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通论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新论”，“新”在哪里

一方面是试图就当前国内外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若干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便向国内的史学工作者请教。

另一方面，因为我已撰写和出版了《匈奴通史》、《突厥史》和《东胡史》三本专著，把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族系）各族的历史面貌，大体上叙述清楚。

故这本《新论》，试图采用另一种写作方法，即不用《匈奴通史》等三本书以叙事为主的体裁，而是用以论证为主的体裁去进行写作，以期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尽量避免与《匈奴通史》等三本书重复。

其实，“新论”之所以“新”，主要在于写作体裁有别于我的“旧作”，非敢侈言内容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一得之见间或有之，“创新”则不敢自诩。

三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雅虎已经有朋友问过 其中有一朋友的答案可以值得楼主参考:三国时期的匈奴部落 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

曹操时的政策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

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

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

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

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

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

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

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

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

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

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

《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

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

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

《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

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

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

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

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

《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

《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

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

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

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

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

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

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国时鲜卑人统一漠南 东汉末年,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在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建立了东、中、西三部的军事部落大联盟。

延时不久,鲜卑又陷于诸部林立的分散状态。

曹操当权时,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

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影响大。

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轲比能令其族人向汉人学汉语,学汉字,学兵器制造术,势力强大起来。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

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

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

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

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

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

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

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

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羌 三国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部分别降属魏、蜀。

魏、蜀相互攻伐，都征召羌军参加作战，许多羌人迁入了陇、蜀、秦、雍之地。

氐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

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

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

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总之，三国时一部分少数民族开始内迁，一部分则在草原上打内战，三国虽混乱，但良将如云，少数民族没占多少便宜。

像少数民族乌丸，就是被曹操亲自平定的

十八路诸侯都是谁

东汉末诸侯讨董，共计18路诸　　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

－199）字公路，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绍之弟。

初为虎贲中郎将。

董卓进京后以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因畏祸而出奔南阳。

初平元年（190年）与袁绍、曹操等同时起兵，共讨董卓。

后与袁绍对立，被袁绍、曹操击败，率馀众奔九江，割据扬州。

建安二年（197年）称帝，建号仲氏。

此后袁术奢侈荒淫，横征暴敛，使江淮地区残破不堪，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先后为吕布、曹操所破，于建安四年（199）呕血而死。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hán fù）（

—191）字文节。

颍川郡（治今河南省禹县）人。

东汉末年的军阀，冀州牧。

韩馥担任过东汉的御史中丞，之后被董卓派为冀州牧；在各诸侯起兵讨伐董卓时，韩馥也是其中之一的参与者。

韩馥与袁绍也曾经有意立刘虞为皇帝。

当时冀州民殷人盛，兵粮优足，于是袁绍便用计夺取冀州，韩馥被迫投靠张邈；之后张邈与袁绍的使者见面，韩馥以为是要来杀害自己的，于是在厕所中以刻书用的小刀自杀。

　　第三镇，豫州刺史孔伷（音，zhòu，古同“胄”），字公绪，陈留人，东汉末期的人物。

据正史记载，189年孔伷曾被董卓任命为豫州刺史，同时也是起兵讨卓的地方势力之一，似乎在190年底被董卓的部将李傕等人攻杀或病死，所以190年另外出了一个豫州刺史孙坚。

正史对孔伷事迹的记载太少，只《英雄记》提到他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

　　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

—192）字公山，东莱牟平（今山东福山西北）人。

东年汉末年兖州刺史，汉室宗亲，刘舆之子，刘繇之兄，汉末群雄之一。

后来在讨伐兖州黄巾时，不听鲍信之劝，擅自进兵，被杀。

　　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匡（

—192），字公节， 东汉末年兖州泰山（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北）人，河内太守，是东汉末期起兵讨董卓的地方势力之一，被董卓击败后败逃乡里，想与张邈会合，但被其所杀害的胡母班之亲属联合曹操攻杀致死。

在《三国演义》中，王匡曾参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本部将领方悦被吕布所杀。

　　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字孟卓。

东平寿张（今阳谷）人。

少时，家中富裕，疏财仗义，广交朋友，甚至曹操、袁绍都与他有交往。

汉灵帝时，初任骑都尉，后升为陈留太守。

昭宁元年（189）董卓篡权，他与曹操、袁绍等起兵讨伐。

次年，战于汴水，被董卓击败。

张邈调集全部兵力追随曹操，袁绍担任盟主后骄傲、自大，张邈以正义之词劝言袁绍，绍怒，指使曹操杀掉张邈，曹操拒绝，张邈甚为感激。

兴平元年（194年），但张邈还是害怕曹操始终有一日会听取袁绍先言而杀了自己，听从其弟张超与陈宫的建议，叛曹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脱离曹操联盟。

