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的思考

这篇文章长达30页，内容非常多。如果你写了、读了，如果字数太少，就很容易变得笼统。所以，我只写对“改必过，但改不能改”这句话的一些思考。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盟友，但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不敢支持已经兴起和正在兴起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回应党内外对当时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毛泽东在湖南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徒步了700公里，进行了详细考察，才写下这篇文章。

所谓“纠偏必过分，但纠不能过分”，实际上是为了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是“很坏”还是“很好”的问题。

中产阶级以上社会和国民党右翼认为革命“非常糟糕”；中间派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不正常，实际上在农村制造恐怖现象”，所以“过分”，“矫枉过正”，“太不合理了”。经过深入调查，毛泽东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农民革命“很好”！他说：“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这是四十年甚至几千年都未曾完成的非凡壮举。这是非常好的。”

他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情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写文章，画画绣花，不能那样”优雅，那么从容，温文尔雅，那么温和，礼让，节俭。革命是一场骚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说“矫枉过正，但矫治不能矫枉过正”，是因为农民运动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要反驳这种观点。为了达。就是改写“矫枉过正”这个成语，以反驳这种错误的评价。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本上认为，要纠正某件事，就必须用矫枉过正的方法去做。

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过正必过”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虽然不是同时）实际上认同“过犹不及”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在1939年给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太多就是太少”和“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并解释了“太多”和“太多”的合理性。 “小于”来自质与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