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汉书读后感200
后汉书班固传最后一段读后感
汉书办公桌，最后一段读后感。
班固。
是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人们一直都在怀念他。
它是中国民族的英雄和特色。
《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论班固〈汉书〉的特色及影响 论文
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
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
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朱自清《经典常谈》《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即班昭班固之妹，嫁给曹世叔。
“家”通“姑”)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到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
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
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
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
——朱自清《经典常谈》东汉班固（32--92），字孟坚，他学习《史记》的体制，著成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历班彪、班固、班昭、马续而成书，洋洋洒洒，文采风流，记事准确，不偏不向，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历来为史家所推崇。
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接续性就体现在有一部贯穿的二十四史，而列朝正史都仿《汉书》体例，可见《汉书》之重。
数不淸的典故出于其中，学术文章层出不穷……不读《汉书》，不知《汉书》的魅力。
《汉书》，共一百二十卷。
相对于《后汉书》，又称《前汉书》。
主要记述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也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
全书八十万字。
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
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
他的父亲班彪，为了记录西汉的历史曾编写了《史记后传》。
班固是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的。
在编撰之初，有人向汉明帝控告班固，说他私改国史，因而被捕入狱。
班固的弟弟班超闻讯后，立刻向朝廷申诉。
汉明帝听了申诉，又看过班固的初稿之后，认为班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释放出狱，任命他做兰台令史，让他继续编撰《汉书》。
可惜班固死得过早，遗留下《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完。
他的妹妹班昭补完了“八表”，同郡的马续又帮助班昭编撰了“天文志”，全书才最后完成。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它详细记载了整个西汉王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兴亡史。
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
体例大略与《史记》相同。
其中汉武帝以前的纪、传，基本上都是采用《史记》的原文，但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取舍增删。
“十志”也是仿效《史记》的“八书”写成的，只是把“书”的名称改为“志”，又创作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增加了新的内容。
“八表”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了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历史活动。
这种体例也基本上是承袭《史记》。
《史记》中的“世家”部分，班固也进行了改造，与“列传”部分合而为一，统称“传”。
《汉书》作为—部史学巨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记载西汉一代的史实比较完备。
《史记》记载西汉的历史到汉武帝为止，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只有靠《汉书》才能给我们提供比较完整丰富的史料。
另外，《汉书》的叙事比较详尽，史料的选择也比较严谨。
《汉书》首创的“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开了后世断代史书著述的先河，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书》中还附录了大量的散文和辞赋。
这虽然影响了《汉书》在叙事和人物描写上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但是从保存材料的角度看，是功绩非凡的。
例如选录在高中语文课本中的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就是因为保存在《汉书·食货志》中才能流传至今。
《论积贮疏》是一篇说理严密、感情激切的政论文。
它以贮备粮食问题为中心，论述了发展农业生产对安定社会、巩固汉朝统治的重要意义。
既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又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个历史家，班固也是重视历史事实的。
传记中许多事实的记述，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暴露封建统治者龌龊丑行和凶残本质的作用。
有些描写也表现了作者伐恶扬善同情人民的思想。
但是，班固毕竟是出身于仕宦家庭，深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
他编撰《汉书》主要是以正统儒家的眼光来衡量是非，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缺乏敢于揭露现实矛盾的批判精神。
《汉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是“八表”中的“古今人表”和“十志”中的“艺文志”。
《古今人表》中罗列了远古至秦朝的数以千计的历史人物，是人们考证古史经常使用的材料。
后人对“古今人表”也作了许多研究和考证。
“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所著的《七略》改写而成的。
它不仅著录了西汉官府的藏书，而且还分析了学术源流和派别，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篇杰出的代表作品。
《汉书》文风古雅，向来被视为难读的一部古书，连东汉的大学问家马融都不能读通，只好拜班昭为师进行学习。
因此，为了读通《汉书》，历代的学者作了许多注解工作。
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部：一是唐朝初年颜师古的《汉书注》，一是清代王先谦的《汉书补注》。
颜师古注参考了隋以前二十三家的注释，体例精审严密，有许多独到见解，与《汉书》并行于世。
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点校本《汉书》，就附有颜注。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征引各家的说解广泛而完备，文字史实的考证审慎而翔实，校勘也比较精确，是阅读《汉书》的比较好的参考书。
【第1句】：班固生平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其父班彪是著名的历史学者。
班固从明帝永平中受诏著史到章帝建初中，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汉书》的大部分。
其“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和学者马续补作而成。
和帝永元初，班固随军出征匈奴，兵败受牵连，下狱而终。
【第2句】：《汉书》概况 ①《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记录了西汉一代229年的历史。
②其体例基本上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传”。
全书一百篇，分为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
【第3句】：班固与司马迁史学思想及写作的区别 ①思想上，《汉书》站在汉王朝的立场上，坚守儒家思想正统，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与《史记》区别很大。
如《史记》写入“世家”的项羽、陈涉，《汉书》一概写入“传”中，尤其对游侠持贬抑的态度。
②写作上，《汉书》不像《史记》那样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而是更加平实客观，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
这些都体现了班固正统严谨的史学思想和《汉书》的“官史”特色。
【第4句】：《汉书》刻画人物细腻的特点 ①《汉书》叙事平实稳健，组织严谨，它的人物传记有不少生动的描摹和细腻传神的刻画，在文学史上也有较高的地位。
②能够通过摹声绘形传达人物的神貌和性格。
如《陈万年传》中写陈万年深夜训戒其子陈咸，陈咸睡意渐浓以致头触屏风，遭到陈万年斥骂，陈咸说其父所言无非是教他如何谄媚而已。
写得真实而富于趣味。
③通过精彩的场面描写，细腻刻画人物。
《李广苏建传》中写李陵、苏武，就是成功的例子。
李陵兵败失陷匈奴后，汉昭帝派李陵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伺机召还匈奴。
任立政与李陵见面的描写，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非常细腻。
李立政初见李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人也”。
再如李陵劝苏武投降一段，李陵联系自己的身世及汉朝现状，语辞恳切，真诚动人，但苏武不为所动，表示宁愿尽今日之欢，效死于李陵面前。
这段描写表现了各自的性格和心态，非常细腻传神。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记载了从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历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全书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发组成，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计80余万言，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
其中列传收录了西汉时期中外有中国特色人物，民族和国家的传记，共有近400名历史人物的事迹，传是《汉书》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部分。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极为辉煌的文史著作，它在我国古代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后人往往以“史”、“汉”并称，以“迁固”、“班马”连举。
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① 班固生平。
班彪作《后传》。
字孟坚，奉诏修史。
终于还是下狱死。
《班兰台集》②《汉书》简况。
第一部断代史，其休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传。
简单运用：①班固与司马迁史学思想与写作的区别。
班彪认为史记有两缺点：一是务求多闻广载，至于疏浅；二是思想未能统一以儒家经典上来。
另班固是奉诏修史，直接受皇家意志的限制。
受家学和政治的影响，《汉书》与《史记》有较大不同。
思想上，《汉书》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坚守儒家思想正统，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与《史记》有较大差别。
写作上，《汉书》不象〈史记〉那样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而是更加客观平实，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
这些地方，都体现了班固正统严谨的史学思想和〈汉书〉的“官史”特色。
②《汉书》刻画人物细腻的特点。
如李陵传，写任立政与李陵相见的叙描，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非常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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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前汉书》内容是什么
还有解释
《汉书又称《前汉书》，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编撰，是中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宁波天一阁收藏的《汉书》(明朝刻本)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
《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
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纪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
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
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 表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
前六篇的记载包括：记载汉初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记载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年表》等，借由记录统治阶级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令人物表》，班固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志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同时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
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料的自然史资料。
《天文志〉则保存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
《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并且点出汉文帝、汉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汉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的恶果。
《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沟洫志》则记述上古至汉朝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传《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为标题。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弘传》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元后传》、《宗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