吕布占据濮阳，兖州所辖郡县除鄄城、东阿、范县外皆归顺。

次年，吕布被曹操击败，张邈随吕布投奔刘备。

其弟张超护送全家去雍丘，全被曹操围杀。

张邈向袁术求救，途中被部下所杀。

　　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字元伟，梁国雎阳人，太尉桥玄族子。

灵帝末，为兖州刺史，迁东郡太守。

董卓入洛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

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

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

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初平中，为刘岱所杀。

　　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字伯业，袁绍从兄。

为长安令。

曾任山阳太守，并作为一路诸侯参与讨伐董卓。

《英雄记》说，前扬州刺史陈温病死后，袁绍后用袁遗为扬州刺史，192年为袁术所败，袁术然后任命自己的亲信陈瑀为扬州刺史，而袁遗败军之际为士卒所杀。

昔河间张超尝荐遗于太尉朱鉨，称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

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鷪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

”事在超集。

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

”语在文帝《典论》。

　　第九镇，济北相鲍信，字允诚，后军校尉鲍信求见袁绍，说董卓有异心，劝袁绍除之，袁绍不同意，鲍信又找王允商量，王允也不同意，鲍信于是引本部军兵投泰山。

后以济北相身份参加讨伐董卓的义军，鲍信因为怕孙坚抢头功，暗中令其弟鲍忠出战。

结果鲍忠为华雄所杀。

李傕等人控制朝廷后，以献帝名义命曹操与鲍信镇压青州黄巾起义，于是两人在寿张迎击黄巾军，鲍信深入重地，为敌所杀。

　　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

孔融少时成名（著名的孔融让梨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几次辞谢了州郡的辟举，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后汉书·孔融传》，以下引文凡未另注明者均出自此处），开始步入仕途。

中平初（185年），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

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为相，因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

兴平二年（195年），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

建安元年（196年），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

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孔融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

这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所杀。

年终55岁。

　　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

张超（?－195），表字不详，据嘉靖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字孟高（另有说法认为他字景明，事实上张景明并不是张超，而是张导），东平寿张（今山东寿张）人，东汉末年的广陵太守，张邈之弟。

董卓弑帝，图危社稷，功曹臧洪说超诛除国贼，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

超从曹公檄文，起兵讨卓。

后超遣洪诣大司马刘虞谋，值公孙瓒之难，至河间，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达。

兴平元年，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

二年间，邈从布，留超将家属屯雍丘。

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

　　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陶谦小时候是孤儿，好学，性格刚直，有高尚的节操。

后举孝廉，拜尚书郎，授予舒令。

后迁幽州刺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

后来黄巾起兵徐州，就让陶谦做徐州刺史，大败黄巾军。

董卓之乱中，各州各郡纷纷起兵，当时天子在长安城中，与各处都中断联系。

陶谦就派使者到长安去进贡。

又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当时的徐州民殷国富，流亡外地的人也大多归顺他。

但是他却背道而驰：广陵太守赵昱忠直，却疏远他；曹宏这些小人反倒亲近他们，任用他们。

这样使各方不能和睦，渐渐乱起来。

后来下邳的阙宣自称天子，陶谦杀死他，合并他的队伍。

初平四年，曹操征讨陶谦，攻下十几座城。

在彭城大战，陶谦败走，退守郯城，死伤过万。

后曹操因粮少退兵。

兴平元年，曹操又东征，平定琅邪、东海等县。

陶谦害怕了，想去丹阳。

恰好张邈叛乱，迎合吕布。

曹操又去和吕布打。

当年，陶谦病死，时年六十三岁。

　　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

马腾，相传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因其父马肃与羌女通婚，故马腾有二分之一的羌族血统。

马腾于汉灵帝末参军，由于身长力大，性格宽和，待人诚恳而因功升至军司马。

但之后由于当时的朝廷黑暗，民变频频。

韩遂先后杀死当时想要乘乱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之后韩遂又用计杀死了凉州刺史耿鄙和汉阳太守傅燮，当时在耿鄙手下担任军司马的马腾见势投靠韩遂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割据一方。

当时各路军阀受命勤王，董卓在率军前往洛阳前，任命马腾与韩遂驻防长安。

后马腾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屯于郿城。

不久后，董卓兵败，马腾的手下与韩遂手下发生摩擦，导致两家失和，率兵相互攻打，先是马腾将韩遂打败，韩遂又纠集了一些人马还攻马腾，杀了马腾的妻子。

于是两家成为仇敌，相互攻打。

后两家在钟繇、韦端及张既等人的调解和劝说下，又重归于好。

　　曹袁相争之际，曹操以汉帝的名义急调马腾助战，马腾于是派长子马超协助钟繇击败郭援、高干等人。

马腾转拜前将军。

封为槐里侯。

长居槐里十数年。

马腾在槐里十余年间“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贤进士，衿救民命”，使三辅一带在战乱中免受一了段时间的战争骚扰，得到了十年的安定。

