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债》读后感

作者在书后记中写道，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是他渴望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力量。

读完整本书让我想起了书架上的另一本书，林毅夫写的《解读中国经济》。我在B站听了他的北大公开课。

两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是相似的，那就是中国过去为什么落后？

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起点，1978年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突然摆脱赤贫，数百年来全球经济最伟大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我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我对这个问题同样好奇，也渴望知道答案。当然，还有一个同样好奇的外国人，他的名字叫李约瑟。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他在剑桥大学做研究时，实验室里有三名中国学生。李约瑟经常和他们聊天。主要话题是科学技术。

在李约瑟看来，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它不仅技术先进，而且还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时的先进技术应该是欧洲发明的，更可能是英国发明的。

但这三个学生中，有一个女同学，她的父亲是北京大学科技史教授。她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科技史也非常熟悉。

每当他谈到以前李约瑟认为是欧洲发明的一项技术时，女同学总是告诉他这是中国发明的，并且在某本书上有记载。

起初，李约瑟并不相信，但随着他查阅越来越多的资料，他发现这些技术确实记录在某份中国古代文献中。

他先是惊讶，继而好奇。从此，他的兴趣转向了研究中国科技史。

据他研究，15、16世纪之前，东西方科技交流就是中国技术向西方的传播。

但到了16、17世纪，一些西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方。 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流动逐渐固定，基本上西方的技术都传到了东方。

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前现代社会如此发达？

第二个方面，为什么中国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科技落后国家，并没有继续保持原有的领先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异象——宋代

书中说：“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统一蒙古、没有征服宋朝，中国是否有机会发展现代经济体系。

不管怎样，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宋朝灭亡后，元、明、清各代王朝更迭，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技术革命和社会制度变革。 ”

宋朝无疑创造了中国经济的最高业绩。唐朝鼎盛时期，天宝八年农业税占政府收入的80%。到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农业税仅占政府税收的28%，非农税和商业税收入占政府税收的72%。这可能是最接近现代社会税收结构的王朝了。

宋代产生的“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制度。

北宋的城市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和城市生活对铁的需求大大增加。公元1080年，铁产量增加到12.6万吨。英国直到工业革命后期才达到同样的水平。

然而，宋朝所取得的进步并没有得到延续。蒙古人的统治促进了从中亚到欧洲的贸易，但却对中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宋代建立的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被彻底抛弃，技术进步明显放缓，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落后的原因

人地比例和资本化

中国的耕地面积比欧洲多，中国的人口也比欧洲多得多。因此，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欧洲。

一夫多妻制、早婚、早育是中国早期的文化特征。即使贫困无法结婚的光棍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数量也不会成比例增加，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居高不下。

人均耕地面积少，意味着土地每年产出的粮食仅够养活自己。很难有剩余财产来投资技术更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当然，也不可能产生资本的原始积累。

多个中心和贸易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指出，在文明的初始状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暴力的潜力和利用暴力牟利的诱惑。要建立稳定的文明社会，就必须想办法建立集体暴力。社会个体成员之间暴力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暴力必须由对暴力机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府机构来控制，从而建立政府治理结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发展真正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合作关系和发展生产力。

如果暴力的可能性分布均匀，则更有可能是契约状态；如果暴力的潜力被统治集团所垄断，就更容易建立一个剥削性国家。

起初，周王室对诸侯的统治是基于宗教和文化，而不是等级制度。封建制度不可避免的离心力逐渐导致王室的统治能力下降。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法家所倡导的官僚制度最终成为了竞争的胜利者。法家和儒家也在百家之争中脱颖而出，被证明是最有能力巩固统治的政治学说，并在数百年中相互融合。战争期间，它帮助中国建立了早熟而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

秦帝国统一天下后，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更好地贯彻了朝廷的统治意志。

“天下万物，非王土；国土之滨，非王臣”。即使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现实，它至少是系统的稳定状态之一。

欧洲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罗马帝国崩溃后，帝国结构让位于心满意足的部落王国。 14世纪，欧洲大约有1000种政治制度和无数的庄园。

在理想的世界里，各个庄园都是独立治理的，这与大秦帝国的郡县制天下有很大不同。分裂的欧洲更加多元化，鼓励贸易和区域专业化。

贸易在欧洲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高于中国，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进步。

货币和城邦

货币的背后是政府的信用。理论上来说，政府要发行货币，就必须有资产的支持。

宋代发行的“纸币”是以国家垄断的盐田为后盾的。他们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取得了相对的成功。

