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中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的介绍.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

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

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答案来自网络

青铜纵目面具和三星堆鸟类图腾文化有什么关联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

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

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

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

简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的艺术特色

青铜面具，是一种古代假面。

主要分为殷商青铜面具和三星堆面具。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是上个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9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单。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人面具，共出土人面具20余件，分大、中、小三型。

这些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文物中最有特色同时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之一，它们是中国时代最早和出土规模最大的面具群体。

目前，在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器馆的展厅内，陈列有青铜面具专厅，重点展示纵目面具、戴冠纵目面具和特大型面具。

其中，一件面具高

【第64句】：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一具中型面具高

【第22句】：5厘米，宽

【第42句】：5厘米，面具呈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穿孔，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

最值得关注的还有一具宽

【第1句】：32米、高80厘米、重100公斤的青铜大面具。

广汉三星堆导游词，一定要写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

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

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

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

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

“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

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

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

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

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

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

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

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

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

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

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

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

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

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

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

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

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

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

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

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

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

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

【第3句】：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

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

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

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

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

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

坑底长

【第4句】：01米，宽

【第2句】：8米，深

【第1句】：46～

【第1句】：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

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

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

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

【第2句】：1米，深

【第1句】：4～

【第1句】：68米。

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

【第1句】：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

【第2句】：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

【第3句】：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

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

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

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

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

【第64句】：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

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

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

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

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

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

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

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

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

【第46句】：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

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

【第2句】：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

【第1句】：72米。

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

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

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

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

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

还是拿着什么东西

拿的是一件物品

还是两手各拿一件

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

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第五组：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

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

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

　　　　第六组：凤鸟翔云—青铜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

　　　　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

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

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

　　　　第七组：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

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

　　　　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

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原来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

　　　　第八组：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顶尊人像、大象头冠人像　　　　鸟脚人像　残高

【第81句】：2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0厘米，上部人身残高

【第31句】：2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

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

　　　　大象头冠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残高40厘米，人像下部残断，遗憾的是与前面介绍的鸟脚人像接不上。

人像头上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两侧高耸着耳朵，中间卷曲的是象鼻子，象口有小圆孔，可能是原来安装附件的，口部两侧有太阳纹，人像的手势与大立人像的非常相似，但是两手的位置要错开些，右手的小拇指翘着，这种手势会不会是某种作法的姿势呢

　　　　顶尊跪坐人像　通高15厘米，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短裙，头顶一带盖圆钮双手上举的护尊，跪在一个山形座上。

它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以尊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具体用法。

　　　　第九组：天鸡唤日—青铜雄鸡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

【第40句】：3厘米其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抽象艺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件铜鸡不是一般的家禽，可能正是古人心目中呼唤日出、呼唤光明的“天鸡“的形象。

　　　　第十组：精气长存—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

【第40句】：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

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

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是固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

　　　　第三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第一组　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影响　　　　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上千件文物宝藏的出土，震惊世界，正如张爱萍将军题词所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

罗森感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开始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先后赴瑞士、德国、英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鎔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黄菊等先后到博物馆参观，中外知名学者、国外友人来馆参观后，对三星堆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组　辉映学林——三星堆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星堆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它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还涉及艺术、宗教、民族、神话等领域，它从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成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范例，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三星堆的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与日俱增。

　　　　第三组　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发掘经过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祖孙三人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他们将这些玉石器分散埋在住房四周，一年以后才取出一部分馈赠亲友。

　　　　后来这些器物出现在古董市场上，又辗转流传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发掘，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治安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在10天后便告结束，但出土各种玉石器、陶器等600余件。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

郭沫若先生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50年代，以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几次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捐出了其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石器。

60年代以后，三星堆考古进入新的阶段，在数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冯汉骥先生预言道：“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8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进入大规模的连续科学发掘阶段。

1980年，四川考古界认定三星堆是一处重要遗址。

1980－1981年，“三星堆遗址”命名被正式提出并引出了“三星堆文化”的概念。

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一带找到了大量文化堆积层，并探明遗址总面积为四平方公里。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令世人震惊的一、二号祭祀坑分别于7月、8月出土，至此，叩击了数十年的古蜀历史的大门终于开启，几代考古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探幽发微，使这支已经淹没数千年的古代文物精华被正式发现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三星堆遗址与河南安阳殷墟，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遗址发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两大范例。

　　　　第四组　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历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多并且多有建树，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悬而未决，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如：　　　　三星堆文化究竟源自何处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归根何处

　　　　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消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坑器物的掩埋

　　　　陶器上的符号是什么含义

　　　　诸如这样的的问题在三星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古蜀国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撩开，三星堆的解谜也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

