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刘仲敬的《安·兰德传》

作者：陈毓秀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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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格局眼界的限制，国内学界往往热衷于引进西方负典，对真正宝贵的盎格鲁-撒克逊，或者说日耳曼-两希正典往往买椟还珠，视而不见。

一个在十九世纪无足轻重的巴黎三流女作家始终能为国内无产阶级学院体系骗取学术经费，流水线生产学术垃圾提供不菲的贡献，然而一大群影响世界深远的经院哲学家却迟迟看不见被转译成中文的讯息。

主干尚且如此，遑论正典的枝叶。

因此对于像安·兰德一类外围人物的中国粉丝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限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缺——或者说绝对稀缺，很多时候两者没什么差别——那么你很难摆脱一种懵懵懂懂，对偶像无限热爱，却长期一知半解的尴尬境地。

这种尴尬有时并不会因为年齿增长而得到解决，中国人所谓睁眼看世界，素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是，刘仲敬博士所著的这本《安·兰德传》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原本不该迟到的福音。

不过与大多数安兰德的喜爱者不同，刘仲敬博士虽然中意安·兰德，否则也不会写作此书，却明显不是安·兰德客观主义的信徒，保守主义出身的他反倒是同生态位的激烈竞争者，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保证了叙事的可靠性，至少不会落于常见的粉丝热捧偶像以至于文过饰非的窠臼中来。

唯一需要注意的可能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浇的是自己胸中块垒，说是夫子自道亦不为过。

全书对安·兰德惊心动魄的一生品头论足，见解固然不凡，字里行间却有韵外之至参差对照，需要读者双目如炬，慧眼独只，才能明了那未言的平生心事。

在本书作者看来，从小置身于此的生活环境对伟大心灵的塑造有超出人类心智所能穷极想象的作用，凡人在命运的舞台等待机械之神降临，裁决其德性所应有的结局，然而结果很多时候早在他在特定社会生态环境生长时就已注定，诸神不过是收割迟到的果实。

这种决定论而非宿命论的信念在刘仲敬博士的许多文章中多有体现，亦是他行文令人着迷之处，在处理安兰德的材料时也并不例外。

刘仲敬博士在开篇就向我们揭示，与流俗的偏见告诉我们的不同，安·兰德身上浓郁着极其鲜明的非美色彩，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附骥英美正统的门面招幌，与背后的真实不一定相符。

如果让我们从谱系学的角度一路追溯，不难发现，安·兰德其实是年轻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只是命运的光怪陆离，让一个异乡人抓住了上帝特地给她打开的机会窗口，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言人。

冷战的特殊年代已经过去，这样的机会窗口可能再难出现在地球上，只剩一代代被安·兰德笔下人物激励的冒险家，怀揣着梦想与野心，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利坚，重复前人的足迹。

柏克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可能是这种阴差阳错最好的注解：法国人追求的是全世界的抽象权利，英国人拥有的却只是他们自己的具体自由。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自由从来不是《人权宣言》一样高蹈激烈，令人热血沸腾但总隔了一层的身外之物，而是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日常细节，通过自治市镇、慈善组织、兄弟会、俱乐部、行会、宗族等多元一体的团体格局一一实现。

域外之人缺乏自由的细节，只能借助高台讲章隐隐想象，最终郢书燕说，变成与原产地风马牛不相及的异类。

这也是为何盎格鲁保守主义一旦跃出国门的界限，注定会变成本国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安·兰德观念里的激进因素，泰半拜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躁动灵魂所赐，而犹太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区领袖，后者需要的不是破坏性理论分析水平和心态上的孤高自赏，而是理解同情能力，并且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

正如刘仲敬博士所指出的，这是美国自由的基础，却是神圣的俄罗斯给不了的。

更何况，在漂洋过海以后，安·兰德始终生活在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并不曾真正理解 这个自己所热爱与寄身的国度。

也正因此，安·兰德在精神气质上与大清洗以前的布尔什维克是一类人，两者都陷入理想世界的狂热当中，对错综复杂藕断丝连的经验世界极其不耐，总是热衷于以自我的观念为尺度去校正现实的扭曲盘结，而不像他们的美国同仁们充分考虑政治上的性价比。

他们都是神圣的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以精神贵族的自我期许勉力自为，以求彰显贵族精神，只不过一个走向了原子个人主义，一个背道而驰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献上国家主义的祭坛。

哈耶克在《论真假个人主义》一文里分辨了两种个人主义，在这个老辉格看来，自由市场或者说自由世界赖以成立的根基并非霍布斯笔下无依无靠光秃秃的个人，而是在一系列自组织资源中学会与他人合作、互惠、协调的个人。

前者是假个人主义，往往来自爱慕者的误读和憎恨自由者刻意的宣传，后者才是真的个人主义，毕竟人类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完全没有规范的世界，自由市场更是一种要仰仗分工与协作才能自如周转的制度。

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的区别根本不在于是否应该存在社会规范，人如何在社会规范一类伪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社会规范。

大市场小政府的主张换成通俗的语言，即是说尽量减少国家机器对社会自我运转的干预，让人们在介于政府与个人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里，比如之前提到的行会、俱乐部、基金组织等等完成自我治理。

这是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真个人主义与假个人主义最大的分野。

超乎原子个人主义理性所能预料的是，当一个人真的无依无靠，斩断一切社会关系时，他由于个体无法被团结起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反而更加脆弱，更容易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来。

