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集

导语: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月环，笔名秀、、上官碧、玄若等。本名茂林，字崇文。他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汉族，但有部分苗族血统。这里边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沈从文散文集，希望大家喜欢。

第一，“天安门广场前”

最近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每天早晚都要进出天安门几次，风雨无阻。但是如果你想拿起笔写天安门广场，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30年前来北京观光的人们，经常有机会看到骆驼队在郊区随处可见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悠闲地行进。每头骆驼必须背上两袋粗粮或煤。尽头照例有一只小骆驼，脖子上挂着一口大铁铃，走路时当地响。这些钟声代代相传，经历了多年的风霜，有些已经嘶哑。如果机缘巧合，还可以看到由两头骆驼组成的骆驼轿子，一前一后斜着排列，抬着一个大木轿子笼，摇摇晃晃。可能是从蒙古和热河过来的，就停在城外的一个商店门前。那家店门口的屋檐前挂着“某某镖局”的牌子。原来《猫王》和《小武夷》里提到的镖师，有的还在传承事业，有的客户是来咨询的。在这座古城里，留下了当时这个古老社会的许多标本。有的属于两百年前，有的属于七八百年前。驼队原本是沙漠中的一支舰队。当它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前被发现时，它在这座城市里显得更加古老。当时北京有轨电车运行时间还不长。如果骆驼队过了马路，电车司机们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暂时停下来等一会儿。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从800年前北京建都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一员，他们应该受到一点礼遇或尊重。

在天安门广场前，也有青年学生、工人和市民在示威前举行集会。“五四”、“三·一八”、“五·三十”、“九·一八”...除了这些刊登在报纸上的大型集会之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集会。虽然一次只有两三千人，或者七八百人，但已经让旧军阀官僚们感到苦恼和不安。因此，在天安门广场前，一度到处种植着白色的紫丁香和黄色的玫瑰。我不知道军阀和官僚在美化旧都。其实他们只是故意减少广场面积，被动阻止爱国青年的示威游行。

30年来，北京经历了很多大事，终于解放了。

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共同努力实现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游行。时代变了，骆驼队不再容易出现在这里。现在，任何想看这种威严、强壮、勤劳的生物的人，在南口居庸关附近都会有机会偶遇。至于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只有去动物园或者地理博物馆，才有希望知道真正的骆驼到底长什么样，了解骆驼从长城以外来到北京的各种情况。如果现在北京动物园没有骆驼的位置，我建议增加两三只骆驼，它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经常携带各种重要物资穿越西北大漠，为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通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千年来在华北地区总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不如在以后的方志馆的展览中展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将30年前暮色中骆驼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景象与解放后数十万人在这里观看五颜六色的烟火、跳舞狂欢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展示两个时代、两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同。

在天安门广场前的路上，一群骆驼大步穿过马路。这个古色古香、毫无生气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各种代表今天，象征明天的新事物不断涌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大白石桥和石狮前，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群群四五岁的孩子，红着脸颊，手拉着手排队去公园。在阿姨们的带领下，他们暂时停下来欣赏面前高大的天安门铁塔，以及六年前毛主席站在那里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座宏伟的门楼后面，是一片清澈的蓝天，一群白鸽像银星点子一样，在这蓝天的幕布下绕着门楼飞翔。回望南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脚手架已经拆除，所有工程即将完工。

为了使这座纪念碑更加庄严和美丽，扩大周围的开放空间，更新将要建造的建筑物的蓝图，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

上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一条无限宽广平坦的道路，这一代人的辛勤劳动正在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环境。中国所有的人——老、少、幼——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里。革命纪念碑建成后，夏天的黄昏，往往会有各种音乐团体在纪念碑前的石台上举行公开音乐会。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听到温暖美好的民乐，更希望听到世界各国伟大作曲家最健康最甜美的音乐。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前的广场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所有的看台都整齐地用汉白玉建成，纪念碑附近还推出了一个每周四和周六都有七层楼宽的新建筑群，大部分都用汉白玉装饰，非常漂亮。这里是革命博物馆，那里是祖国自然资源博物馆，第三是民族文化博物馆，第四是工业建设博物馆，第五是...到了晚上，这些大型建筑就像大白天一样明亮，成千上万的游客进进出出。然而，在纪念碑前，有一个20英尺大小的巨型新屏幕。通过新的电视手段，国家歌舞剧院正在上演的音乐和舞蹈节目免费向30，000名市民播放。

你还会看到一群骆驼在天安门广场前缓缓行走，而队伍中的小骆驼，脖子上的铃铛，还在当地响着，暂时把大部分人吸引到了半个世纪前老北京的山水画上。原来，这是历史博物馆工作组利用电视教育回忆天安门广场前的各种历史！

在1956年

二、“中国人病”

国际上有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其自私。”每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人都分担了这一言论所造成的侮辱和伤害。做外交，做生意也添了不少麻烦，吃了不少苦！否定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要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君子，试着看看这个国家的官员、商人、笔杆子、商人，你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确实随处可见。当权的官僚主义情况尤其严重。它的存在是事实。是中国大多数人的通病。但责任主要在于当局。