研究报告：三星堆的面具特点一篇 600字 拜托了

神秘面具与三星堆文化 面具承载着人类思维意识的发展和宗教情感，在史前人类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孕育诞生，几乎与文明史同步发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面具。

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面具反映了民族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的发展与变迁，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巨大怪异的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15件面像，A型3件、B型8件、C型4件。

最出色的面具当数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该面具宽138公分，高65公分。

一对雄视古今威武雄壮的扫帚眉，眉宽近7公分，眉尖上挑。

扫帚眉下，一双炯炯巨睛，更是可以惊倒天南海北的游客，因为眼球从狭长的双眼中柱状外突，突出眼眶长达16公分，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公分。

有棱有角的鹰钩鼻，阔嘴嘴角上翘接近耳根，招风大耳状如猪耳，却竖直向斜上方伸出，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

这样大的面具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亦极为罕见，这一幅尊容，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模样最奇特怪异的面貌。

另外两件A型面相略小，其中一件额正中饰有一高68．1厘米的夔龙型额饰，夔龙身尾高高竖起，头端与鼻梁衔接，龙身两侧各有一尾内卷的环形穿，中部一单翅根的刀状羽翅。

有人认为与传说中“人的鼻孔与天上的云气相通”有关。

别看这个纵目面具风格奇诡怪异，样子显得很凶，但下细一看，朴素的风格却使它显得并不恶，让人在心生敬畏之余，隐隐约约有点喜欢。

这个大耳纵目、狮鼻阔口的青铜面具，一天不知要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外国游客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许多年轻人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一。

参观者站在它的面前，神采飞扬地说那双凸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如变焦镜头般地可以伸缩，另一个带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

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堕”，即从天而降，青铜纵目面具确有几分神奇如天外来客一般? 对于这个纵目面具，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千里眼顺风耳”形象，用夸张的眼球和伸长的大耳，希翼获得超等的望远能力和听力；第二种则认为它与古蜀王蚕丛有关，“蚕丛纵目”，眼睛鼓出来是古蜀蚕丛氏的特征，青铜纵目面具是蚕丛王的神像。

过去，“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瑰瑰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还有一种则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

其实，纵目的形象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眼睛那么娇嫩，眼球突出来那么长，很难经受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这一形像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还处于原始阶段时，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结果；再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蚕丛氏纵目，《山海经》也有一个“纵目”之神烛龙，“直目正乘”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

也有一说认为“纵目”是二郎神或灵官的眼睛，民国《邛崃县志》记载：“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

”贵州道真县的傩戏中有一个角色叫孽龙，其面具眼球突出跟眶5厘米左右，追本溯源，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蜀王子从四川辗转贵州、广西逃到越南北部．似有某种联系：B型面具为人面造型。

状若常人．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阔而瘪，嘴角下勾，耳垂上有穿孑L，眉、眼也曾用黑色颜料勾画过。

C型面像造型与B型相近，但脸型瘦长，下颌较窄，鼻棱尖直凸出，嘴角上翘。

这些面像的用途，学术界意见尚不统一，硕大无朋的纵目神像，可能是古蜀人的图腾徽记或古蜀先王的面像，用于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是神庙中的主神。

B、C型面像虽有变型与夸张，但尺寸与真人之面差别不大，是神庙里用于日常祭祀活动的配神，有人甚至设想，这些面像另有身躯相配套，另有一说则认为当时建筑物宏大壮观，是挂在建筑物上的装饰件。

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现代人有“往某人脸上贴金”的说法，三星堆文物中却真有实物例证。

三星堆出土有4件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有圆顶的，也有平顶的，其中一尊青铜人头雕像，出土时带着的金面罩完好如初，金面罩由纯金皮拓展而成，包颐齐额，两边连耳朵都全部罩住，只将眼和眉毛露出。

经分折，发现金面罩使用的粘合剂，竟是用生漆调合粘土粘上去的。

4000年悠悠岁月，居然设有使其剥蚀脱落，没有褪掉其灿烂金光。

黄金属于贵金属，自古以其富丽的形态，辉煌的光泽，和延展性大、质柔软、化学性质稳定等优越的自然属性，被人间视为珍宝，一直到现代都被全人类当作硬通货使用。

金光闪闪的金面青铜人头像，显得尊贵而富丽非凡，如同天神降临人间。

用句时髦的话说，简直是“酷呆了”、“酷毙了”，这种在当今仍显新潮的扮靓，显示出古蜀先民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及不同凡响的追求，创造出留芳千古的艺术形象。

