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确实是政局动荡、多变的中国历史上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永昌政权。 3月19日，他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朝。就在这一天，崇祯皇帝和宦官王承恩登上梅山，在衣服上写下了最后的圣旨，并在山亭里自缢身亡。明朝末代皇帝弥留之际，敲响钟声，召集百官，却没有人来。他在圣旨中悔恨自己，责备群臣。他悲惨地写道：“恕我德，鄙我弓，我将上天堂。”罪魁祸首是我，但大臣们都误解了我。我死后没有脸见我的祖先。我摘下冠冕，用头发遮住脸，任由盗贼分我。”然而，好景不长，起义军进京后，四月，主帅吴三桂——明朝驻山海关首领，引入清朝入关，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败，撤出北京，逃往西安。 5月，清军进入北京，10月，多尔衮将顺治帝从沉阳带到北京，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开始了。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晋县发动起义，屠杀官员。十六、十七年，历尽磨难，但他坚持了下来，几乎成就了他统治大顺朝的伟业，进京仅仅四十天，就兵败离开西安，次年被湖北省铜山县九宫山遭武装地主围攻杀害。他的成功失败了，一切都毁了。

公元1644年，干支令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下《甲申三百周年》，文章称之为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大悲剧”。 “李自成自然是悲剧大师。悲剧的意义特别深刻。”

《甲申三百年》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剖析了崇祯和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谈到崇祯，郭先生在文章中说，“历代改姓时，亡国的君主常常受到诟病，崇祯皇帝是个例外，他赢得了后人的同情，这在李自成的” 《登济谕》又说：“皇帝不甚黑暗，孤立而有很多野心；事实上，崇祯皇帝是很有问题的，他看似想要成功，但他的方法却始终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在他刚继位的时候，他也很“专断”，将魏忠贤和客家人排除在外，但转眼间他就依赖太监了，军事国事上，关键人物的兴衰往往随心所欲，飘忽不定，容易上当受骗。至于老百姓，虽然屡次颁布“罪谕”，号称爱民，但嘴上说着实则不然，内部腐败，再加上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自然就加速了人民造反和明朝灭亡的进程。据史书记载，连年的灾难导致人们吃树皮、土、石头，后来又开始残民。针对这样的灾难，虽然崇祯亲自率领其臣齐豫多次，也减少饮食，退出应酬，但不听“搜臣助臣”的建议。正如郭先生所说：崇祯皇帝平心而论，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名誉专家。他是最喜欢颁布“罪孽法令”的人。他还喜欢时不时地调侃减少吃饭和退出娱乐。然而，当李自成离开北京时，他发现金库的钥匙还是原来的样子。老镇金库里有三千七百万元宝已经多年没有动用了，全部元宝都是五块。一百（十？）两，刻有永乐字。王室不愧是最大的豪门家族。如此巨额积蓄，若能用来帮助天下豪门，可以用来减少两次《罪诏》数量，减少两次御膳，减少提款。天乐两天，不会酿成悲剧。不过，毕竟是请文官做文章，要金库提供钱财就很难了。无情的天灾就像一个笑话，顽固地捉弄那些想要赞美的人。就这样，崇祯十七年之后，明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一个“光说不做”的问题。 ”，最终沦为“孤独者”。

谈到李自成的悲剧，郭先生在文章中指出，起义军领导人来到北京后，“一切都好像陷入了过度的陶醉”，“神志不清，头晕目眩。大家都以为天下很平静。” 3月19日至4月29日，李自成

抵达北京后的40天里，牛金星摆出“玉带青袍圆领，出入招待宾客”的宰相架子，忙着准备登基的事。仪式；而一等将军刘宗敏却整天胁迫贬官，搜查赃款。其次，数十万大军驻扎京城，掠夺百姓财物，尽情享受。就连那些在邱国没有违反过的军规，也一一抛在了脑后，彻底忘记了。敌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派了几千名士兵到山海关镇守。这可以说是麻痹、轻敌到了极点。第三，李自成俘虏了吴祥，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投降书，刘宗民却绑架了吴祥，抄家，还带走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就这样，还在犹豫的吴三桂终于被迫造反，导致事态急转直下。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的自律非常严格。连明朝都说他“不善酒色，劳苦劳苦，与属下同甘共苦”。他到北京时“不着毡衣，骑黑驳马”。据说他也在北京。宫中“头戴尖毡帽，身穿蓝布马褂”。但叛军首领进入首都后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李自成也不能免除自己的罪责。更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得力助手。牛金星、刘宗民等前辈肆意妄为，天下太平，得意忘形。情绪高涨，完全没有居安思危的心理准备。难怪堤坝决堤，我不知所措。

李自成的悲剧就在于，胜利之后，他再也听不到冷嘲热讽，反而相信了牛金星的诽谤，是对朋友牛金星的背叛。他杀了能出谋划策的将军李严，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君王的杀戮。英雄的错误。李彦，河南省杞县举人，是一位素有“文武双才”、“善行仁义”的知识分子。崇祯十三年参加起义军。李入群后，劝李自成“尊贤礼，除暴愍民”，“假装仁义，禁兵杀人，以大事得民心”。 ”。他帮助李自成进行宣传，赢得民心。他取得了许多成就，建立了伟大的业绩。遗憾的是，进京后，李自成“不介意”李严的劝告。他那种“受人善意”、“凡事由大家来做”的作风也消失了。当牛金星、刘宗民等人隐隐陶醉在胜利锣声中时，李严曾就四件事进谏并提出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条重要建议：严明军纪和征召吴三桂父子。这原来是一剂良药，也是一剂醒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是“我无知，不太高兴”，于是他说：“我知道，但做不到。”最终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以过去为镜，可以看到兴衰。”甲申时期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教科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学习与当前形势》讲话时，曾以极大的诚意告诫全党：“全党同志一定要以这些傲慢和错误为鉴。最近我们刊发了郭沫若有关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告诫同志们不要重蹈以胜利为荣的错误。去年，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必须”。今年，温总理重申了“甲申三百周年”，告诫全党不要犯得意忘形、腐化堕落的错误。诚实地以史为鉴，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更足智多谋、少走弯路。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大典》，我想至少有以下五个启示。

1、不要犯胜利后骄傲、自满、迷茫、糊涂、头脑不清醒的错误。 2、不要犯贪图胜利后享乐的错误，导致生活败坏，最终导致腐败和失败。 3、不要犯在逆境时听忠言、激怒言，得胜时狂妄自大而不听激劝言的错误。 4. 不要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完事了，放松警惕，粗心大意，功亏一篑。 5、归根到底，底线是不要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