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传。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
“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
“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班固兄妹写《汉书》的过程是怎样的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
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
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
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
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
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
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
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
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
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
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
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
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
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
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
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
《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
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
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
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
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
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
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
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
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
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
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
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
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
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
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
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
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
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
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
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
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
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
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
《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
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
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
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
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
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
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
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
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
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
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
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
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
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
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
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
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
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
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
）。
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
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
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
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
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
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
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
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
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
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
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
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
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
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
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
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
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
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
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
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
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
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
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
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
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
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
-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
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
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
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
《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
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
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
均佚。
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
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
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
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
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
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
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
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
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
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
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
（《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
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
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
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
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
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
司马《志》无缺也。
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
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
姑再考之。
（《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
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
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
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
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
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
《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
”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
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
”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
（《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
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
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
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
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
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
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
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
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
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
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
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
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
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
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
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与《汉书》同比较 一、 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 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
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固杨万里说，“司马迁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
参考网址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
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仕宦之家。
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
祖父班稚，哀帝时，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平帝时，王莽擅权，班稚惧，归相印，补为延陵园郎。
父班彪及堂伯父班嗣都是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王充等都曾登其门受学。
班彪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者，汉武帝召见，拜为徐令，以病免。
后位望都长。
班固九岁时，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后汉书班固传》），因此深为当时儒家学者的称赞。
二十三岁时，父班彪卒，班固还归乡里，因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入东平王苍幕府，同时在家中开始在班彪《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
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控告班固私自该作国史，捕入京兆狱。
他的弟弟班超亲至长安，向明帝陈述班固的著述意图，同时郡守也把班固的书献上。
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至校书郎，并任命为兰台令史。
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写作。
从此班固奉诏在兰台撰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共经历二十余年。
尚未完成的部分表、志，是在班固死后，由其妹妹班昭和马续补写成的。
班固为郎后，创作《两都赋》。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
”章帝建初三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
建初四年十一月，讨论五经异同的白马观会议召开，由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许多著名儒者参加了辩论，班固以史官兼记录之职，参与其事，并撰成《白虎通德论》。
章帝末年，班固以母丧去官。
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前往。
汉军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由班固作《封燕然山铭》，镌于石上，以纪其事。
永元四年（92），窦宪因阴谋弑逆迫令自杀。
班固也因此免官，后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遂死狱中，年六十一岁。
《汉书》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
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
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
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
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
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
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
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
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
并说：“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
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延，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
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
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
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
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
”意思是说，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
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不信“汉家复兴”之说。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
“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
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徵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业。
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
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
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
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
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
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
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
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
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
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婕妤”即况女班婕妤。
《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这是讥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
《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转变，“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
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
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
《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诛灭王莽。
《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
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斯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
“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
莽使安阳侯舜谕指。
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
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
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
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
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
’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
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
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
’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
’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生动传神。
如果可以说《元后传》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
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
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
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
《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现于著述《汉书》。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能写文章、诵诗斌。
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并广泛探究。
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这为著述《汉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
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
从此以后，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
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
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接连着写明史事，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临时性的应付，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
班固写西汉全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
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
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
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
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对于班固著述《汉书》当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
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
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
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
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
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
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社会重视，“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遂见亲近”。
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
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西都赋》和《东都赋》两者都是宏篇巨制。
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
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
赏赐恩宠甚渥。
”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
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 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
班固担任纪录，会后奉命根据纪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
这书的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可谓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这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是有严重的思想影响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
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
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
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同上）。
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
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
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
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
班固应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
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
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
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
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
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将班固逮捕，关进了监狱。
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他死时六十一岁（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竟然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
汉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
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
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班固几十年心力的结晶。
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了《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为了了解其书，当先认识其人，故这里稍详细地介绍了《汉书》作者班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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