三辅一带的人民对马腾相当爱戴。

（三辅皆安爱之）。

　　后来，马腾“自见年老，引入宿卫”，曹操在发动南征之前，将西部有威胁的马腾招入京做官。

官封卫尉，应该是掌管京城（当时的许昌）的宫门的职务，但是，全家却被曹操移到了邺城去。

马腾入朝为官，把部队交予儿子马超管理。

马超统众，与韩遂合从，及杨秋、李堪、成宜等相结，进军至潼关、导致马腾被杀。

　　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

白马将军（马义从：“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

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

”）。

出身贵族。

因母地位卑贱，只当了郡中小吏。

他貌美，声音洪亮，机智善辩。

涿郡刘太守（刘基）很赏识，将女儿许配给他。

后来跟卢植于缑氏山中读书，粗通经传。

后又被举为上等郡吏。

刘基因事犯法，发配日南。

当时法律不许部下随槛车同行。

他就化装成侍卒，带上刘基日用品，驾车护送。

刘基将被流放到日南郡（今越南广治省）的时候，公孙瓒备好酒肉在北芒山（即邙山，今河南洛阳北）祭辞自己的祖先，他举杯祈祷：“以前为人子当尽孝道，而今为人臣当尽忠心，理应随同太守共赴日南。

日南多瘴气，恐怕不能身还，就此别过列祖列宗。

”说完又拜了两拜，便慷慨激昂的站了起来，在场人无不落泪叹息。

刘基在赴日南途中被赦免而还。

公孙瓒被举为孝廉，做了郎官，被任命为辽东郡（今辽宁辽阳市）附属国的长吏。

公孙瓒之后靠自己的才能逐步作到中郎将，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北方少数民族，作战勇猛，威震边疆。

公孙瓒好战，与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上司刘虞不和，二人矛盾逐渐激化，发展到互相攻打，公孙瓒靠自己的军事才能以少胜多，杀死了刘虞，并挟持朝廷使者得到了总督北方四州的授权，分派刺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之一。

公孙瓒与袁绍相争，初期占据优势，但因其只求自保的自私战略，逐渐失去了部下的信任，被袁绍击败，最终被困于自己修建的高楼之中，引火自焚，势力被袁绍吞并。

　　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杨。

最初因为武勇而在并州为武猛从事。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张杨奉刺史丁原之命带兵往见上军校尉宦官蹇硕，后来蹇硕死，他奉大将军何进之命回并州募兵，得到一千余人，此后一直留在上党攻打山贼。

董卓作乱时，他带兵在壶关攻打上党太守，攻陷了几个县，士兵、数达到几千人。

后来袁绍来到河内，张杨又和袁绍以及匈奴单于於夫罗一起屯兵于漳水。

之后单于发动叛乱，劫走了张杨，但旋即被袁绍部将麴义击败。

董卓封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后来，汉献帝因为李傕、郭汜叛乱而流落到河东，张杨带兵来到安邑，被封为安国将军、晋阳侯。

当时张杨想把献帝迎接到洛阳，然而诸将不从，因此张杨回到野王。

建安元年(196)，献帝在返回洛阳的途中，张杨给献帝供应粮草，来到洛阳，因为自己是外郡太守而决定不留在洛阳，回到野王，很快又被封为大司马。

吕布在下邳被曹操围攻时，他曾出兵响应吕布，但却被部将杨丑所杀。

而杨丑又很快被张杨的部将眭固杀死，当时眭固想要同袁绍联合。

曹操派部将史涣攻打眭固，在犬城攻杀之，尽收其众。

　　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

东吴始祖武烈皇帝孙坚（155－191），字文台，汉族，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人。

东汉末期地方军阀，著名将领。

史书说他“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

汉末群雄之一，三国中吴国的奠基人。

曾参与讨伐黄巾军的战役以及讨伐董卓的战役，后与刘表作战时阵亡。

因官至破虏将军，又称“孙破虏”。

其子孙权即为孙吴的开国皇帝。

孙权建国后，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

　　第十七镇，祁乡侯渤海太守袁绍。

袁绍（?－202），字本初，汉族，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

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

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190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即瓦解。

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

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202年）病死。

　　第十八镇，曹操，西园八校尉之一，曾只身行刺董卓，失败后和袁绍共同联合天下诸侯讨伐董卓，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一生中先后战胜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张鲁、马腾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

但是在南下讨伐江东的战役中，曹操在赤壁惨败。

后来在和蜀汉的汉中争夺战中，曹操再次无功而返。

曹操一生未称帝，他病死后，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封曹操为魏武皇帝。

学习艺术设计史的重要意义

艺术设计史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专业基础必修课。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把握艺术设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为将来的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

但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仍是现代设计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有效的学习和认识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记得日本的设计师曾评论中国设计太珍惜传统了，一致于毫不变化的加以利用。

