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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博物馆感言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关于初中历史上所学习的内容的思想和感悟写一篇征文

走进身边的历史感受古老文明 领略灿烂文化,今天将继续带您游览新落成的亳州市博物馆,看看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昨天我们了解了亳州久远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亳州的文化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中国道教源自亳州,这说的就是我们的家乡道源圣地——亳州.从古时候开始,人们就在思考着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终于有人把这种思考变成了思想,这就是一代圣哲——老子.亳州博物馆讲解员 李晓燕: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亳州涡阳人,他曾任周守藏史之史,就是负责管理周朝的图书典籍,使他得以接触了大量的图书,学问非常的渊博,周王室衰微以后,老子辞官归里,返回家乡,研修学问,晚年西出函谷关,遇到关令尹喜,请求老子出书,于是老子就留下了《五千言真经》、《道德经》又名《老子》.老子说“上善若水”,说的就是做人要像水一样,滋润万物,但是却不能与万物争高下,这种品格最接近道.我们现在看这个展厅,它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下一秒钟就会有一个奇迹给您看,看到没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水的世界一样,而我又被水紧紧环绕着,耳边还有流水的声音在萦绕,还有更好玩的呢,你看用脚这么轻轻一点,地面上的水纹会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亳州博物馆讲解员: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水的世界,这个是我们利用高科技做的一个整个展厅内全部就像水的世界,游客来到这好像置身于水的世界中,那么我们这么做的寓意就是要吻合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你可以感受一下,随着你脚步的走动,水会有波动.游客可以体验一下,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看,随着水波的散去,中间一个强烈的光束突显出老子的画像.从商汤、老子、楚灵王一路走来,亳州这块宝地终于在三国时期孕育了一代名垂千古的帝王——魏武帝曹操.我身后的这个展厅就是曹操留给我们亳州的众多珍贵的文化遗存.亳州博物馆讲解员:这里是我们模拟的曹腾墓的模型,曹腾墓就是曹操爷爷的墓,他的墓是所以的曹操家族中可以说结构最好的,全部是石条砌筑的,石门、甬道以及门额全部有精美的石刻人物,这个里面展藏的是我馆收藏的重要文物,银缕玉衣,由2400多块大小不同的玉片,用银丝编制而成,这个银缕玉衣是用来保存墓主人尸身的,古人认为这样可以使尸身不化,根据墓主人身份的高低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种不同的规制,这个是银缕玉衣,可见墓主人身份是相当高的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猪又叫玉握,它是握在死者手中的,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象征着死者要掌握着财富而去,不能空手而去.现场报道:这里还有古地道呢,我们到里面看一看,怎么人不动,地道在动.这个地道就是用高科技手段仿造地下运兵道建造的,在地道下方有一个红框和一个黄框,红框是固定不动的,黄框照着我的脸,当黄框大于红框的时候就是前进,黄框小于红框的时候就是后退,我的脸往左边,地道就往左边看,往右就是往右边看.这个古地道真的挺好玩的,如果游客到亳州博物馆游览的话,一定要到这个模拟的古地道来体验一下,真的挺有意思的.从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里,从灿烂辉煌的三国帝王文化里,我们都能看出一代英雄曹操的伟岸形象.且不说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略,就他对于文学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他使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亳州博物馆讲解员:曹操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诗人,这就是三曹塑像,曹操、曹丕、曹植,他们父子三人不仅提倡文学创作,还身体力行的创作了很多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开创了建安文学时代.在他们的对面就是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徐干、刘桢、王粲、阮瑀、应玚,他们七个人大体代表了除三曹父子之外的建安时期的主要文学力量,他们也是诗、文、赋各有所善,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展厅有个十分贴切的名字,叫汉魏风骨,这个展厅也是整个博物馆最大,内容最丰富,看点最多的一个展厅.穿越千年,跟随历史的脚步,明天我将继续带你游览.