古蜀先民为什么要在脸上贴金呢?他们的着眼点已无法弄清。

一种可能是贴上金面，显示祭祀对象的无比尊崇，和祭祀人无尚敬慕之情。

另一种可能或许与古代的巫舞有关，戴上假面跳起巫舞，用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

这种文化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曾训练了熊、罴等六种猛兽与炎帝作战，六种猛兽可能是六个氏族的图腾；也可能是是一些使用巫术，戴着猛兽面具的舞蹈队伍。

尧舜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是敲打着用石头制造的乐器，披着各种兽皮的舞蹈者一齐跳舞。

商周时期巫风盛行，周代宫廷傩祭时，就有一个“方相氏”领头，他戴着假面，假面上四只眼睛金光闪闪，穿着黑衣服，系着红裙子，手上蒙着熊皮，一手拿戈一手执盾，领着打鬼的队伍，四处跳跃，发出“傩、傩……”的叫声，以驱除恶鬼，保证一年不生疾病。

“傩舞”一直流传了下来，至今西南地区还保留“傩舞”这一传统，这些“傩舞”或许就与三星堆的金面罩、面具有传承关系。

戴黄金面罩在中国确属罕见，但在西亚和埃及却有相同的例证，黄金面罩最早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也是饰以金箔的。

埃及的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就是黄金面罩。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及黄金面罩，年代虽然比西亚和埃及稍晚，但其大小和制作工艺完全不比后者逊色，三星堆文物中出现了西亚和埃及的文化因素，确实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谜。

用黄金面罩盖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面具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而且出土的40多个青铜雕像中，仅有6个带有金面罩，这样做仅是一种显示尊崇的装饰，还是带有某种巫术的含义?仍是一个谜。

2001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邮政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分别是中国三星堆金面罩头像和埃及图坦卡蒙金面罩，(图坦卡蒙是3300多年前埃及鼎盛时期的法老。

)反映出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联系、认识和比较。

惹人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颈部全都呈倒三角形，它们的下面会不会有泥塑或其它材料制作的躯体?它们会不会是“人祭”的代用品，用以象征被杀的“人牲”? 头颅崇拜作为灵魂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曾留下了遗迹。

远古时，有一些民族，曾用猎得的人头做某种祭祀仪式。

人牲(人头)用于规格最高的祭祀，被认为是最灵验的。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源于头颅崇拜的猎头之俗多见史载。

历史在进步，巫师们在祭仪中也逐渐摈弃人头血祭，遂以人造的骷髅或其它造型面具代替人头。

作为历史信仰的遗响，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纳西族等在寺庙跳神时，至今仍要佩戴骷髅形面具。

三星堆的面具为什么那么奇怪

原始神灵观念尽管还很粗,但已是一种具有突破性质的观念存在,是人类认识史上次重大飞跃。

从石器时代开始,原始人由梦境,设想到一种脱离肉身的他者———灵魂的存在,进一步设想出不死的精灵,再设想出创造不死的“神迹”,原始宗教就此产生。

它超越了人的渐进式发展,展开想象的翅膀,将人类意识与存在的混沌状态打开,并开始建立“超自然力量”的信念,神话开始产生。

超自然之神灵观念使人产生对神的依赖,“原始人一旦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生出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灵观念,必然产生出对神灵的依赖之感和敬畏之情。

随着神灵观念的演进,神的神性愈益崇高,神的权能日渐强大,人对神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也就相应膨胀。

对神的信仰愈是虔诚,人的宗教感情便越发强烈。

情动于中势必发生于外”,这种宗教感情发之于身体便是舞蹈,发之于语言便是神话,当语言和动作尚不足以表达,一种象征出现了。

“神灵只是幻想中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神有实在的感触,所以,一切表现神灵的事物便不能不是拟人化的、象征性的。

或者用某动物传性的实物和偶像象征那本属虚无的神灵,或者用比喻性的语词来表达神灵的性状,或者用模拟化的身体动作再现神灵的活动……一切象征性的表现,都是人性的创造活动,成为形象化的艺术”。

在这当中,最为普遍的象征,为东西方各国早期人类共同使用的神器,便是作为神灵偶像的模仿之物———面具。

三星堆近百件青铜面具正表明一个神灵偶像时期在古蜀的真实存在。

一、面具与神话按照发生学观点来看,面具与神话有着共同的起源。

从时序上看,神话起源于活物论时期(袁珂先生观点),面具的起源时间在旧石器时期的晚期,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面具起于“远古时期”。

从其构成模式来看,它们都起于一种仪式化的再生模式。

三星堆面具类型分为人面具与兽面具两大种类,人面具有21件,分四种器型,其中C型面具最具有典型性,大小、型制基本相同,皆为“面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鼻翼不丰。