我相信每一位中国设计师都会体会出这句话的讽刺意味。

那么我们是怎样珍惜传统和利用传统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设计传统的继承更多的停留在对传统造型符号与艺术样式的挪用上。

造成设计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设计传统并不了解。

面对传统，我们更习惯于向别人炫耀祖先们曾取得的伟大成就。

考虑到现状，这倒恰似一个乞丐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家境曾是如何的富有。

这样不但不会获得别人的同情，反而会被认定为败家子。

我有幸多次参加陈汉民教授的讲座，发现在他的讲座中几乎每次都会强调一个问题：传统化与现代感。

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传统文化是现代设计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传统中许多好的设计到现在还散发着它旺盛的生命力，许多造型要素与形式语言都展现出较强的现代感。

而且再现代设计中融进传统的内涵，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亲和力，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无不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表象存在。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继承传统，发展传统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情感。

现代设计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它与设计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并不矛盾，相反，设计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恰是设计作创新与个性化的一大特色。

这并不是排斥向国外优秀设计学习的可能性，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同样强调对国外某些艺术风格与设计经验的学习借鉴，综合来说，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但考虑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向国外学习也更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我们要借鉴的更多是形式上的表现技巧。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我们在校专业学生学习历史、理解传统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能够最终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也是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提高层次的重要途径。

通过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有其重要意义，但很多学生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学习态度及认识态度不正确造成的。

学生在艺术设计史等艺术理论课上，表现出轻视及浮躁的认识学习态度，并有“重技轻道”的思想。

重视技巧训练与形式表现，轻视历史与理论学习，最终导致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

如果我们也不认识到艺术设计史等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在教学中一味的强调技艺训练，最终一定导致失败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因为我们的大学教学目的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而不是只懂模仿和技巧表现的枪手。

除了强调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性以外，要想较好的实现教学目的，在设计史的教学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不同于其他专业史的教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艺术设计史不是艺术史与设计史的简单综合，它还涵盖了技术史、美学史乃至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部分内容。

虽然该课程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主，但在授课过程中不能以史论史。

另外，艺术设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以纯粹的历史年代为序。

从目前从事该课程教学的高校师资力量来源来看，多数是来自纯美术院校的艺术史论专业，虽然个人专业素质较强，但由于专业上史料性与研究性较强，在其授课过程中，较容易以史论史而忽略了设计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实践之间的联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看不出该课程学习的实用性，这是学生对该课程不重视和丧失兴趣的另一主要原因。

因此，在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讲解传统各艺术设计风格与流派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炼出它们的设计观、美学思想以及这些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与实用价值。

另外，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各艺术设计思想演变的审美过程。

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审美性与主观性，学生学习过程中应始终拥有新奇感与审美享受。

所以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

比如，在适当的时间可以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设计作品进行讲解等。

在课堂教学上要有形有色，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并掌握学生的接受心理。

形式自由开放的授课方式并不是对学生“放羊”，而是搞活课堂气氛，使教室变成艺术审美的沙龙。

笔者认为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针对图片分析讲解的效果较好，这样使学习过程更为直观。

这种有形有色的作品分析比纯粹的口头讲解效果要好的多。

但作品展示的过程中一般要分成重点讲解与一般欣赏性的。

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一般室内光线较暗，长时间的放映图片会引起学生的视疲劳和困倦，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教师应对教学图片进行筛选，并对重要的内容提前讲解，一般来说，刚开始时学生学习注意力较集中，便于理解与记忆。

此时甚至可以让学生现场临摹一些重要造型形式，画出草图来。

一方面加强了记忆理解，又训练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对于一般的欣赏性图片，可根据风格、时代、地域的不同，曾为它们配以相关的背景音乐，在展示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独立欣赏，然后让他们写出自身的感受，对设计及审美思想进行总结，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教与学的双方都要认识到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意义，并认识到它对设计的现实指导性价值。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应采用科学合理的，自由而又开放的教学形式，培养出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对真正实现教学目的尤其重要。

中国戏剧的发展史

戏剧的历史与体裁一剧的晚出与早熟两乎相反的结论：其一，中国戏成熟得最晚的戏剧样式。

古希腊戏剧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很快进入它的鼎盛时代。

古印度的梵剧出现在公元前后，在公元4至5世纪，印度梵剧进入它最辉煌的时代。

按照可以确证的材料言，中国戏剧的成熟形态是在12世纪前后出现的。

其二，中国戏剧是世界上迄今尚存的戏剧现象中成熟最早的样式之一。

古希腊戏剧随着古希腊城邦制的崩溃而消亡了。

古印度梵剧从总体上说，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已经消亡了。

就目前尚存的世界各国戏剧而言，也可以说诞生于12世纪以前的中国戏剧是最早的一种。

无论说早出还是晚出，都基于一个论断，即中国戏剧是在两宋年间出现并且很快就趋于成熟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研究中国戏剧的专家学者都同意这个论断。

