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是我六七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当时呢，嗯，我非常同意柏杨的说法，中国人只自己打架，中国人又脏又吵等等，仔细想想，当时我就迷恋曾国藩的“血淋淋的诚意”并对自己进行了最彻底的批评。而柏杨的观点正好“迎合”了我当时的想法。最近，当我再次打开这本书时，也许是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变得更加丰富，也许是因为我吸收别人意见的方法变得更加成熟，我不同意博杨的一些观点，至少是博杨的想法。中国人的特点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在的中国人。

我们先来说说博杨本人。如果忽视伯阳的一生，一味地评价和批评伯阳的观点，孔子的棺材就压不住了（高中读的《论语》，孔子说：观其言，观其行…… ）。柏杨出生于1920年，如果说一般人在15岁到30岁之间形成一个人的三观，那么柏杨看待事物和分析事物的主要方向很可能是在1935年到1950年间形成的。正直的军阀时代，日本侵略并封锁中国。

此外，毛主席、邓爷爷教导我们“具体问题、具体概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把柏杨关于中国人肮脏、吵闹、吵闹的观点视为当前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者一味地批评柏杨的观点并以偏概全，是完全不正确的。肮脏、吵闹行为与人们的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地域密切相关。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是在1978年以后，国民素养在1993年才完成，因此，博阳中国人肮脏、吵闹的特点很可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性，但不宜一概而论。把这个特点应用到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代、各个群体。我没有仔细查考柏杨的观点是否特指1985年和1985年之前的中国国民性，但现在的读者将这种观点强加给现在的中国人并用来攻击柏杨是不正确的。

至于中国人互相争斗的锅文化，并不是中国人喜欢争斗，而是中国人都想成功。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对成功之路的依赖，或者是他们习惯于模仿和抄袭已经成功的产品而造成的。我不知道1985年和1985年之前的情况，但近年来卡丁车、玄武堂、CS、Dota、淘宝等销售相同产品的情况仍然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于这本书，我的观点就是柏杨所说的国民性。一是因为时代不同，二是因为柏杨本人受历史的限制，未必完全适用于现代和所有中国人。但如果忽视博扬成长的环境，攻击“博扬认为日本人是好的”，调侃“博扬的中文不好，需要改成拼音”等等，我认为是不适当和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