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一圆孔。

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正中各有一方孔”。

这类面具与人像的形式相似。

五官在拟人基础上进行夸张变形。

兽面具则不同。

三星堆共出土3件兽面具。

造型相同,皆为“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角状向前伸出,鹰钩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口逢深长,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

大兽耳向两侧展开”。

其中以A型最特殊,即称为“戴冠纵目兽面具”的标本K2②:142号器。

它特殊之处在于额上有一夔龙形额饰高高伸出,夔龙有身有尾,造型极为神秘。

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寻找与三星堆铜面具的内在程式、结构模式相似的因素。

三星堆面具的形式感极为明显,特别是集中在眼部:“纵目”或“大眼”。

这种极易辨认的古代形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们蕴含了人类的宗教情调和强烈的训诫意义。

在这些令人惊奇的形式中,起制约作用的竟是几何图形的简洁风格,这本身就是超自然力的神话模式作用的结果。

每张面具都隐藏着独特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应来源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

神话是原始宗教最丰富、最生动的演绎。

原始人对神灵的依赖必然表现为对神的祈求,献祭等崇拜行为。

祈求与献祭在放大神的作用的同时,又限制了人的作用,产生种种禁忌。

神话则是对禁忌的突破,人也只能在神话中既保持住禁忌,又最大程度的表达对神的依赖和崇拜。

早期面具的出现,正是对神话的演译,戴上面具的祭祀仪式,正是无所不在的超自然力的神话威力的表达。

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神话被解释为故事、叙述或情节。

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时代,维柯《新科学》第一次为神话做了科学的解释。

维柯认为神话“象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

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者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

我国著名的神话研究学者袁珂先生对神话的产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刚从动物脱离出来的原始人类,开始制造简单粗陋的工具,从事集体劳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使分节语言发展完善起来,借以交流经验,表达思想感情,并凭借着它从事简单幼稚的原始思维活动。

这种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做自己和群体的联系。

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叫它做神话思维,由此而产生的首批传说和故事,我们便叫它做神话”。

“原始社会前期———活物论时期的神话,多把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自然现象看做是活物,从而产生了在模糊意识中的宗教的萌芽,也产生了许多类似童话或寓言的天真烂漫的故事”。

这些模糊的“宗教意识”及“寓言”故事,作为一种原型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下来。

“神话表明它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被用来赋予混乱的日常事件一种象征的,甚至是一种诗意的秩序”。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意识活动中,神话建立起一种对位结构(T·S·艾略特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实施系统,建立起秩序,使混乱的历史获得了某种形式和意义。

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成为理性和非理性之根,意识和无意识之源。

弗雷泽的《金枝》,论述了古代的神话、祭祀仪式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变化等自然节律密切相关。

由岁月更替联想到人们的生死繁衍,创造了神的死而复生的神话传说。

这种神的再生神话和仪式,实际上是对自然界季节更替植物枯荣的模仿。

此外,弗雷泽还发现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神话和祭祀仪式具有相似性。

他发现了世界各民族都有关于神死而复生的神话传说以及祭祀、欢庆神死而复生的仪式。

“死而复生”这是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

“神的再生”原型同样是面具产生的基本心理模式。

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和兽面具,如果从使用目的来看,可分为三类,即图腾面具、鬼神面具和祭天面具。

这三类面具中都可以看到祭祀神死而复生仪式的影子。

比如金面罩人面具”。

许多三星堆研究专家将其归为代表蜀王或大巫师“再生”的神器。

它作为现实存在的曾经真实的人物已经化身为神,人们通过面具、神像祈求再生。

神的再生”这一原型示了面具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神话的象征意义与远古人的宗教意识通过面具在图腾仪式中延续下来。

面具以神的再生作为内在心理模式,以神话故事作为其构成的外在依据,因此每一张面具的首要因素就是神秘。

这种神秘性带着远古的气息走来,不受时光的磨损,三星堆青铜面具如同发出大量含混话语的魔具,它们雕刻得坚定威严,又神秘莫测。

由于眼部和嘴部的突出,显示出古蜀神话中“蜀人纵目”的主题。

相比较埃及面具的“贪婪”特征,它的特征似乎为带有“悲苦”的神秘,我们没有看到一张带笑的脸,也没有看到带有女性特征的脸。

所有的面具都有很硬的线条,与青铜立人相似,均为大眼、宽嘴。

所有这些特征赋予神灵,是为了使神更知人间艰难,从而更具威力以抵御虎豹财狼,使“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左传·宣公三年》)。