当一个自私的人关注自己的权利时，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义务。对他个人来说什么都有点兴趣。为了攫取这种利益，他完全无视谦虚、牺牲、为群体幸福和正义的精神。

像往常一样，一个自私的人不会爱国。自私与国家的混乱有很大关系。

民族自私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大概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完善。时代变了，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支撑新的社会。如果你还在用那个旧东西，你就得纠正它，改造它。

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儒家人生哲学，似乎是建立在大公无私的基础上，所有的文字都是美丽而优雅的。主要意思是重视民众的“尊帝”、“信天翁”，所以一直是君王统治天下的法宝。过去的皇帝经常用，新皇帝也用。但是，这种哲学很容易与“人性”相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很高尚，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对人民不公平。它指出了人们的许多“义务”，但几乎没有提到他们的“权利”。所有的义务似乎都是必须的，权利完全是出于帝王和天上的神佛的宠爱。中国的人在学习的时候，承认这个规律，接受这个观念。学者虽多，却无人敢想:“我现在做了多少，该得到多少？”如果真的有人这么认为，这个人不是叛逆，而是和疯子只有一个房间的距离。否则，他就是一个“门外汉”。在一个“帝王神仙”和“仆从信徒”对立的社会组织下，人民虽然容易统治，但同时也失去了创造力和独立性。平时，我们看不到它的坏处。当内忧外患逼迫我们，国家的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的教训束缚不了人心的时候，民族道德自然会下降。亡国之前，大家都努力推动亡国之势，亡国之后，老老实实做新王朝的听话人。在历史上，身为国民只有尽义务吸引帝鬼的注意，才能获得天禄的爵位。在能够让人类荣辱与共的偶像权威已经没落，鬼神迷信逐渐消失的今天，自我意识第一次有了上升的机会。“不知社稷而只关心自己”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吗？

目前很多人关注这种现象。或者悲观消极，念佛念佛这种残生。或者花很多时间，痛骂人民不懂得爱国。念佛就不用提了，但是怎么补呢？不要让人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不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有多少生存的权利，不要让他们知道爱国也是一种权利！思想家和统治者只会责备和羞辱年轻人。我还是希望那些没饭吃的人不要因为怕打雷而去偷别人的东西。我以为一本孝经就能治理天下。如果上面的人都这么迷茫，国家还能指望好到哪里去？

其实民族问题是旧的观念应付不了新的世界，所以很乱。目前最需要的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的共同努力，用一种新的方法创造一种新公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每个人都愿意为国家尽义务，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不是坏事，真的是所有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可以自由思考，自由学习，自由创造，这自然比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笨如鹿，愚蠢迷信，没有知识有用得多。靠国王的祝福活着要有用得多。

自私有很多种。有因受贿而不能忠于职守的，有爱占小便宜的，有偷懒的，有卖国贼，卖敌对商品企图发财的。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还有一种“学者”，保持着一种无知和偏执的感觉，盲目相信过去，美其名曰“爱国”；范迷信，美其名曰“复古”。虽然国家大事不可能明明是这四十年来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但这种人用白话文推卸责任，以为一旦在学校读了经典，就可以在国内外；或者责怪年轻人的头发和帽子，认为如果他们可以干涉这些小事，他们就可以期待世界和平。在情感和思想上，这类人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士人的基本计划，但他们很容易使地方统治者误以为他们支持爱国，用这种老年人的伎俩来羞辱年轻人。这种学者患的是精神错乱，比一切自私自利的人更危险。少数人的这种病比大多数人的更值得关注。真正的爱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习新事物”。目前，我们需要的人不是搬砖修长城的人，而是懂得独立和自尊，懂得努力学习，会努力学习的人。有这样的国民，国家才能存在，没有这样的国民，国家永远不可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想优秀，就要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都明白，与其向邻居学习，不如向祖先学习。其实政治不就是一门技术吗？

如果我们是一个还想活50年的年轻人，我们希望比我们年轻的人还有机会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想——第一，要肯定帝王、神灵和仆从、信徒的人生观是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就是起因。其次，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任何人开着老路倒退，想要让历史倒退，这些人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在那里做着蠢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增加民众的愚昧和堕落，没有任何好处。

第三，要明白，凡是迷恋过去，对未来不了解，或者对国家大事悲观厌世，领导人民念佛拜神的，都是身心不健康的病人疯子。(这些人和巫师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巫师因为要得到食物而装疯，这些人因为有了食物而变疯。第四，要理解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样的权利，支持那些勇于争取正当权利的国家行为。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人”的义务，要对做人的义务有热烈的兴趣，要有承担义务的勇气。我们应该把依赖看作是非常可耻的，把懒惰和身心虚弱看作是极其不道德的。要有自信，吃苦不计较，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死而复生的精神，对身心不健康的患者绝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拯救国家同时拯救自己的简单药方。