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亚细亚社会其实很常见，过分强大的国家机器迟滞中间社会的发育，故意禁止人们抱团结社，使得人们处于一团散沙的境地，可以被统治者任意汲取贡赋。

在这样的国度里，只有一种专制下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组织都属于稀缺物与舶来品，我们不妨称之为阿米巴社会——政府因为吞噬了所有的自组织，居然成为人们唯一可以仰仗的组织资源，整个社会由于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因而像阿米巴原虫一样不见骨骼筋肉，无限扁平化。

一旦唯一能够维持这个社会运作的组织资源耗尽，孤立的个人便将长期处于他人即敌人的自然状态当中。

不管是《源泉》，还是《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两本安·兰德赖以成名并坐享无尽声誉的作品，如果析之以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都不能真切反应什么是资本主义。

诚然，两本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充满着无尽斗志，激昂着人们努力向上，然而这只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并非资本主义本身，哪怕是在非常扭曲的世界里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相似的身影，比方说郭敬明的《小时代》。

真正得自由市场三味的分工与协作在小说中却看不见身影。

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出于文学需要而被扭曲了的个人，在个性张扬到极致的同时却不时将市场赖以运作的规则践踏在脚下，这种近乎好莱坞式浪漫笔法的英雄形象，他可能是德国式的，比如尼采的超人与末人，也可能是俄国式的圣徒与罪人的正反合，但唯独跟盎格鲁撒克逊格格不入。

可以这么说，这或许能满足人们对异域风情的想象，却遮蔽了更多的事实。

而信奉这种超人观念，并将之发展成一套哲学理念的安·兰德，竟然自视并且被很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不能不说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神奇的小玩笑。

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走下去，这样的玩笑本来不可能发生，一战的爆发与俄罗斯帝国的覆灭使这成为可能。

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不仅意味着掌权者的更迭，更让底层的小人物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面前无所适从。

而对于当时尚年轻的安·兰德来说，这段为时甚短却伴随着饥饿、贫穷以及言论禁锢的生活却使她一生都难以忘怀，并促使她下决心在出国禁令下达以前，移民去美国寻找自己的机会。

于是在挥泪告别母亲与妹妹以后，安·兰德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度中来。

她要割断自己与过去的痕迹，甚至取了安·兰德这样的名字作为笔名，努力不让人看出自己来自于俄罗斯。

一切都做的很成功，甚至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在最缺乏美国特质的好莱坞，文字工作出身的她作为一名异邦人除了不能做美国总统以外赢得了包括家庭与事业在内的一切，这样平淡的生活直到罗斯福新政的出台才被打破。

本来，作为一个移民，她跟她的后辈一样投的都是民主党的票，然而罗斯福向苏联取经的新政让她又想起她在布尔什维克治下的贫穷与不自由，这印象始终太鲜明，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只是发生在昨日。

热爱自由，热爱独立的天性使得她从此活跃于政治场所，积极反对罗斯福新政，甚至诉诸于笔端，进而创造出《源泉》与《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两部著作，虽然它与合众国的国情截然悖逆，然而从文学角度讲，她无疑是成功的，哪怕在如今的中国，也有企业家为书中角色倾倒，虽然他更可能是当寻常鸡汤来看待。

安·兰德的后半生几乎只是这一刻的注脚，在整个欧洲都被福利主义从摇篮到坟墓笼罩的情况下，安·兰德的影响力却日渐增长，追求个人独立奋斗，实现“自私的德性”的信念越发为众人所周知，这既需归因于美国特殊的国情，也是由于安·兰德出众的文学技能和拿破仑式的感染能力。

即使是她的反对者，也往往不由自主地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后来者读其传记，览其事迹，或许也会生“恨古人不相见”之心。

说来好笑的是，安·兰德最重视的却是依照她文学作品而推衍出来的哲学理念，所谓客观主义。

据说她原本相取名为存在主义，只是萨特捷足在先，不得已而作罢。

然而安兰德之于哲学，一如马克思之于经济学，如今都属于民科票友游戏之作，上不得台面。

哪怕是钦定继承安·兰德道统的各色组织，而今也是将重点放在令她为我们所知晓认识的文学作品上，闭口不谈客观主义。

如果安·兰德知晓身后事，可能也会为之气苦，历史总是给我们开这样的小玩笑。

然而历史又是公正的，它毕竟赋予安·兰德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地位，尽管安·兰德眼中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并非是一回事，然而她终究是在神明考验众人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从而抓住了机会窗口。

我们尽可对安·兰德的粗浅观念不以为然，却应当具有理解之同情，意识到由于一战动摇了人们对十九世纪的信念，做一名粉红知识分子侈谈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最时髦的事情。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造访苏联，认识到斯大林体制下人民所受到的苦难以后，却闭口不谈，反而为虎作伥，昧着良心讴歌颂德，成为作恶者的帮凶。

与之对比，安·兰德所赢得的一切其实是理所应当的。

而她所做到的，不过只是诚实而已。

作为对朴素美德的回报，她作为一名不在美国出生的异邦人，除了不能做美国总统以外赢得了包括荣耀与梦想在内的一切，只要罗马还存在人类记忆里的一天，蛮族将领为罗马所做出的贡献就不会被人所遗忘，而她的同时代人都已经被扫进垃圾桶，不值得为之留意。

就像经院哲学家所言明的，上帝始终是公正的，要认识上帝，敬畏上帝。

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写一篇《致新知识分子》的读后感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

【第13句】：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

【第1句】：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

【第5句】：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

【第2句】：

【第3句】：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

【第24句】：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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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L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