此外,神话具有“随时重生性”(马林诺夫斯基语),这构成了面具在信仰功能上的反复重复性。

古老的面具特征一旦形成,则随时光而不断重现,反复提示信仰的一致性。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是人类信仰的自然产物,因为不管任何力量,要使人们相信的话,非有效的记录不可,非得办得通而且被人们知道是办得通不可。

每一个信仰都会产生它的神话,因为没有信仰是没有奇迹的,而主要的神话不过是叙巫术的荒古奇迹罢了”。

原始社会里面最模范最发达的神话,乃是巫术神话……神话的作用在于证明信仰的真实”。

这样一来,光靠神话的口头流传就不够了,要证明信仰的真实,就需要信仰赋予真实可信的形式,面具担当了这个任务,所谓“大道无行”是后人的说法,原始人思维结构决定其要为信仰赋“形”,他们需要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事物来代替信仰的传播。

但是神话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也不是凝固的,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超越的。

“神话不是过去时代的死物,不只是流传下来的不相干的故事;乃是活的力量,随时产生新现象,随时供给巫术新证据的活的力量”。

神话的更新是世俗社会的需要,“神话是一切文化底必要成分之一。

我们已经见到,神话是随时重生的;每一项历史变迁都创一个神话,可是神话只是间接地历史事实有关。

神话是活的信仰所有的恒常副产品,因为活的信仰需要奇。

尽管“随时重生”,神话的基本模式是不变的,这就是: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神话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社会心理起作用,社会心理总是在变化,神话也总是“重生”。

神话对信仰的作用既是更替变化的,又是本质上不变的。

我们看到三星堆近百张面具,都有不同的特征,但一旦将它们与埃及面具、南美面具放在一起,我们一眼便能辨认其整体特征的一致性。

它不断地随着神话产生活的形象,又不断地使基本信仰重生有了可以触摸的形式。

二、面具与“自我”的对位神是面具的重要主题,但不是唯一的主题。

从雕刻形式的重复使用及类型化的表达来探讨面具形成的内在心理模式,我们不仅看到“神的再生”,同时也看到与“自我”的对位。

面具是人类在原始宗教时期借助“镜像”语言所表达的自我在神灵面前的缺失和复位。

三星堆面具具有统一的雕刻形式。

在各个面具之间,在各自的功能之间,这种统一的形式形成了一个既对立又联合的系统。

它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表明了这个系统与人类心理结构形成过程的对位关系。

法国哲学家拉康认为,人类在进入正常的语言文字社会和符号系统之前,有一个“镜像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类有了自我确证的力量。

而完成这种自我确证的工具,正是面具———“镜像”。

人类借助于面具———“镜像形成”这种自我认识力量,类似于拉康描述婴儿(与人类童年期相似)借助“镜像”而进行了“缺失———复位”的游戏。

就好像婴儿会尝试着在镜子面前突然把头或者某个部位躲藏起来,然后迅速的复位,几次尝试之后,映像多次复位,不经意间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

通过“缺失———复位”的游戏,有了对自我的整体意识,“前镜像期”的感知片断和记忆碎片都开始向这个镜像中的映像集中,进而形成整体形象。

这个整体形象还不能称之为自认自足的“自我”,但已走过了由混沌向分裂跨出的一大步,通过这一步,主体在认定一个影像之后自身起了变化。

这是关于外在形象的缺失与复位。

在镜像阶段的后期,拉康区分开了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识,一方面肯定主体自我确认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将自我映像与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联系起来,同时也完成了与映像的疏离。

这个疏离是一次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确认,通过“镜像阶段”人类已经不再受“物我合一”的局限。

转而可以从局部的角度观察映像和他人,视角的转变为社会发现打下了基础,也使人类由混沌的状态站到了观者的立场。

这个时期面具就出现了,一方面它确认自我;一方面它使自我和偶像疏离。

三星堆面具时期就是这样一个类似“镜像时期”的阶段。

面具有类似“镜像”的作用,人们把自我从“物我同一”的阶段分离出来,赋予面具以本体论的功能,人得以从面具上确认自我意识。

在这里,“神”既在彼岸又在此岸。

古蜀先民充分发挥了想象的能动性,将来自原始神话母题和生活场景中的种种碎片建构成新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外在实体。

面具是这种实体最好的载体。

首先它具有人的外在功能:口鼻耳目等形状;第二,它可以根据想象变型;第三,它具有祭祀仪式中的装饰作用;第四,它可以在拟出的场景中神圣化。

当面具化的心理结构形成后,与此相关联的任何心理结构都可唤起想象之维。

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个体的自我本体的想象。

三星堆面具已经具有个性化了。

比如根据发饰和戴冠形式的不同,便可分成两种:二号坑出土的Ba型面具,“平顶编发,头发向后披,发辫垂于脑后,上端扎束”;Bb型则平顶戴冠,头戴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

