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四大政治家

范仲 （989 ~ 1052 ）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卒于皇佑四年(1052 范仲淹，字希文。

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吴今属江苏）人，少年十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

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

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

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

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

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

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

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

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寇准 北宋政治家、诗人。

字平仲。

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

知巴东县。

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与辽立澶渊之盟，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

晚年再度被起用。

封莱国公。

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

宋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

谥号忠愍。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

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

与寇准同时的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与韦应物的诗。

他的一些诗确实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

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

《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

现存《寇莱公集》 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韩琦韩琦 （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

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

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

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

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佑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

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

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

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

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

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

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

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

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

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

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

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

【第1句】：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

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

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

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

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

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

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

”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

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

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

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

其人浑朴，不施剞劂。

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

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

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

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

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

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

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

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

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

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

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

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

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

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

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

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

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

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

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

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

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

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佑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

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

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

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

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

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嘉佑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

八月，拜枢密使。

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

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五六年过去，到了嘉佑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

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佑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

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

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

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

”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

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

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

”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

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

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

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

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

”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佑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

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

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

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

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

韩琦坚决反对。

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

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

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

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

虽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

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

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

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

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

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

然而，朱

最大的问题是，把党争看成决定性因素，忽略了个人的（哪怕是有限的）超越性与能动性。

另外，葛兆光把苏轼等旧党，与王安石等新党之争，理解为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争，或可对此书视角有补

第六课北宋的政治_

第6课北宋的政治承上启下赵匡胤本是一街头浪子，后经一卖瓜老者点化，得以潜心学文习武，后追随柴荣，柴荣继后周位后，很快去世，把皇位留给六岁孩童，众人不满，拥戴赵匡胤陈桥兵变，他半推半就当了皇帝，建宋后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

他没有等待天上给他掉下馅饼，而是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精神，从一个街头浪子一步步坚实地走上了帝王的宝座。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统一全国。

太祖文武轶事武功很高大上：太祖长拳应源于赵匡胤祖训练士卒的遗法真传，综合士卒在战场上真拼实杀的格斗经验编制成三十二势长拳。

赵匡胤登基后成为一代帝王，昔日士卒犹觉此拳的珍贵，乃名之为“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

宋太祖赵匡胤文采一般般：在《庚溪诗话》中记载，赵匡胤在没当皇帝之前，曾经写了一首关于太阳的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上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

”文本导入赵匡胤本是后周禁军的统帅，负责京师。

960年初被派北上抵抗辽军。

在陈桥驿时披上了黄袍，发动兵变，后来就当了北宋开国皇帝。

“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的典故，都与赵匡胤有关。

他建立的北宋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北宋的政治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宋初的皇帝为什么要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

学习目标

【第1句】：了解北宋的建立。

【第2句】：掌握宋太祖赵匡胤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措施和影响。

【第3句】：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

在宋词当中，北宋的词与南宋的词之间的区别何在

南宋典雅词派相关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北宋之辨。

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

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

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

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

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

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

“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

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

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

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

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

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

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

《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

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

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

”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

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

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

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

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

《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

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

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

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

”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

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

”《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

”持论似乎南北兼顾。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

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

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

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

”（《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

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

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

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

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

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

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

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

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

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

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

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

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

”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

”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

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

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

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

”（《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

《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

”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

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

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

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

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

”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

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

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

”（《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

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

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

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

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

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

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

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

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

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

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

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

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

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

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

”（《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

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

“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

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

《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

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

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

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

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

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

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

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

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

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

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

《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

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

二者其失相等。

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

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

”《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

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

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

《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

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

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

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

数典忘祖，其谓之何。

”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

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

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

”《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

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

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

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

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

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

“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

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

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

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

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

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

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

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

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

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

慢词蕃衍，其风始微。

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

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

”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

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

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

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

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

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

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

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

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

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

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

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

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

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

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

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

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

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

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

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

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

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

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

如苏轼批评过秦观，365kuaile.cn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

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

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

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

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