重泉古城作文

重泉是蒲城县的古名,它的历史记载最初是《史记· 秦本纪》,其中提到秦简公六年(即公元前409年)“堑洛,城重泉。

”“堑洛”何解

按汉辛氏所撰《三秦记》中的说法:“在蒲城东五十里,秦筑长城即是堑洛也。

”《史记·秦本纪》中又提到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

”重泉县由此始。

稍后楚国的屈原(公无前340——278年)在《楚辞·天问》中即有“ 汤出重泉,夫何辠(罪)尤

”之句,据东汉王逸所注即认为:“ 重泉,地名也。

”那么,重泉古城究竟在哪里呢

根据《史记》的说法,可以肯定是在洛河沿岸,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李泰所撰《括地志》中说:“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即今蒲城县龙池乡重泉村至晋城村一带。

这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的。

古邑重泉流传于现代的出土文物,最著名的要数“商鞅方升”,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

这件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属于当时的量器。

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

【第2句】:32厘米,通长

【第18句】:7厘米,内口长

【第12句】:

【第4句】:宽

【第6句】:

【第9句】:深

【第2句】:3厘米。

容积20

【第2句】:15毫升。

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有铭文三十二字:“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

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右壁刻“临”字。

“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

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

《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

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

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

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

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

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58年兴修水利时,在钤铒乡(今龙池镇)重泉村东北约两公里处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水井、墓葬等古文化层,出土有云纹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秦砖、侈唇鼓腹大型灰陶残体、灰陶盆口、陶水管等文物。

196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洛河考察组认定了重泉古城遗址。

1971年修排碱渠时,这里又发现了秦陶残片以及井、锅灶遗址。

这些考证进一步印证了重泉县古城已有大量居民居住。

历史的记载说明,从秦汉、三国到魏晋的八百多年间,除了在汉朝中叶王莽新朝在位的15年中曾改重泉为调泉外,重泉的县名一直未变。

至于重泉古城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是否迁址,这个史料记载不详。

据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所载:“蒲城县:东南九十里,旧二十二乡,今一十乡。

本汉重泉县地。

《史记》谓:‘秦简公城重泉,即今县南五十里,有重泉故城也。

’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县为蒲城,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属同州。

唐开元四年十月,改为奉先县,仍移隶京兆府,以奉睿宗桥陵。

至十七年,升为赤县,皇朝开宝四年,改为蒲城县。

”这就说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重泉改为南白县(另有史料称为南白水县或南泉县,实际应为南白水县),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南白水县为蒲城,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为奉先,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升为赤县,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复名蒲城。

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观点,重泉、奉先、蒲城的城池应在一地,并未变动。

该志一卷“沿革”条目中载:“论曰:旧志贾国在贾曲,去城西南十五里;重泉在今重泉里,去城东南五十里;奉先在今奉先里,去城东二十里。

辨者谓,重泉、奉先、蒲城,总一城,更其名未更其地。

谨按汉鉴记,李必、骆甲重泉人,注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其为重泉无疑。

辨者至谓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

如今蒲城名蒲,蒲何在耶

且谓奉先有碍泰陵下宫,安知不以碍下宫故而西移耶

据今城内有南北二寺塔,皆唐时建,相传筑城时,截南寺山门于外,则寺在前,城在后可知。

若奉先即今城,当立五折冲府时,相原府在城东二里许,不应逼近若此。

尚询之土人,二处尚有瓦砾迹。

又蒲城说者,以城东蒲实村蒲实得名,今验其地不宜蒲。

稽春秋时,晋有蒲城,即汉蒲子县,又西为蒲坂,俱不知何所取义,岂东蒲城革而西魏偶借名于此

又,《左传》屈人与蒲人战,是晋屈产地,为屈属,晋石楼县蒲地为蒲属,今隰州非此蒲也。

天下名蒲者不止此,蒲安在也

”该志“建置”的“城池”条目中又载:“论曰:据志,城建于秦,置名重泉起此,盖由贾国北移者。

初,晋为河外西鄙,犹无城。

迄属秦,而简公筑焉。

后为调泉、白水、蒲城、奉先,代有异名,而城实未改。

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

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

即晋河外西鄙之说,亦未必然。

尝见洛畔,南自高原以南,北自常乐以北,皆有城址,相传以为长城,意秦晋之界在此。

是县东三十里外,为晋西鄙,县治非其地也。

城未知的建何时。

”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

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说法:重泉、调泉、南白水、蒲城、奉先县名虽有更改,而城池并未移址。

这个论点的提出似乎连作者都感到底气不足,因而发出了“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

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

”的自相矛盾的疑问,可见其说难以服人。

首先重泉古城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有说是城东或城南五十里)是汉《三秦记》、唐《括地志》、宋《太平寰宇记》、《长安志》等诸多籍典明文肯定的,作者没有拿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公然断定蒲城今址即重泉古城的地址,实在令人费解,况且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认定了在洛河岸边的重泉古城遗址,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古籍的言之不妄。