或头顶编发,或脑后垂发,或披发,显示了面具主人的身份、个性的差异。

通过面具的象征作用,找到虚构中的“自我映像”。

但是,找到面具———自我映像却不能等同于找到自我。

拉康分析过二者的区别:自我“似乎是非常典型地展示一种象征母体,其中‘我’被突然促成为一种原始形式,在它于认同者的辩证中被客观化之前,也在语言在普遍意义上恢复它作为主体的功能之前”。

自我的作用是为主体确定了一个基本的点,使其从“物我同一”的混沌中脱离出来。

此外,自我清晰地确定了他人的存在,在确立自我的同时,也确立了他人(他物)。

面具在确认了所有者的自我意识的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神的存在,为神的存在创造了空间。

如果说面具意味着祈祷者,面具的“他者”就意味着祈祷的对象,面具与人、神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也为主体的存在做好了准备。

面具时期是“自我确认”时期。

面具离不开它存在的环境,它呈现在与人和神的共同关系中存在,只有到了自我的反思阶段,脱离了面具(影像)的时代,人类才能进入主体时代或称人本体时代。

因此,可以说面具,这一或实或虚的概念,是人类通往主体意识的第一道门槛。

拉康分析了这个“意识上的自我”,这种自我,在他看来,只是一种符号之间的互指关系,与自我本身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认为:“镜子阶段是场悲剧,它的内在冲劲从不足匮缺奔向预见主体的能量———对于受空间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策动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形形式的那种狂想———一直达到建立起异化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由此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循环的打破,导致了对自我验证的无穷化解。

”这里可以得出面具形成心理结构的三层含义:第一,面具体现自我意识的依据是想象和幻象,这些想象和幻象在经历了类似镜像语言,从中返观自身的阶段后,便演化成对镜像(面具)语言的认同,这种认同具有强烈的意识化倾向,从而影响对主体概念的认识。

第二,面具的影像本质是结构化的存在。

构建这个存在的是面具内外的两个符号,即拉康所说的“能指”与“所指”。

当面具与它所代表的象征形成互证关系时,符号化的意识活动开始了,这就使主体的存在掉入了幻象和符号的陷阱,面具的影像语言越强,主体就越模糊。

当一个面具集人、兽多种面部特征及日月星辰等符号标识时,我们很难在上面寻找到主体,于是,主客之间的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信赖于个体的影像体验和影像体验所产生的幻象,想象秩序形成了。

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作为象征物的面具的产生,因此,无论人还是神、兽面具,都要遵循“意识上自我”的视觉逻辑。

而想象界的最终归属是无意识领域,在这个阶段,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欲望和幻象的碎片。

三、面具与原型的对位原型在神话与原始意象中起桥梁作用。

原型是一种秩序化、结构化的心理功能,原型的物化表达形式之一是作为象征物的面具。

面具的产生,凝聚着人类不断变化着的历史经验,心理经验和情感能量。

当人的自我在与“镜像”不断对位———缺失———复位的过程中,神话原型产生了。

神话是人的自我力量得到确证的必然结果。

当人站在“他者”的立场审视他所生存的环境,神话的“原型”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力量借助于原型超越自身的限制。

三星堆面具的心理依据来源于神话记忆的“原型”;面具的雕刻形式,则来源于神话母题的具体意象。

与神话有关的“原型”,是集体无意识显现的形式。

荣格认为,原型和集体无意识是紧密相关的。

原型既是形式,又是抽象的,它是一种先天的塑造能力和一种形式组织能力。

他说:“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仅由形式所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个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

这种心理反应所具有的先验形式,具有先验的规范作用,能将源自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类似恐惧、惊栗、迷狂、敬畏等心理内容先验地加以规范,并达到某种共识。

荣格说:“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

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引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是“情绪”,那么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原型”,它们的存在来源于遗传,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在某一种族、族群中普遍地存在着。

荣格解释原型的形成:“是从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

由于原型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

它与面具的形成就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个面具从制作形式的构思阶段到它形成后影响作用于他人,都必须依赖于一个部落、氏族、民族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心理内容是通过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的,可以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身上反复出现,它是一种“种族记忆”。

