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第5句】：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

【第1句】：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第2句】：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第3句】：附加声符：“鸡”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第4句】：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来声，它的声符“来”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第5句】：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这里放不下，你如果需要就发电邮吧，我回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