三。我长大的地方

拿起我的笔，想写一些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年的日子，我见过的人，我听过的声音，我闻到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的现实生活教育，先提一个从小长大的边陲小镇，更方便。我应该按照城里人的口气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仅仅两百年前，满人在中国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为了安抚和杀戮残存的苗族人，派出了一队守备兵驻守，这样才有了城堡和居民。这个奇怪的地方的建立和所有的过去，有一部《苗防》记载了一些官文，但那只是一本枯燥的官书。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的一部作品中简要描述的那个小镇。虽然这只是一个轮廓，但那个地方所有的景物都是浮动的，凸出的，仿佛用手就能触摸到。

一个好人，如果从一张百年前的旧地图上找，能在黔北、川东、湘西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一个叫“镇”的小点。和其他小点一样，其实应该有一个三五千人可以定居的城市。而所有城市的存在，大多是在交通、产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成为城市繁荣的原因。然而，这个地方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独立存在的。尽量以粗糙坚固的巨石构成的圆形城市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在这座与世隔绝的边境城市周围，有大约7000个掩体和大约200个防洪营地。碉堡用大石头堆砌，位于山顶，处处顺着山脉；洪水营地的位置都在驿道上，非常有秩序。一百八十年前，按照精确的计划，这些东西被均匀地分布在方圆数百里的地方，解决了经常在一个角落里做出“愚蠢举动”的边苗的“叛乱”。满清王朝近两个世纪的暴政以及这种暴政所导致的反抗，让每一条官道，每一个碉堡都被鲜血染红。到现在，一切都完了，大部分碉堡被摧毁，大部分营地变成了民房，大部分人被同化了。日落黄昏，站在万重山环抱的孤城高处，远眺远近那些破败的碉堡，还能依稀想象出当年用角鼓火把警告你时的情景。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另一个军事重心，一切都在以迅猛的姿态变化和进步。同时，这种进步正在摧毁过去的一切。

所有有机会跟随屈原常年澄清的沅水逆流而上的旅行家和商人，如果看着从陆路进入贵州、四川，而不经过古老的夜郎国和永顺、龙山，就应该明白，“镇”是安置他行李最可靠、最舒适的地方。那里的土匪名字一般人听不惯。队伍纯洁善良如平民，不受欺凌骚扰。农民是勇敢而安静的，他们没有对上帝和法律的不尊重。商人们各自背负着鲜花、纱布和货物，自由而独立地走向山里的村落，与平民百姓进行交易，谋取利益。地方统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神，第二类是官，第二类是村长和施行巫术的神的仆人。人人信神，守法，爱官。每一件有兵役的家具，每个月都能从营里领到一点钱和一粒米粒，还能从政府那里领到200年前被政府没收的公共田地的耕田和播种。城里人每年都要去天王庙，根据家里的需要，宰杀猪、羊、狗、鸡、鱼，祈求上帝保佑五谷丰登，牲畜兴旺，孩子成长，疾病解决，婚丧嫁娶。每个人都要对政府按职责分配的捐款负责，自动把钱捐给寺庙祭祀或单独的巫术实践者。凡事保持朴素的习惯，遵循古礼；春秋两季农事开始和结束时，照例有一些老人到处向人收钱，为社稷神唱木偶戏。大旱时，祈雨时，孩子们会一起背着活狗，随身带着柳条，或者绑成草龙，四处走动。春天，春官们经常穿着黄色的衣服，到处念农家乐。岁末，居民们在家中的主房里用红色装饰神灵，敲锣打鼓如雷，苗巫们穿着鲜红的血衣，吹着银角，手持铜刀，载歌载舞，娱乐神灵。城内大部分居民派出驻军和士兵定居。另外，江西人在这里卖布，福建人在这里卖烟，广东人在这里卖药。少数文人和大多数军官在政治和婚姻上的结合，产生了上层阶级。这个阶层一方面以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期管理政治，另一方面又统治了大部分私有土地，这个阶层的来源仍然是来自当年的驻军。当地城外山坡上有桐树和杉树，矿里有朱砂和水银，松林里有木耳，山洞里有硝。城乡都不缺适合理想的勇敢忠诚的军人和适合家庭的温柔勤劳的女人。军校班级厨房里，有异常可口的菜饭，砍树砍柴的人群中，有一首温暖动听的歌。

东南四十里的地方靠近大河，一条河是肥沃的闫平两岸，许多米和许多橘子和柚子。西北二十里，已渐入高原，逼近苗乡。在山峦重叠、大小重叠的群山中，大杉树以其常年的深绿色四处蔓延。一条小河从山沟里流出来，汇聚了万重山的涓涓细流，沿着两边都是杉木的河沟流淌。农民在河边编竹做水车，从河里取水，灌溉高山田地。河水一年四季清澈，其中有许多鳜鱼、鲫鱼、鲤鱼比人的脚还大。在河岸上那些人的家里，经常可以看到白脸长身的女人。溪水绕镇北流，170里后下陈河，达洞庭。

此地又名凤凰堂，民国后改为县令，名为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陈远道两军司令曾在此驻扎。当地居民只有五六千人，但到处驻扎着七千正规军。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绿营的兵役制度仍然保留着，是中国绿营兵役制度的唯一遗存。

我在这样的小镇长大，直到快十五岁才离开。出去两年半，回过那个小城一次，直到现在都没再进过那个大门。但是那个地方我很熟悉。那个城市生活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我却常常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