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我一直以为，思维与思想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思维是一种更具深度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维是决定思想的。因此就中华民族的艺术及其历史而言，其艺术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以及自古以来，中国人到底如何进行艺术思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烦难的学术课题，它关系到如何准确地把握中华艺术思维历史的人文素质、品格与规律问题。

正因艺术思维史研究的难度较大，造成多少年来这一领域少有人问津的局面。而今读到金丹元近著《中国艺术思维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2月版)，很为他的学术勇气与探索精神所感动。该书“后记”指出，“艺术思维既不是一般思维，更不是单纯的哲学、美学、艺术学，却又与一般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美学、艺术学都有联系。那么，如何联系？怎样才能将散见于中国古典美学、古代艺术作品中有关艺术思维的因素加以提炼，并使之归属思维范畴？”拜读全书，我以为该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关系到作者自己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怎样在人类学视野中见出中华传统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异性与人类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将艺术思维与思想分开，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艺术思想进入来揭示艺术思维的品格与规律，或者直接论证其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人文、历史过程以证明艺术思维史的“文法”实质及其规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关于“原始思维”，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原始思维的历史与人文阶段，因此原始思维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然而，中华民族关于文化、艺术的原始思维，却更多地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话、原始图腾相联系。

同样的“天人合一”，从智慧角度考虑，是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所说的“诗性智慧”；从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思维”。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状态内部的区别，而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实也是巫之根本。所谓“趋吉避凶”，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吗？生是巫，也是诗的主题。巫的感应、移情，是后之审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谓艺术思维，其原始方式，实际即文化思维。因为原始意义的艺术，是广义的，指包含一定审美因素的文化。《中国艺术思维史》论证其“思维”的人文“气质”，从“巫”、“天人合一”进入，这种学术理念与论思方式当是可取的。从“巫”谈艺术思维之“和”与“类比”、“现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任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其实都不能追溯历史之最早的源头，这正是人之存在与学术的尴尬与痛苦。从“农耕文化”与“巫”开始研究中华艺术思维的起因，应是学术研究之正途。然而，中华艺术思维的“第一因”，又不是“农耕文化”与“巫”，因为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为我们所难以把握的关于“艺术思维”的“前史”。

尽管如此，《中国艺术思维史》一书对中国艺术思维的缘起、发展、流变，还是做了一次可贵的学术梳理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