秦“堑洛”所修的长城现在在龙池镇晋城村北沿洛河西岸的葛林坡上还有长200多米,高4米,宽2米的遗址,其附近的车渡村也有烽火台遗址。

因此,可以说重泉古城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倒是作者认定城址未变的论述中,让人知道了重泉故址曾有迁至蒲实村或奉先里之说,并且有今城是唐时所建之传,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证明了有重泉迁址说法的存在。

笔者认为重泉曾经迁址的说法是可信的,其理由是重泉古城地处该县之东南一隅,随着县域的扩大,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迁移县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迁往何处

缺乏权威的记载,作者所论证的奉先里和蒲实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线索。

既然论证中说今城为唐时所建,且1981年至1990年,在蒲城县城西部和西南部附近先后出土《唐故南阳范府君墓志铭》和两座唐代经幢,文字都证明奉先县城即今县治所在地,故奉先里之说可以排除。

至于蒲实村,作者仅凭“今验其地不宜蒲”就一口抹掉,这未免失之随意了。

“其地不宜蒲”能否定蒲实村的客观存在吗

显然不能。

要考证“蒲”的来历,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遍查蒲城县的乡镇村名,唯有龙阳镇的蒲石村(即蒲实村)和原任乡的蒲李村带有“蒲”字,蒲李村向来与县址无涉,要研究的就只有蒲实村了。

其地东邻洛水,与“大荔猿人”的发现地大荔县解放村隔河相望,只有数里之距,说明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先祖繁衍生息的富饶之地。

其村东沿洛之蒲实滩北与晋王滩相接,过去是否宜蒲,不得而知,但有芦苇存在可以编席却是事实。

其东北数里即为晋王村,显然是以纪念晋重耳而得名,安知蒲实的称谓与晋重耳无关

甚至可以联想《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其中的“蒲城”就有纪念晋重耳的内涵,这也就不难理解“蒲”字的来历了。

因此笔者认为重泉故址北移至蒲实村附近的说法是不能排除的,历史的记载不会子虚乌有。

当然这只能说存在可能性,要最后证实,还需要有更多的考证。

据宋宋敏求著《长安志》卷第十八载:“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为蒲城以县东有蒲城因名之。

”其中还载有:“重泉故城在县南五十里,蒲城在县东三十里”,“蒲城乡管温泉里”,温泉在蒲实村之东北,亦可证明蒲实与蒲城存在关系的可能性。

另据《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的白水县条目提到白水郡时所载:“后魏和平三年,分澄城郡于此置白水县及白水郡,南临白水,因以立名。

永平三年,移郡于今县西南三十五里奉先县界。

”可知白水郡始于北魏孝文帝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并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移郡于白水西南之三十五里处,其“奉先县界”说明当时的南白水县属白水郡的辖区,按其所指方位推测,应在今大孔乡一带,可惜已无任何历史痕迹。

联系到《太平寰宇记》中“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这段话来理解,即当时的南白水县城即为今址。

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当时白水郡南移的地址即为县城今址,而当时南白水县的县址可能在蒲实村附近,这样白水郡南移至当时县城西北(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十里的地方也就好理解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郡址并非县址,郡址后又北移,自为后来县址迁移的首选,如果真是这样,其重泉故址北移的时间,笔者估计大约在公元25年到487年之间,即后汉光武帝恢复重泉县名,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将重泉改为南白水县这一时间段,其中因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曾撤销徵(澄)县,并入重泉,重泉与徵的北界相距近200里,出于有利治理的需要,在光武中兴期移址的可能性最大。

至于何时由蒲实附近迁至现今县城所在(即原白水郡移址所在),已经无据可查。

据史志资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世民猎于尧山时县城尚不在今址,因此推测,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改奉先县时,为了方便守护皇陵而迁移县址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被康熙《蒲城县志》作者提到的“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重泉古城的存在毫无关系,有泉它是重泉,无泉它也是重泉,这是历史事实,与泉的有无没有任何牵连。

况且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无泉并不能说明昔日无泉,有泉的地方泉水也有干涸的可能。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泉”字的读音问题,泉字的解释在《辞源》中就有一条是“古代钱币的名称。

”《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注有“钱币的古称。

”笔者的家乡就在重泉古城附近,家乡的群众一直把重泉的“泉”读作qiān (迁),而不读作quán (泉),重泉村的男女老少祖祖辈辈直到现在也是把自己所住的村庄读作“重qiān(迁) ”,从没有人叫“重quán(泉)”的。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研究古文字音的学者赵建民博士认为,古人把“泉”就读做“钱”,王莽篡权以后新筑的货币有“十泉”、“五十泉”等等,这里的“泉”便读作“钱”。

