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很多文化名人打过笔战，但最不留情面的是顾颉刚。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以“鼻”代称，取笑他的红鼻子，在小说《故事新编铸剑》里影射顾颉刚，对其口吃进行嘲笑。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为圣人，而顾颉刚也因与鲁迅的过节而备受压力，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两人过节的主要原由之一，是顾颉刚曾说鲁迅的《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的。这里面孰是孰非，后人不敢妄下论断，但看不得假、眼里揉不得沙子，其实是顾颉刚的性格所在，纵观他刚研究历史的一生，也体现了这一点。

学者研究中国历史，都以《二十四史》等所谓的“正史”为尊。但顾颉刚却对“正史”颇多置疑。1923年5月，30岁的顾颉刚提出了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就是传说中假的东西也就越多。比如他说三皇五帝基本上是后人假造的子虚乌有，尧舜禹的“禅让”也是后人为了“圣王之道”而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传说。

他的疑古理论一问世，就引发史学界轩然大波，他也成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和旗手，并自称是“公认的妄人”。

他还发表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当时也是标新立异的。

再如他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分析出各种人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体现了不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其实，历史沿袭久古，“正史”基本上都是后人述前人、后朝编前朝，受限于史料的缺失和时任帝王的需要，往往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编撰和颠倒黑白的做假。而且编史所依据的前朝史料，也往往是修饰加工过的。

春秋时齐国权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他一手遮天，朝中大臣都不敢言，只有史官在史册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勃然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任职后，依旧这样写，崔杼又杀。太史的三弟又记，崔杼威胁他，“你难道不怕死吗？不想死就把庄公的死因写成暴毙而亡”，三弟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后世之人感叹：“齐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闻 ”。

这个例子被大书特书，说明中国史官威武不能屈。但事实上，正面个例越被传颂，越证明其稀少可贵，越说明反面做法的普遍性。事实上，中国的大部分史官并不正直，会迎合皇帝更改历史。司马迁算是正直史官，但面对一些糊糊不清的历史，也会编造一些来添补。

记得《百家讲坛》中，一位讲清史的老师在面对一个明显有疑问、有争议的历史记载时，说，“我们还是要依据正史的记载。”而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时，就往往结合史料和自己的辨析，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推论。这种做法，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1975年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在《贺新郎·读史》中，他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对顾颉刚如何定位，史学界至今争议很大，很难盖棺论定。历史悠悠，湮没模糊，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但顾颉刚这种“疑古”、“打假”的精神，应该被我们所尊敬和推崇。

如此，学史才能真正起到“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