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读后感

有思想的书籍不需要精美的封面或高昂的价格。

当我看到作者清华才女的身份时，我已经半信半疑了。难得的是，作者是在文革末期，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写下这本书的。他写下了自己作为文化界高级领导的个人经历，然后手稿被保存在国外并在香港出版。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作者逝世十周年之际在中国大陆出版本书。不妨抄一下作者女儿写的一段风险描述：【我（女儿杨团）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了妈妈提到的两个小口袋。里面是《痛苦记录》最珍贵的前八章。章节，从“营救失落的人”到“文革中失落的人”。这是我母亲从1976年开始写，到1983年左右基本完成的8章，她视为自己的宝藏。这篇手稿是我疯狂的兄弟杨嘟嘟写的，他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地里跑了整整两天没有回家。母亲病愈重返工作岗位后，她一生中最愧疚的就是对不起弟弟。哥哥抄稿子的时候，我曾问妈妈：这些稿子不能流通，他要出版怎么办？妈妈想了想，说：“不行，他的脑子不够好，做不到这一点。”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

全书由多个独立章节组成。连载阅读，再加上百度查找线索，其实就是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圈小圈子恩怨情仇、人性的写照。总的来说，恕我直言，女性写书仍然过于关注人物对琐事的记忆，抱怨很明显，对底层系统的反思不足（或者不敢说？）。相反，它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痛苦记录补遗》的后半部分。作者经历了时间的积累和重要朋友去世的反思。思维水平、问题角度、语气都比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文章要高。很多。最近，我对比阅读了王光美的口述回忆录。相反，受过更大委屈的人心胸更开阔：经历过更大委屈的人平静而平静的回忆，让观看的读者感受到他们内心隐藏的意义。海浪很汹涌。这不是文学技巧或演讲技巧，而是生活经验的积累。

回到《沉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两种人）的悲惨对比。

第一个是作者的丈夫杨舒，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除了为党工作外，没有其他要求，也没有个人商业爱好。尽管他迂腐、守旧、刻板、直率、思想狭隘，但他最终为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全家老少都参加革命，家产都用来资助党。他的母亲最终生活贫困，他的兄弟为国民党英勇牺牲。毕竟，他们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毒打、监禁、开除党籍。身体受到折磨和摧残的人们，在生命最后一刻重返工作岗位、为党的工作读书写作的幻想中迂腐地死去。杨恕告诉女儿杨团团：【团团，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以为我解放了，一切都好，你们这一代就不会再受苦了。我只会告诉你们好的、光明的一面，不会让你们知道党所犯的错误、党内斗争残酷、不好的一面。事实上，我们党从来就不纯洁。你认为党永远不会错，你跟着党走就没有问题。 ……以后的打击你恐怕承受不住了。 】

周扬通是一个为党奉献一切的人，但他的性格却与杨恕相反。他是左联出身，文化部长，打败胡风、丁玲的有力人物，文革初期与主席、第一夫人合作的文化战线上的名人。吴训川和胡风集团为主席的攻击做出了贡献，甚至批评了与他一起遭受“四人”罪孽的朋友夏衍。以至于当时作为新中国政权暴发户的笔者听到（周扬）的话，不禁浑身震惊，感觉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 终究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规律。周扬（一定阶段后）被四人帮抛弃并击败。 【文艺界最后一个批评家自己也被批评了。文艺界最重要的问题，都被英明地发现了。文艺界彻底崩溃了。 】终于，果然，1976年击败四人帮后，周扬回来报道了。 【我距离主席的座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一边说话一边流泪。虽然他没有在公开场合一一批评过去的事件，但他明确表示：“许多好同志受到了伤害，我对大家感到抱歉……”]想起来，很多人当众鞠躬道歉。有安抚民心的领导者，也有真诚的人。

这两种人的结局感觉就像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到达了同一个目的地，一起转生。除了关于这两个人的章节之外，特别值得细细品味的是附录中女儿杨团团所写的书的整个故事，细细品味父亲和母亲在经历生活后向女儿敞开心扉的有限描述。

如此复杂的人性和政治事件，最好还是亲自读书来体验。但按照我从小养成的八足作文习惯，不总结自己的想法就想写出结论，确实很难。我觉得武侠小说里，往往有最毒的毒药、毒草的解药；男性最无法控制的性别所生的孩子最能教会男性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与此相对应，历代统治者大多依靠反情报来实现自己的绝对仰慕和统治的绝对稳定。未来，他们仍然要依靠相反的“情报”来维持政权的发展。戒毒之人、花花公子、聪明政客，都在这轮回中苦苦挣扎。但我们现任总统已经获得了类似于主席的权威，但并不反知识分子。这真是太棒了。

最后，我在书的开头引用了李锐诗中的一句话来省事。 【追求民主自由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