由于北方敌国（西夏、辽、金）战事不断，宋政府随时处于财政赤字状态。他们时不时地想发行过多的纸币来资助战争。

南宋以后，纸币成为纯粹的金融透支，没有任何物质储备基础，其崩溃也在情理之中。

宋朝灭亡后，纸币也消失了。元、明、清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建立现代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机会。

1262年，宋朝灭亡前夕，西半球意大利城邦威尼斯陷入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

与宋朝不同的是，威尼斯政府受到民间社会的制衡，尊重债务偿还义务，而不是像宋朝那样直接印制不需要赎回的纸币。它还受制于金本位，发行的债券必须保持黄金的可信度。可兑换性。

为了支付本金和利息，威尼斯政府还规范制定了消费税、贸易税等收入来源。融资战争非但没有摧毁货币体系，反而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

宋朝与威尼斯之间的战争融资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与欧洲经济制度的差异。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特例，宋代发达的工业和科技文明在历朝历代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基于此，纸币在宋代的运作才变得必要和可能。

除了货币之外，城市对于贸易的扩大和繁荣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城市严重依赖政府和政府权力。

“行政官僚机构决定城市的布局，控制交通。他们不受司法、军事、贵族或教会势力的挑战。他们的权力相当任意，可以通过给予各种恩惠来增加个人收入，而人民则处于完全依赖的状态。”

在中国，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商人排在最后。各个时代的商人在着装、携带物品、至少乘坐汽车、拥有土地等方面都受到各种限制，更不用说反抗朝廷的权力了。有能力的。

在欧洲，商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

中国奇迹发生了

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在讨论但很难得出明确结果的问题。即使根据这本书，我也无法解释清楚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

结合本书和《解读中国经济》，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理解。

经济的发展来源于经济流程的不断完善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这种改进尝试的最大障碍来自人性，即暴力。

一个拥有暴力优势的社会成员很容易利用他人的努力，这必然会鼓励社会成员努力发展暴力优势。依靠暴力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

暴力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反而抑制了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的积极性。

为了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必须控制暴力。其做法是让政府机构在暴力方面建立压倒性优势，从而建立政府治理机构。

经济增长有赖于制度基础。没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微观经济的自由，就很难实现经济繁荣，后发国家就不可能利用丰富的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增长的本质意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大，而消费则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的产出的消耗，与该经济体在下一时期能否有更大的产出无关。

只有投资，即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才能扩大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在当前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最大组合。

然而，哪怕只是稍微超出可能性边界，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要实现增长的目标，必然需要社会成员不断试错和合作。

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从网络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可以更容易清晰地呈现出来。

由许多节点组成的人群网络构成了所谓的小世界网络。小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资源、信息和技能。生产过程本质上是人群在小世界网络约束下的活动过程。

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和个人野心，不断激励着小世界网络中的个体在自己有限的、不同的“隐性知识”的范围内，对未知的世界展开实验，勇敢地投入到明天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在性方面。

风险是可测量的不确定性，例如具有明确概率分布的随机事件。

不确定性是一种无法估量的风险，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想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不确定的试错中，整个社会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必须趋同，价格和供给必须稳定。让那些致力于尝试和犯错的人评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和风险。

幸运的是，对于仍处于生产可能性前沿的落后经济体来说，发展机会来自两个来源：创新和学习。

学习和引进现有的技术流程和经济流程，实施起来难度大、耗时长，而且需要承担风险，这与创新不同。

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工艺是成本最低的发展方式。这是所有落后国家都具备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微观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并在改革开放窗口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不断学习和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过程。

中国经济腾飞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阶段、出口拉动阶段、杠杆阶段。

其中最困难的是改革阶段，必须解决一系列制度短板，形成能够动态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经济体系，为下一阶段促进出口奠定基础。

比如，建立真正的、以公司法为核心的财税体系，以及政府让民间社会有更多的经济自由。以1995年《银行法》的通过为标志，建立了现代金融货币体系，以汇率政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确立了外向型经济道路。

我们可以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直接对接全球生产链，学习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流程的半径最小，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后发优势。

出口部门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流程改进首先溢出到为其服务的国内支持部门，并通过后者再溢出到二级支持部门。在这种连锁反应下，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逐渐开始扩大。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神秘：它是制度转型与后发优势相结合的产物，极大增强了中国经济引入机遇实现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