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鹏

流言蜚语、虚伪、嫉妒，无数的宫廷剧塑造了人们对于女性友谊的刻板印象，让人怀疑女性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谊。在历史文献中，在文字由男性掌控的时代，人们很难看到记录女性友谊的文字。直到女性获得了获取知识的权利，她们的友谊才通过书信和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出来。女性友谊是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建立并逐渐成为主流交往语境的？

在一位三十多年的好友去世后，这个话题引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莲亚隆的关注和反思。诺万布朗与人合着了《女朋友：女性友谊的历史》一书，回顾了西方世界女性友谊的发展历史。从被忽视、忽视、歧视到今天被正视和认真对待，女性友谊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这份友谊其实坚如磐石，弥足珍贵。

男人讲友情的时代

玛丽莲亚隆认为，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600年的西方两千多年历史中，男性垄断了写作，几乎所有有关友谊的文学都与男性有关。 “男人是友谊的主人。代言人”。在古希腊的一场名为“研讨会”的酒会上，男人们也会热情而认真地谈论友谊。送给闺蜜生日的话。

在亚里士多德的男性中心论中，“两个身体中的一个灵魂”的关系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友谊。他坚信，只有拥有男性朋友的男人才能获得个人幸福，社会是靠男人之间的友谊来维持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普鲁塔克甚至说过：“妻子不应该有自己的朋友，而应该有与丈夫共同的朋友。”

事实上，在中世纪，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谊已经在修道院等地方出现。离开家族的修女们可以学习拉丁文写作，因此她们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回忆录，即使年龄或地位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仍能看到她们相互依赖而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不同之处。

毕竟，能够成为修女的女性人数是少数，而她们的友谊又被封闭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所以欧洲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对女性友谊的概念没有什么印象。在修道院之外，友谊的故事仍然由男性撰写，并且只关注男性主题，而女性的友谊则受到怀疑或否认。 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的灵魂不够坚强，无法承受“亲密而持久”的亲密友谊。

蒙田在世时，女性友谊日益明显。英国城市富裕家庭的妻子可以在丈夫的允许下出去“拜访朋友，结伴旅行，与同阶层的人和邻居聊天”。 送给闺蜜生日的话。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为那个时代女性友谊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如《皆大欢喜》中的西莉亚和罗莎琳德、《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亚和海伦娜、《威尼斯商人》中的赫米亚和海伦娜。 《冬天的故事》中的波西亚和妮莉莎、赫敏王后和她的朋友宝琳娜……无论是皇室贵族的女性，还是酒馆乡村的下层女性，莎士比亚不仅证实了女性朋友的存在，还宣扬女性朋友的存在。剧情的演变通过两个女人的合作，迎来了美好的结局。 《莎士比亚传》的作者彼得艾克罗伊德指出，莎士比亚对女性友谊的理解很可能是从母亲与姨妈的谈话中获得的。他童年生活的小镇斯特拉特福是一个家庭主妇依靠邻居进行日常业务往来和相互支持的地方。

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底层的女性是不被允许独居的。议会法案和1562 年工匠法案要求未婚女性服兵役，否则将被送进监狱。因此，十几岁的女孩在结婚前通常必须入狱。在贵族世家任职四年，同样的处境和地位让他们互相扶持、陪伴。困难时期的谈话是他们友谊的支柱。

17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英国女性开始写作，男性作品中缺乏的两个主题开始出现。一是作为母亲的女性，二是作为朋友的女性。 “我不是你的，而是你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也可以共享一个灵魂。

并肩的女性友谊

在战争动荡中建立的友谊是人类经历过的最牢固的纽带之一，玛丽莲亚洛姆相信这些女性也不例外，政治事业可以成为友谊的催化剂。 送给闺蜜生日的话。

十八世纪的美国，有一群愿意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爱国妇女”。他们抵制进口茶叶，抗议英国税收，并为军事防御筹集资金。在此过程中，志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过书信交流，偶尔拜访对方的公寓，互相鼓励成为“爱国自由的理想典范”。例如，出身于政治世家的作家梅西沃伦和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最初结下支持爱国人士的友谊，并通过书信交流了近二十年。沃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性相关，也与女性相关。她写信给凯瑟琳，“当这些观察是公正的，尊重内心和品格时，无论从女性的嘴里说出什么，无论是夹在私人友谊的轻声细语中，还是大胆地说出来，都没关系。在参议院由另一性别的人担任。”

由于梅西住在美国，凯瑟琳住在英国，大西洋彼岸的两人只有1785年左右才有一次见面和交流的机会，通过书信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Marilyn Yalom不禁想起了现在网上交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不面对面交流真的能成为朋友吗？ “如果友谊的标志是不断交流感情和想法，再加上相互同情和尊重，那么凯瑟琳和梅西的友谊确实是真正的友谊。”

19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女性也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有精力和时间去教堂或参加活动，并通过共同的交往建立了友谊。他们自发成立了许多教会团体，为孤儿、贫困者和未婚妈妈提供服务和帮助。这些群体迅速成长并成熟。她们按照“男性的议事规则”行事，这不可避免地引起男性的担忧，即“一群女性实际上在没有男性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各种组织决策”。玛丽莲亚隆分析说，大量女性之所以走出家庭，全力参与这些活动，并不是对权力的渴望。真正的原因是这些群体提供的社会安慰，让女性的友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过去，在根据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缔结的婚姻中，女性对婚姻陪伴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女性之间的友谊至关重要。他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讨论家庭事务甚至政治观点。

伊丽莎白斯坦顿和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领袖苏珊B安东尼之间的友谊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单身的安东尼和七个孩子的母亲斯坦顿，生活环境不同，性格脾气也不同，但他们对反奴隶制、禁酒、倡导女权的公共兴趣让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许多世纪。忠于婚姻和家庭的斯坦顿谈到他的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完全是一体的，在我们所有的交往中，我们总是并肩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从来没有嫉妒的感觉。”即便有意见分歧、激烈争论，“互相无视的时间也从未超过一个小时”。这种非凡的友谊超越了他们所属的时代。它不再局限于“友谊的低语”，而是并肩面对公众，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作为公民美德的理想。提升女性登上国家舞台的水平。

姐妹情谊

19世纪，英美文化鼓励女性写作。信件记录了女性对友谊的看法，以及她们在婚姻中为友谊争取空间的努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为即将结婚的女友写了一首诗：“我们悲伤地分开，因为责任/我的朋友很快就会成为幸福的妻子。”当时的社会认为，女性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存在友谊，“至少在合适的丈夫出现之前”。

结婚后，女性往往会因为繁琐的家庭事务而忽视了这份友谊，甚至遭遇丈夫的干涉。 《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在寄宿学校时与艾伦建立了浪漫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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