我们比较认同中国戏剧出于两宋年间这一观点，是因为两宋年间出现的南戏，有确切可靠的文献可征，而且它与此后相继出现的元杂剧、明清传奇，直到现在仍然广泛流传在舞台上的地方戏剧表演之间，存在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线索。

也必须指出，远在两宋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雏形的戏剧活动。

二、几度变迁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在南方，可能还有北方，戏剧演出已经成为从城市到乡村经常可见的娱乐活动。

当时戏剧这种样式被称为“南戏”，也被称为“戏文”、“永嘉杂剧”、“温州杂剧”。

宋入元，北曲风行，中国戏剧进入了杂剧时代。

元代中国戏剧很快进入了第一个巅峰时期。

但著名作家的分布地区并不局限于北方；元后代中后期，杂剧创作中心更是转移到了南方。

元杂剧的影响波及全国。

元代除了杂剧以外，南戏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位置。

明代传奇从高明的《琵琶记》开始，形成了更自由同时也更具有表现力的戏剧形式。

在明代甚至一直到晚清年间，杂剧和传奇虽然都并行不悖地存在，但，舞台上常上演的，已经是传奇。

从杂剧到传奇，国剧出现了多方面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音乐形式上的变化。

明代众多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声腔雀起，由此奠定了中国戏剧的多元格局。

数百年里，虽然多种多样的声腔流传在大江南北，它们都以其不同的、地方性很强的音乐旋律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但惟有昆曲获得了极高的文化地位，成为元杂剧这后最受文人们称道的新的戏剧样式。

昆曲的流行对于国剧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昆曲在音乐上典雅清丽，使得中国戏剧有可能接续作为一种获得主流文学界认可的文学艺术样式，继续它在正统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存在。

在昆曲被文人们接受，并且成为一代主流戏剧样式的同时，除昆山腔以外的其他多种地方声腔，则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着不同的命运，处于持续不定的流变兴衰中。

一代昆曲备受文人推崇，但是戏剧的欣赏者远不止于文人，而文人的艺术趣味，也未必总是能够代表时代的审美趣味。

在广大的戏剧演出市场上，这种过于精致典雅的艺术样式，却注定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一般民众欣赏。

反倒是各种地方性的声腔，借助于平民化了的剧目，赢利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渐渐成为中国戏剧整体中发展势头更为强劲的部分。

清代中叶，各种地方性声腔纷纷崛起。

京剧的诞生是一个与昆曲诞生几乎同样意义深远的事件。

在京剧发展并且崛起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一批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京剧使得中国戏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表演艺术的重要性在构成戏剧的各种艺术门类中得以TU显的阶段。

18世纪以来，在全国多数地区，都出现了在本地区极受欢迎的区域性剧种，使中国戏剧进入了它最丰富多彩的时期。

政治史论槁读后感

1 前言

【第1句】：1 世界及我国煤炭储量与分布

【第1句】：

【第1句】：1 世界煤炭资源储量与分布世界煤炭资源在地区分布广泛且具有不平衡性。

全世界拥有煤炭资源的约有80个国家，共有大小煤田2,371个。

古生代的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的侏罗纪，以及新生代的第三纪，是地史上最主要的聚煤期。

从资源的地区分布看，集中北半球，北半球北纬30°～70°之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聚煤带，占有世界煤炭资源量的70％以上，尤其集中在北半球的中温带和亚寒带地区。

世界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以两条巨大的聚煤带最为突出，一条横亘欧亚大陆，西起英国，向东经德国、波兰、原苏联，直到我国的华北地区；另一条呈东西向绵延于北美洲的中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煤田。

南半球的煤炭资源也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比较丰富的有澳大利亚、南非和博茨瓦纳。

其中地质储量在5，000亿吨以上的7个大煤田是苏联的勒拿、通古斯、泰梅尔、坎斯克——阿钦斯克和库兹巴斯，巴西的阿尔塔—亚马孙，美国的阿巴拉契亚。

此外，储量超过10亿吨的煤田尚有近200个。

各大洲相比，北半球的三大洲都比较丰富，现探明煤炭资源量中，亚太地区296889百万吨，约占世界的

【第32句】：7％；北美洲有254432百万吨，约占世界的

【第28句】：0％；欧洲及欧亚大陆有287095百万吨，约占世界的

【第31句】：6％。

南半球各大洲的煤炭资源都比较少，其中中南美洲19893百万吨，约占世界的

【第2句】：2％；非洲和中东50755百万吨，约占世界的

【第5句】：6％。

从各国拥有煤炭资源来看，储量上100亿万吨的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南非、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波兰、巴西10个国家。