我们从现在贵州滩具的五官分布上仍可以找到类似三星堆的符号:宽眉、大眼、方耳、阔嘴,显示出种族的共同记忆即原始特征。

列维·斯特劳斯说:“面具从一个集团传播到另一个集团之后,如果雕刻形式保持不变,则其语义功能则被颠倒过来。

相反,如果语义功能保持不变,则其雕刻形式就被颠倒过来。

”我们可以在三星堆面具和青铜器中找到龙的原型———“夔龙戴冠纵目面具”;鸟的原型———兽面具、鸟面具、鸟脚人像;羊原型———羊角冠,羊首龙身像,以及人和其它动物的原型等等,我们称之为“面具原型”。

这些不同的雕刻形式反映了不同部落集团的种族记忆,为他们所祭的神灵提供了预设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神话母题的集体无意识内容。

它们在各不同氏族中转换,但是又有着联合。

由于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族属,其“语义功能”的“颠倒”并不明显。

这是因为面具与原型“语义功能”的对位始终保持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在这个时间跨越近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从陶器、青铜器上见到的语义系统高度统一,这是“原型”的作用使然。

古蜀族人并非有意识地感受到原型的存在。

它们只能象征性地出现在意识中,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通过面具这类艺术符号在无意识中转变为宗教化的艺术形象。

这些原始意象,即原型,之所以能遗传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面具、铜像、铜器、陶器这些艺术化的载体。

漫过历史长夜,一代一代以符号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这类器物中,到了汉以后,开始有了架上艺术和成熟的语言文字,从而得以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

也正因为如此,荣格说,在艺术作品中,“一些原型情境的发生,我们会突然感到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沉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

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

”可以设想,当古蜀先民在当时用相当昂贵的青铜原料,集中当时最精良的工艺技术制作面具等艺术化的宗教器物时,最集中的理念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受控于远比个人无意识更深邃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人类普遍心理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

它已形成了一种心理结构,能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场景宗教化进而艺术化。

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它凝聚了从远古以来的人类能量。

荣格指出,这种艺术化的积淀的原型模式世代潜藏于民族心理的无意识中,作家是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

荣格将神话原型和人类的心理结构相联系,把它看成是人类先天心理现象的投射,人类内心世界的象征表现。

面具中的原型符号也是这样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它的回声一直在人们心中回响。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面具和青铜器中找到很多神话原型的“回声”,如“飞天”原型与鸟面具;“天梯”与青铜神树;饕餮与兽面纹等,这些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在三星堆有典型的反映。

四、面具的原型意义及再生结构面具最基本的原型意义是宗教移位。

由神话向神启宗教意义的移位使面具具有再生结构,成为人类打开的精神结构。

如果将三星堆面具按形式特征进行分类,可将其归纳为下述三种类型:

【第1句】：神话的主人公及图腾面具型这类面具呈兽面特征,或半神半人,如二号坑出土的几件兽面具,标本K2②:1

【第42句】：K2②:1

【第44句】：K2②:148,以及兽面9件,都属于这类面具,其面部为兽面,长眉直目,额正中饰夔龙形额饰。

夔龙头端与鼻梁衔接,夔龙身、尾高高竖起,与兽面形成整体造型。

龙身两侧各穿有一环形孔,尾内卷,刀状羽翅(参见《三星堆祭祀坑》第195页)。

这类面具的原型为“龙”,在面具额部、耳部均饰有夔龙,面部有大眼、方鼻、阔口、露齿。

显得神秘莫测,高于凡人凡境。

【第2句】：巫师、王者或鬼神面具此类面具在三星堆面具中较为普遍,二号坑出土的20件人面具及数十件人像中的大多数,包括金面罩人像都应属于此类。

其形式特征为:“面方形,宽颐,粗横眉,立眼,蒜头鼻,阔口,长耳。

口缝涂有朱砂”其口、鼻、眼的设计与人相似,但威严庄重,似在凡人的地位之上,特别是口缝填朱砂或眼眶彩绘等细部特征,显示出这类面具具有超凡的能力。

应属于代表巫师、王者等有天上权力的人物面具,或者是用于镇邪、趋魔的鬼神面具,具有“使民知神奸”的威摄作用、警示作用。

这类面具尽管地位崇高,但也必须服从其社会角色和自然规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凡人,却无法超越凡境,属于“高模仿”模式。

