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薇薇：大约10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演讲，讲中国模式的全球意义，但那天雾霾特别严重，早上十点天还是黑的，讲座开始了之前的朋友告诉我，今天雾霾这么严重，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中国模式。我当时就回复了。我说中国模式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它的纠错效率远高于西方模式，对于环境问题也是如此。那么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环境保护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清理”的老路，也有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都在走同样的路。这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无一例外。当然，我们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第一个，就是要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然后找到一条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新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后来我还在思考其中的原因。也许这种历史的宿命就是，一个社会里总有那么几个人，会对一些事情看得非常清楚。问题，那么发展就必须走经济和生态共赢的道路，但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整个社会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等到污染直接威胁到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只有这样，大家才会顿悟，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

那么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是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今天，我想大多数西方国家也承认，其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确立了一个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真正的责任。落实自己的责任。虽然欧洲国家的环保意识普遍比美国好，但众所周知，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甚至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虽然拜登现在表示美国会重返该协议，但我认为还是需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不久前，我记得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那是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我们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大声谴责一些西方国家。他只是说话，却没有做任何事。他有些兴奋。他表示，“有些国家做出了承诺，但没有落实。他们没有履行或兑现承诺，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你们带头大幅减排了吗？我们减少了排放吗？”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你们有提供技术和技术吗？你所说的还没有实现。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已经做了我们需要做的一切。我们已经做到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做呢？做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告诉我这些真相？”

所以就中国本身而言，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虽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我们也确实在环境污染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一直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乃至世界的未来。我非常有幸参加了一些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包括1995年4月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被称为COP1。后来我参加了很多联合国气候变化相关的会议。这次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见证者之一。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向国内外环保问题的专家请教。比如我问一个问题：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比较脆弱，那么这种生态恶化能否彻底扭转呢？我和中外专家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就一定能扭转局面，因为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是比较严重的。比中国严重，但是通过努力，今天的欧洲已经成为环保方面比较成功的地方，因为伦敦的污染曾经非常严重。伦敦曾被称为“雾霾之城”，雾霾之城最大的危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1952年12月，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因煤烟污染造成的事故造成4000多人死亡。 1953年，伦敦煤烟污染造成800多人死亡。随后欧洲一些最大的河流，比如莱茵河，一度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们无法游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也开始死亡。最终，欧洲人吸取了惨痛的经验，形成了必要的环保共识，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开始更加重视环境问题，因此取得了很多成就。因此，这些专家认为，只要我们善待大自然，大自然的自愈能力是非常强的。莱茵河和泰晤士河就会这样慢慢恢复。我还问过一位与中国环保产业有过合作的德国朋友，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德国的环保虽然好，但德国的工业革命也好，然后几百年内就会发生无数的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摧毁了大量的森林。我们德国现在确实有很多森林，大家看到都是绿色的，但是这些森林大部分是战后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的许多森林已不再是原始森林。生态森林里没有一头狼，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当时也想，如果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包括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最终可能会带来很多现在无法预测的巨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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