其中最多的是美国，探明储量246643百万吨，占世界煤炭储量的

【第27句】：1%；其次是俄罗斯，探明储量157010百万吨，占世界煤炭储量的

【第17句】：3%；中国和印度分别是114500百万吨和92445万吨，分别占世界煤炭储量的

【第12句】：6%和

【第10句】：2%。

2005年底世界煤炭探明储量909064百万吨，其中：北美洲 254432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第28句】：0%；中南美洲 19893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第2句】：2%；欧洲及欧亚大陆 287095 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第31句】：6%；非洲与中东 50755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第5句】：5%； 亚太地区 296889百万吨，约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第32句】：7%。

图1-1 世界煤炭资源分区区分布示意图图1-2 世界煤炭资源分布图

【第1句】：

【第1句】：2 中国煤炭资源储量与分布中国也是煤炭储量大国，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高达70％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倍。

截至2007年底，我国保有资源量约14000亿吨，位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地域广，但不均衡，具有东少西多、南贫北富、相对集中的特点。

北方已经查明资源量占90%，其中65%集中分布在晋陕蒙三省（区）。

南方查明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0%，且集中分布在贵州和云南省，占南方区的77%。

资源量与储量的相对集中反映了与大型含煤盆地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我国煤炭“北煤南运””、 “西煤东调”的发展格局。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具有多时代分布，煤类分带性明显的特点。

晚古生代以中变质煤为主；中生代以低、中变质煤为主；第三纪主要形成低变质褐煤。

煤类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天山—阴山以北，以褐煤与低变质煤为主；天山—阴山以南，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则分布有各级变质程度的烟煤和无烟煤及少量褐煤；秦岭—大别山以南，以高变质煤为主，中变质煤有分布，低变质煤很少。

煤类品种全，但以优质动力煤为最丰，占保有储量的

【第72句】：9%；优质炼焦煤、无烟煤比例偏小，占

【第25句】：4%。

煤田区伴生矿种类多，可综合利用产生新效益。

图1-3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图图1-4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及主要产煤基地

【第1句】：2 我国煤炭工业发展概述

【第1句】：

【第2句】：1 我国古代煤炭工业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

煤炭的开发与利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1）远古时代我国一些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众所周知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这就与煤的发现和利用有关。

相传女娲氏在山西平定东浮山上设灶炼石，使用的燃料就是煤炭。

明代学者陆深根据民间传说和当地人民自古以来用煤烧塔火的习俗（“家家置一炉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然，……是之谓补天”），认定女娲氏用煤来炼石补天，并为此写了《浮山遗灶记》碑文。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则进而认为“此即后世烧煤之始”。

明代另一学者甄敬也认为“石火（烧煤）之利，其始于女娲乎

”。

所谓女娲氏补天，并不可信，但平定地处盛产煤炭的阳泉矿区，那里很早就利用露头煤来烧火则是十分自然的。

此外，在山西大同矿区还流传着天火把石头引着，人们于是知道这里的黑石头能烧、可以取暖做饭，以及“木头不着石头着”的传说等，都是中国人民很早就发现煤炭的间接例证。

2）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个别地区一经发现煤炭的可燃性能并从煤层露头处零星拾取和利用煤炭。

中国2500年前的《山海经》，最早记载了煤并称之为“石湟”。

从辽宁沈阳发掘的新乐遗址内，发现多种煤雕制品，证实了中国先民早在6 000～7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认识和利用了煤炭。

继新石器时代到夏朝、商朝煤炭逐步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到了周代（公元前1122年）煤炭开采已有了相当发展，并开始了地下采煤。

采矿业就有了很完善的组织，采矿管理机构中还有“中士”、“下士”、“府”、“史”、“胥”、“徒”等技术管理职责的分工，这既说明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劳动分工，也反映出矿业有相当大的发展。

3）两汉时期煤的开发与利用从汉代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期，开始采煤炼铁。

这是因为周代已出现了铁器，到了汉代时铁制兵器数量猛增，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分别在产盐和产铁地区设盐官和铁官。

从而使汉代的冶铁业得到较快发展。

于是解决燃料问题成为开办冶铁业的先决条件。

汉代的冶铁业一般都靠近燃料产地，记载西汉盐铁会议情况的《盐铁论》一书反映了这一事实：“盐冶之处，大校（抵）皆依山川，近铁炭”。

这里的“炭”所指的就是煤。

三国时期东汉末年，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前后，以城为基，修建三台（铜雀、金虎、冰井）之一的冰井台中就贮藏了大批煤炭。

八九十年以后，西晋文学家陈云登临三台，见到曹操在三台中所贮藏的煤炭（当时叫石墨），很觉得新奇，于是写信告诉他哥哥陆机。

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是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燃）烟中不知，见颇见之不”。

这里所提可燃烧的石墨，即是煤。

当时曹魏的煤炭开采情况是怎样的呢

西晋左思《魏都赋》中讲：“墨井盐池，玄滋素液”，又据《魏都赋》唐人李善注：“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