【第3句】：普通凡人面具二号坑人面具中的A型、标本K2②:3

【第14句】：C型标本K2②:60等,应属于此类。

其特征为:“面具整体一次铸成,耳中空,眉部及眼眶用黑彩描绘”。

耳、面颊及下颌等部位比较写实,类似蜀人的面部特征,眉、眼、鼻的比例都与真人相似。

这类面具的角色应为凡人、普通人,如同头顶梳辫的人像,它们与神面具放在一起的作用大概是模仿人间社会或神话故事中的普通人、力士,或者荒诞角色,属于凡境。

如果按意义来分类,也可将以上三类分为三种原型意象群:神启的、超凡的和类比模仿的。

神启面具使用的叙述方法是原型与象征的,超凡和类比模仿使用的叙述方法和结构则是意象的。

表现形态是以“夔龙戴冠面具”为代表的神异面具群,以神话主人公和图腾面具为主。

神启意象面具象征一个无限想往的世界,是神启的、宗教的世界,如上界、天堂等,都是人的愿望及信仰的欲望原型。

在这里,人们的信仰被改造为神,或与神融为一体,或投射到神的形象上。

因此,神启类面具往往挂在神树或其它神圣物上。

超凡意象是宗教意象,是宗教的世界,也是巫师和王者原型的意象。

表现形态是以兽面具为主体的面具群,代表巫师或鬼神面具。

它是一个充满梦幻、迷狂的世界。

它虽是人的社会,但属于浪漫主义的理想社会。

类比模仿意象是普通人的世界,也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种种意象结构,来源于对现实人生的模仿。

表现形态是人面具,五官的凡俗性较强,但本质上仍是夸张的、超凡的。

三种面具类型分别代表三种原型特征,其总体结构的程式又呈现出统一的结构特点,共同表现为古蜀文化的神话原型,仙话思维及神仙信仰。

在神启类面具中,有着更多的超越性,它更本质地反映出原始社会集体无意识心理。

在形式构成上,离世俗性更远,更具神圣时空。

面具的原型特征决定了它必定由抽象意味进入宗教移位。

原型的神秘意味一旦物化统统转化为审美意味。

按照弗莱等人的原型类比理论,如果一种象征可以表明与艺术所模仿的自然有彼此对应的类似之处,那么,这种象征就被称为意象(Image),而对于那种深入地植根于程式化的联想之中,以至于其与模仿的自然关系成为固定的,即彻底程式化了的意象,弗莱称之为符号(Sign)。

弗莱对原型符号在审美中的作用作出如下规定:“神话是一种核心性的传播力量,它使仪式具有原型的意义,变神喻成为原型叙述。

因此,神话就是‘原型’。

……虽然我们在谈及叙述时说神话,谈及意义时说原型”。

“在这个相位(指神话相)中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原型;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

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

“原型是联合的群体,它与符号之不同在于复杂的可变性,在这种复合体中常常有大量特殊的、靠学习而得的联想,它们是可交流的,因为在特定的文化中好多人都熟悉它们。

”“把一种花的形象用于诗歌之中,不一定是原型。

但是在一首悼念英年早逝的人的诗歌中,将死者与一种红色或紫色的花卉联系起来,那便是约定俗成的手法了。

其历史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仪式”。

“关于艺术,我首先注重的东西之一是其结构单位的稳定性。

比如说在喜剧中,某些主题、情境和人物类型从阿里斯托芬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保存下来,我曾用原型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些结构单位。

面具、青铜像等宗教活动中可以交际的器物,是以原型为基本的美的构成单位的,这种原型可以是意象、主题、形态、纹饰、样态等多种形态,也可以是一种潜在的具有约定性和稳定性的抽象的结构因素。

原型形成并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类似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方法,它们把孤立的崇拜物联系起来,把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形象用“比”、“兴”的手法联系起来,从而使面具成为一种整合统一的宗教活动或民间祭祀活动的集体象征物。

在特定的宗教时空中,人们靠它传递的约定俗成的信息来进入神圣时空。

弗莱认为,原型来源于原始文化,即应在原始艺术、文化、文学中寻求原型,而不是从梦中确认原型,它涉及诸如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等前艺术的形态如何渗透到后来的艺术中来的问题。

在这里,形式结构上升到主要地位。

如果把荣格的原型说称为心理学的无意识原型说,弗莱的原型说则可称之为艺术的原型说,是一次心理学的艺术的移位。

如把这种原型再次移位,面具便可解释为一次原型的宗教移位。

通过这个转化的移

三星堆 导游词 50字

★神秘的古化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代遗址。

位于四川南兴镇。

1980年起发掘。

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

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

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

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

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

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

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

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

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

【第2句】：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

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遗址 　　在四川广汉市郊，有一幢类似太空飞行物的奇特建筑物，斜形椭圆底部，锥形主体，远远地就听到阵阵缥缈的音乐。

这里就是为世界上第八大奇迹———三星堆遗址而建的博物馆。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发现了城墙遗址和大量精美文物。

三星堆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

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有许许多多的神秘之处，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仍有许多千古之谜至今难以破译，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

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

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

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

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糅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

　　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人首鸟身像或者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也许就是吧

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有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像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