由此看来,两千多年来,这里的群众把“重泉”叫做重泉(迁),“迁”与“钱”的发音相同,只是声调上有阴平与阳平的一、二声之分,似乎这个“泉”字,应以古音读作“钱”,才是准确的。

“迁”“钱”之分只是口语的变音。

这是否可以说明古重泉还是一个铸造钱币的地方。

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既能铸造“商鞅方升”,则铸造钱币有何难哉

综上,笔者认为,重泉古城应在今之龙池镇重泉村与晋城村一带,历史上重泉有可能曾移址于今龙阳镇蒲石村附近,重泉的读音应按当地的习惯读古音为:“重qiān(迁)”。

仅作一家之言,欢迎大家探讨。

开平碉楼的文化

开平碉楼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

  根据现存实证,开平碉楼最迟在明代后期(16世纪)已经产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表现中国华侨历史、社会形态与文化传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群体建筑形象。

这一类建筑群规模宏大、品类繁多,造型别致,分布在开平市的乡村。

  开平碉楼的历史  开平碉楼的兴起,与开平的地理环境和过去的社会治安密切相关。

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而过去水利失修,每遇台风暴雨,常有洪涝之忧。

加上其所辖之境,原为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因此,清初即有乡民建筑碉楼,作为防涝防匪之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更为颓败,开平人民迫于生计,开始大批出洋谋生,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渐渐有些产业。

到了民国,战乱更为频仍,匪患尤为猖獗,而开平因山水交融,水陆交通方便,同时侨眷、归侨生活比较优裕,故土匪集中在开平一带作案。

当时县内较大的土匪有张韶、朱炳、胡南、候晚、谭钦、吴金发、张沾、黄保诸帮,他们四处劫掠,制造了无数惨案。

据粗略统计,1912年至1930年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约有71宗,杀人百余,掳耕牛210余头,掠夺其它财物无数,曾3次攻陷当时的县城苍城,连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

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收拾金银细软,四处躲避,往往一夕数惊,彻夜无眠。

华侨回乡,常常不敢在家里住宿,而到墟镇或亲戚家去,且经常变换住宿地点,否则即有家破人亡之虞。

  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这14年中,匪劫学校达8次,掳教师、学生百余人。

其中, 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众匪伙劫赤坎地区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探照灯照射,四处乡团及时截击,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

此事轰动全县,海外华侨闻讯也十分惊喜,觉得碉楼在防范匪患中起了作用,因此,在外节衣缩食,集资汇回家乡建碉楼。

后来,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各式各样碉楼式的楼。

这样,碉楼林立逐成为侨乡开平的一大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

  目前,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已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受理,列入预备清单。

  造型  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只有大小、高低的区别。

大的碉楼,每层相当于三开间,或更大;小碉楼,每层只相当于半开间。

最高的碉楼是赤坎乡的南楼,高达七层,而矮的碉楼只有三层,比一般的楼房高不了多少。

  碉楼的造型变化主要在于塔楼顶部。

从开平现存的一千四百多座楼来看,楼顶建筑的造型可以归纳为一百种,但比较美观的有中国式屋项、中西混合式屋顶、古罗马式山花顶、穹顶、美国城堡式屋顶、欧美别墅式房顶、庭院式阳台顶等形式。

  特点  开平碉楼罕有的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中国乡村的广泛交流;它融合了中国传统乡村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独特建筑艺术,成为中国华侨文化的纪念丰碑,也是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移民文化与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

它还突出的体现了中国华侨与民众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历程。

同时,开平碉楼丰富多变的建筑风格,凝聚了西方建筑史上不同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建筑成群,成为一种独特的建筑艺术形式,它极大的丰富了世界乡土建筑史的内容,改变了当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开平市内,碉楼星罗棋布,城镇农村,举目皆是,多者一村十几座,少者一村二三座。

从水口到百合,又从塘口到蚬冈、赤水,纵横数十公里连绵不断,蔚为大观。

这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

可以说,开平作为华侨之乡、建筑之乡和艺术之乡,她的特色在碉楼上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对碉楼资源进行保护和挖掘,对于研究华侨史和建筑艺术,对于开发旅游资源和开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北京水故事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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