当时煤称石墨，墨井即石墨井，故《魏都赋》中的墨井以及李善所注的石墨井即煤井无疑。

魏都即指邺都，这条关于墨井的记载及其注释正好是曹操在三台贮藏煤炭的补充说明，它提示了煤井的位置在伯阳城西。

邺镇以西，乃今安阳、磁县以及峰峰、邯郸一带矿区。

至于井深八丈，当指立井井筒深度，并非包括井下巷道的延深，当时已用深八丈的立井采煤，其生产规模也大致可知。

4）西晋南北朝时期的煤炭开采与利用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年），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江西高安煤炭开发利用见于《后汉书•郡国志》。

该书在豫章郡建城一节的注中载：“《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两倾，可燃以鬓”。

这是我国南方用煤的最早记载。

新疆一些地区煤炭开采的程度，利用规模更为庞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载：“屈茨北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

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

郦道元所引《西域记》中的这一段话，把新疆煤炭的产地、自燃现象、广泛用途都讲得一清二楚。

“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是我国用煤冶铁最早的文字记载。

说明至迟在《西域记》作者所处的晋朝，我国就完全掌握了用煤冶铁的技术。

“恒充三十六国用”这一记载更为重要。

三十六国泛指西域的广大地区。

当年西域战事频繁，铁制兵器及铁制农具的用量是相当大的，其用煤量之多是可想而知。

煤炭开采的具体地点，是“屈茨北而百里”一代的山中，屈茨即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地区。

5）隋唐时期的煤炭开采与利用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正要燃料。

任著作郎的王劭在表中说：“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火色变青。

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警火，气味各不相同”。

王劭在关于火的奏报中把石炭放在首位，并与木炭、竹草等其他燃料较其异同，说明石炭已成为宫廷内第一位的燃料了。

到了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

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唐代开采煤炭的地区已较多，利用煤炭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因此唐代诗人李婉有“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的诗句。

据山西地质资料记载，太原西山煤田“远自唐宋年间即有土窑开采”，经地质调查，那里“虎峪的神底窑，官地附近的林沟窑以及晋祠、梁泉沟的西沟窑等，就是唐宋年间开凿的”。

辽宁抚顺在唐五代时期，特别是辽金时期，已进入了煤炭采掘高潮。

当时烧制陶器普遍用煤作燃料。

《东北的矿业》一书载：“唐朝时，有国人李氏者，首先开掘，知用煤之方法，惟今日尚可发现高丽人采掘之遗迹，亦即圆形斜坑与容油器等”。

《满铁十年史》一书也讲：“烟台（今辽阳境内）煤炭采掘和利用的方法，是由唐朝李某所传，且和抚顺矿一样，在唐宋时期为高丽人所采掘”。

山东淄博和枣庄两个煤田也都是在唐朝时被发现和开发。

据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记载，山东枣庄“矿区内有唐宋时期旧井甚多”。

在唐代，我国已大致掌握了炼焦技术，当时虽没有出现正式炼出的焦炭，但已经有焦炭的雏形。

据唐人康骄《剧谈录》载：“洛中豪贵子弟……，凡以炭炊饭，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暴，不然犹有烟气”，这里的炭指的就是煤而不是木炭，因为木炭在少制过程中已炼去烟气，这里还是有炼去烟气，显然是指煤是有烟的，先烧一下，使之去掉煤烟，正好炊用，所以才有生熟之分。

但是，这里的炼炭并非有目的烧炼而成，仅接近于焦炭，所以只是焦炭的雏形。

尽管如此，炼炭的出现，是我国用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古人在发明炼焦技术的道路上已前进了一大步。

6）宋代煤炭的开发与利用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省最为突出。

宋代文人朱翌讲：“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遂及京师。

”足见石炭产地之广。

据《汝州全志》卷四载：“宋时宝丰清岭镇产煤、矾，故名兴宝”。

此外，河南文物工作队于1960年在鹤壁矿区发现了包括一个井口、4条巷道、10个采区、和1处排水井在内的宋元时代煤矿遗址，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很完整的采矿技术。

此外，在辽宁抚顺大官屯金代瓷窑遗址以及山东淄博、河南鹤壁、新安，陕西铜川、旬邑，河北曲阳、观台等地的宋代或宋元时代瓷窑遗址中，都发现了烧煤的遗迹。

这些发现表明，上述地区已经开采利用煤炭了。

特别应该提出，至迟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宋朝已用焦碳冶铁了。

1961年，在广东新会县发掘的南宋咸淳六年（1270）前后炼铁遗址中，除找到炉渣、石灰石、矿石外，还找到焦碳，这说明那时已用焦碳来冶铁了。

目前所知，这是世界上冶铁用焦碳的最早实例。

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炼焦，比中国晚了500多年。

7）元代煤炭开采业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

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据《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十五里大谷（峪）山，有黑煤三十余洞。

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

由于煤窑较多，元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山设官吏加以管理。

为便于煤炭买卖，还在大都内的修文坊前设煤市，并设有煤场。

在元朝时，从意大利来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 Polo，1254—1324），看到中国用煤的盛况，很感新鲜惊奇。

回国后，他写了一部《游记》，书中描述了中国有一种“黑石头”，像木材一样，能够燃烧，火力比木材强，晚上燃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还不熄灭，价钱比木材便宜。

于是欧洲人把煤当作奇闻来传颂。

至于欧洲人用煤炼铁，到16世纪才开始。

元明以后，使用煤炭已经普及。

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著作《天工开物》“冶铁”条下说：那时全国冶铁，用煤炭的约十分之七，用木炭的约十分之三。

可见在明末，煤炭已是冶铁的主要原料了。

8）明代煤炭开采业明代（公元1368～1644年），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省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进士之用”，宋应星还详细记述了在冶铁中所用的煤的品种、使用方法、操作工艺等。

据他估计，“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之）七，木炭居十（之）三”。

煤炭在炽铁燃料中竟占70%之多，说明煤和铁的密切关系，再联系到明代冶铁业的发展，不难想象这一行业用煤量之大。

在明代，煤炭的勘查、采掘和提升运输技术都有很大发展。

在嘉靖以前一段时间，河南安阳一带煤窑井下延深已经到数十百丈，煤炭可以大规模地开采，产量不断增加，煤炭开采范围十分广泛，主要产煤区几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

9）清代煤炭开采业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请开发广东煤炭，陈述了“煤斛为民间日用炊爨之物，未便概为封禁”的道理，雍正皇帝明确指示道：“煤始于薪，乃日用所需，非矿厂之比，何须封禁”。

这些区别对待的矿业政策对于煤炭开发是十分有力的。

由于和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有一个高潮。

【第1句】：

【第2句】：2 我国近代煤炭工业发展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

在李鸿章奏请试办直隶磁州煤矿的同时，两广总督沈葆桢奏请试办台湾基隆煤矿。

磁州煤矿试办失败了，而基隆煤矿却试办成功，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煤矿。

基隆煤矿1878年建成投产出煤，与1895年台湾沦陷时关闭。

基隆煤矿最高年产在1881年，为54 000t，当年每工工效为0.18t。

1）中国近代煤矿的发展与特点1887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丁寿昌、黎寿棠筹办开平煤矿，1881年建成唐山矿，以后又建成林西、西山等矿。

至1894年还先后开办了直隶磁州煤矿、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安徽池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贵池煤矿、北京西山煤矿、山东淄川煤矿和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

自台湾基隆煤矿和直隶开平煤矿创建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开始对投资煤矿业感到兴趣，在19世纪80～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开办煤矿的小高潮。

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是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二阶段。

40年间，帝国主义相继掠夺了中国的采矿权，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煤矿，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请王朝为止，外资经营煤矿的产量占当时中国近代煤矿产量的

【第83句】：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

从1903年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回收矿权运动。

经过斗争，全国收回矿权9宗，并创办了民族资本煤矿企业，主要有陕西保晋矿务局、晋北矿务局、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华东煤矿公司和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开办了阳泉、大同、寿阳、晋城、峰县、焦作、六河沟、萍乡、贾江等煤矿。

1914～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近代煤矿得到了一定发展，又先后开办了华东、长兴、北票、正丰、长城、柳江、恰立、中和、大通、淮南等煤矿，（煤炭产量虽有所上升，但仍不到外资经营煤矿之半。

）中国近代煤矿是适应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它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1句】：创办人大都既是封建官僚又是大买办。

他们一部分来自清朝政府或政府官吏，一部分来自商人。

【第2句】：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

矿井设备要从国外购买，矿师、工匠都从国外聘请，生产技术管理的实权都在外国矿师手中。

自1875年试办新式煤矿起，至1895年止，20年间，居然没有一个掌握近代开采技术的中国矿师主持过近代煤矿的开采。

【第3句】：生产的煤炭主要供洋务派开办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剩余部分供国外企业、轮船和城市居民使用。

上述三个特点就是我国早期近代煤矿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 ，在1875～1895年20年间，我国共先后开办了16个煤矿。

从1895～1936年41年间，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煤矿就有32个，其产量占全国煤产量总数的1\\\/2到2\\\/3。

在同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亦先后开办了几十个新式煤矿，到1936年止，中国年产5万t以上的近代煤矿共有61个，其中年产达到60万t以上的煤矿有10个（开滦、抚顺、中兴、中福、鲁大、井陉、本溪、西安、萍乡、六河沟煤矿）1936年，全国产煤3934万t,其中新式煤矿产量2960万t,编造的劳动效率平均每工0.3t左右。

在1933年，煤矿工人已经发展到27万人，占当时全国工人总数的

【第33句】：5%左右。

这期间，政府制定了矿业法，企业制定了若干管理章程，使管理工作略有所循，尤其明显进步的是，逐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煤田地质调查工作，初步搞清了中国煤田分布于煤炭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